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论美国保险法中意思能力识别规则及其启示
【作者】 马宁【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
【分类】 国际商法
【中文关键词】 道德危险;故意;意思能力;认知标准;自控标准
【文章编码】 1007-788X(2010)05-0052-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5
【页码】 52
【摘要】

当被保险人积极主动诱发保险事故时,识别其是否存在故意,以及形成故意的意思能力,直接决定着道德危险除外责任条款能否适用。借鉴美国保险司法实务经验,如果被保险人因精神疾病、智力缺陷、或其他非自愿引起的精神或智力损害而导致其基本丧失理解行为本质与后果、或对行为进行是非判断的能力,或被保险人基本丧失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则应认为被保险人主观上不存在故意,保险人不得援引道德危险条款。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018    
  
  依据保险法原理,被保险人因道德危险,即故意诱发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害属于法定除外责任,保险人对此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当被保险人患有精神疾病或智力发育障碍时,识别其是否具有形成明确主观意图(即故意)所必需的意思能力,[1]进而决定道德危险除外责任条款(简称道德危险条款)的适用与否却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我国司法实践均以被保险人的精神病学鉴定结果为判断标准,若鉴定结论为被保险人有行为能力,则可适用道德危险条款,反之,则不能适用。但该规则在实际适用中存在明显缺陷,学者对此问题亦缺乏研究。因此,有必要从比较法角度出发,探求并借鉴保险发达国家的先进—或至少是先行—经验。在美国,法院大都从审查被保险人的认知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出发,采用多种不同的规则去确定被保险人意思能力的有无。这些规则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一个人一旦丧失认知能力或自我控制能力,则其属于无意思能力人。因其行为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就不属于“被保险人故意造成的损害”,保险人不能据此援用道德危险条款去对抗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第二类则认为,只要被保险人能认识到行为的客观性质与结果,即使其不能区分行为的对错(即进行价值判断)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也应认为其具有意思能力,其主观上存在故意,该行为属于道德危险范畴。尽管法院适用的规则可大致分为上述两类,然而,即使采用类似规则,各个法院对意思能力欠缺概念所作界定与表述也是各不相同,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的处理也显得不尽一致。因此,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呼吁应采用统一的规则去识别被保险人的意思能力。
  本文第一部分将讨论道德危险条款的目的以及相关保险法理,并就该条款对意思能力健全被保险人的适用做一阐述。第二部分将阐述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识别当事人意思能力状况所采纳的各种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保险司法实践中处理该问题时须遵循的基本原理。接下来在第三部分,本文将对美国保险司法实践中正在使用的,判断被保险人是否存在意思能力,确定其行为是否属于为获取保险赔偿而故意采取的行为的规则进行探讨,并借鉴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文章第四部分分析这些规则存在的缺陷。最后,本文将对我国处理类似问题的规则及其缺陷进行阐述,并以前文分析为基础,提出完善现行规则的建议,力求避免现行规则应用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促进道德危险条款价值的实现。
  一、道德危险条款基本原理及其适用
  (一)道德危险条款及相关原理
  保险的目的是移转、分散被保险人因意图之外或未预见到事件而给其带来的财产或人身上的不利益。实践中,保险人设计保单时,一般通过明确规定将被保险人故意或可预见到的损害排除于承保范围之外的方式达致这一目的,此种条款一般称为道德危险条款。道德危险条款常常被美国法院作为限制保险人给付责任的有效方法之一。该条款的正当性基础包括以下三方面:首先,保险人是依据意外事故的发生概率来估算保费的,如果承保道德危险,那么被保险人就可以操控此种风险,导致保险人无法准确估定保险费率;其次,被保险人一旦获得了一份将道德危险涵盖于承保范围之内的保单,将极有可能故意从事损害他人人身或财产利益的行为;最后,道德危险条款隐含了一个公共政策,即禁止对被保险人因其故意从事不法行为而需承担的赔偿责任给予补偿。该政策的理论基础亦可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通过迫使被保险人对因自己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给予其惩罚;其次,通过惩罚阻止被保险人从事不法行为,此一做法符合社会公共利益。[2]因此,法院似乎有充足理由在实践中广泛适用道德危险条款。然而,这一条款的适用也可能造成消极影响,它可能妨害被保险人不法行为的无辜受害者获得赔偿。因为在很多情形下,被保险人的财产并不足以填补其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而受害人获得赔偿的唯一机会就是获得保险赔偿金,所以受害人又被称为保险的第三受益人。因此,限制道德危险条款的适用就成了法院保护第三受益人权益的一种重要手段。此外,美国法院还经常通过合同解释的方法来保障第三受益人与被保险人权益。首先,根据保险合同的“不利解释”原则,凡含义不清的除外责任条款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据此,应对除外责任条款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做最严格的限缩解释,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特别是在涉及无辜的第三受益人利益时更应如此,因为保险合同是典型的附和合同与格式合同;其次,法院还应用语义解释方法去限制除外责任条款的适用,根据该方法,保单的用语应按照普通保险产品购买者的通常理解加以解释;最后,法院还应用合理期待原则对合同进行解释,以保护消费者购买保险时的合理期待—获取保险保障—得以实现,甚至在保单用语并无歧义时亦是如此。{1}总之,在保险司法实务中,法院常