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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媒体与司法关系的中国问题及程序上的应对
【副标题】 对几起“记者被抓”案件的省思【作者】 徐阳
【作者单位】 辽宁大学【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媒体;司法;新闻自由;公正审判;司法保护
【文章编码】 1003-4781(2011)04-0096-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4
【页码】 96
【摘要】

法治发达国家在司法与媒体关系的制度安排中,体现了司法对媒体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宽容,力求新闻自由和公正审判之间的价值平衡。在中国,不成熟的传媒与独立性不足的司法,共同面临着强大行政权力的干扰。司法应为媒体提供保护是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特殊问题。刑事诉讼程序应为被追诉的媒体人提供如下司法保护:以变更司法管辖规避媒体被追诉者的诉讼风险;以构建审前司法裁决机制为依托实现对被追诉媒体人的保护;强化上诉审对媒体被告人的程序性保护功能;运用司法裁量权实现对媒体被告人实体利益的保护。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5906    
  一、问题的引出:不尽如人意的传媒与司法关系
  2008年末网络上一则山西太原检察机关进京抓记者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据报道,涉案的中央电视台女记者涉嫌在新闻报道中收受贿赂,因此被她报道新闻发生地的检察机关以受贿罪采取强制措施。任何有理性的读者都能在网络对事件平淡的描述性报道中读到一种文本背后的弦外之音—报复性执法已经成为高悬于新闻记者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在2008年,这一案件已不再是“新”闻。媒体披露的多起类似案件,让2008年又多了些许“记者蒙难年”的悲壮色彩。{1}2008年1月1日,《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因采写《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而被3名西丰警察以涉嫌诽谤罪抓走,后朱文娜的指控被撤销;2008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以受贿罪对《第一财经日报》北京产经部主任傅桦提起公诉;12月1日北京《网络报》首席记者关键在太原失踪,12月15日,河北张家口警方致电关键家属,称他涉嫌受贿被拘留;12月4日,《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涉嫌窝藏罪、妨碍公务罪及受贿罪案件在山西吕梁市临县法院开庭审理。《南方周末》在报道中称,这数起案件中均涉及到“案中案”,涉案记者所采写的新闻报导都触及了地方利益或权力核心人物。
  在记者被抓案件频频见于媒体报端之前,曾出现过多起记者“被封杀”事件,[1]媒体因采写报道而被以侵犯名誉权诉至法院、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尽管仅凭媒体一面之词和不完整的个案信息无从判断这多起事件中争端双方孰是孰非,但2008年多名记者被抓似乎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媒体与公共权力的冲突已呈现出显性态势,个案诉讼过程中传媒与司法的紧张关系正是这种冲突不断激化的表征。而我国当下媒体与司法的对峙紧张状态绝不是和谐的法治社会中两者理想的互动关系。
  二、媒体与司法关系的中国问题:司法对媒体保护的现实需要
  (一)法治发达国家媒体与司法关系治理的语境分析
  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媒体与司法紧张关系背后潜藏的,是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的价值冲突。在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制度安排中,不能以减损一种价值的代价保证另一种价值实现,而力求两种价值的统筹兼顾。美国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制度实践最充分地诠释了上述理念。在对媒体法律责任的追究上,美国法院保持着最大的克制。[3]在对新闻自由给与最大的尊重的同时,美国法院从自身司法行为入手,采用预先防范的司法措施,“形成了以保护陪审团不受外界影响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调和方法和策略,以求最大限度地维护新闻自由和保障被告人权利。”[4]
  民主与法治实践中法治发达国家已形成了强势媒体与权威司法之间的关系结构。这已成为法律调整媒体与司法关系的一个基本语境条件。“第三种权力”与“第四种权力”的对峙中,司法与媒体形成一定张力,但各自的力量都不会受到削弱。在第四种权力背后是足以与国家对抗的强大市民社会的支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是媒体生成、壮大的基本语境,媒体新闻自由的正当性来自于市民社会话语权。
  如果说媒体力量的强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司法的尊重和宽容,那么司法不可撼动的强势则源于其业已形成的强大权威。职业法官被认为具有超越常人的职业理性和人格。“法官应当是坚韧之人,在恶劣气候中也得顽强生存”,“强制让公众保持沉默,不管是多么地有限,哪怕仅仅是以保护司法尊严的名义,也可能会招致憎恨、怀疑和蔑视,而不是使尊重得到加强。”{2}(P10)基于对职业法官人格和职业素养的高度期待,在有陪审团审判的国家,法律调整司法与传媒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防范传媒对案件倾向性报道和评论对陪审员造成误导、影响公正审判。而职业法官的职业理性足以抵制舆论的纷扰、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
  “在表层上,司法独立是一种制度设计,而更深的层次上,实在不过是一种力量对比所引出的后果而已。”{3} (P6)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市民社会的兴起是司法独立根植的社会结构。法官职业群体正是司法得以独立于包括社会舆论在内的社会力量的力量之源。社会对法官职业群体的信赖不是虚无的迷信,而是建之于一系列客观制度构建之上。法官的选任制度、培训制度、职业保障制度等塑造了精英化的法官职业共同体。{4} (P47)这一职业群体以其勤勉的工作获得了社会公认的声望,良好的声望构成了司法权威的社会基础,而借助司法权威法官职业共同体在维系社会正义的过程中又在不断提升着自身声望。经过长期的法治实践,当司法权威积淀成了一种社会信仰,司法的公信力已经经受得起媒体对个案负面报道与评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面对媒体的指责、甚至谩骂,法官职业共同体自然具备了坦然面对的心理应对能力。因此,法治发达国家表现出的司法对媒体的克制、宽容与尊重,绝不仅仅出于某一个或几个法官超越常人的恢宏气度与智慧,而是社会条件使然。
  (二)中国语境下传媒与司法关系的特定问题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邓正来先生分析,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障碍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无论是国家权力过度集中,还是政治权威的剧急流失,除了本身(内部结构),无不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外部结构)密切相关”。{5} (P4)中国法治发展的进程,也正是市民社会构建的过程。在这种迥异于西方的社会结构中,由于缺少强大市民社会的支持,媒体难以获得如同西方国家“第四种权力”的强大力量。在代表市民社会对抗国家、保持公共领域自治空间方面,媒体所发挥的作用也受到局限。与西方相比,中国媒体承担的角色更为复杂。一方面,媒体是执政党或主管者的“喉舌”,承担着舆论宣传、政治动员、教育公众等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媒体的舆论监督、公共问责的功能得到不断强化。随着法治不断深化,国家在逐渐退出某些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契约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呈现出主导态势,市民社会获得了一定的独立空间,经过三十年发展与整合,市民社会不断壮大和正统化,媒体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已经渐人中国民主生活的核心领域,社会对媒体公共问责的功能赋予了高度期待。媒体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角色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独特景观。
  中国传统社会中,“皇权至上、‘联即国家’被普遍认同,国家被不正当地过度强化,社会被国家吞并”。{6} (P86)西方的司法独立起源于对王权制衡的政治诉求,而中国历史上却从未出现过能与皇权对峙的政治势力。司法独立在中国缺少法律文化“基因”。尽管在现有法律文本中,“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已成为宪法原则。但在当下国家权力结构中,中国司法权仍然缺少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和必要的社会公信力基础,司法权还不具备与其他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分庭抗礼的社会环境。行政权僭越司法权与司法权的行政化对法治的侵蚀,已经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中心话题。同时,成熟的法官职业共同体还未形成,法官整体素质有待提升,法官素质呈现出地区性不均衡,法官职业保障明显不力,法官精英化的制度之路刚刚起步。可见,不论从物质、还是精神层面,司法权都还未能发挥出西方国家“第三种权力”的强大功能,但司法却已具有了“独立”的法律形式。
  中国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绝不是如同西方的“强一强”力量对峙状态。正因如此两者的关系更为复杂。加之,社会转型阶段两者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这就又增加了两者关系的微妙性。现阶段中国传媒与司法冲突频发与传媒和司法两者本身的局限性有关:其一,中国传媒还处于缺乏自律的发展阶段。传媒忽视司法活动特定规律,“越位”现象比较突出。[5]与此同时,记者进行有偿新闻报道,或为吸引读者恶意歪曲事实进行虚假或夸大报道等情况也确实时有发生。传媒自我约束能力较弱,对传媒的管理尚未形成科学适度的机制。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媒体的行业自律规范。[6]在缺乏司法独立制度保障和司法权威社会信仰的中国社会,法官对媒体过度报道的“抵抗力”不足,媒体对法官公正执法产生消极影响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媒体超越职业道德底线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司法限制、干预媒体活动的动机。其二,在目前的法治发展阶段,中国司法机关还未形成自觉接受社会舆论监督的职业习惯。在一个缺少社会监督的环境中,司法机关少有机会“习得”对媒体的尊重与宽容。尽管在制度层面公开审判已经确立,但实践中囿于操作规范缺失,却并未形成司法开放的良好司法惯例。司法机关粗暴地禁止媒体对案件进行报道或限制媒体活动,不允许媒体旁听庭审,甚至动辄以民事起诉或刑事追诉对抗媒体。在处理与媒体关系时司法机关所体现出的司法专横,形成了媒体正常活动的障碍。并且,当司法成为传递行政权力专横的载体,媒体的舆论监督更会作为司法的异己被横加排斥与抑制。
  在中国现实语境中,以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之博弈为指向的媒体与司法的冲突,并未呈现为主流。在本文开头所提及的诸多个案中,在媒体与司法冲突的表象之下,媒体与行政权力的较量显露峥嵘。对于这一中国特有现象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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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黄利.今年频发记者被抓背后有案中案[N].南方周末,2008 -12 -25.

{2}Donld M. Gilmor&Jerome A. Barron, Mass Communication Law: Cases and Comments, 4th edition, West Publish Company, 1984.

{3}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4}[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5}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6}谢佑平.刑事司法权力的配置与运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7}程竹汝.传媒的公共问责功能与司法独立[J].政治与法律,2002, (3).

{8}石晓波.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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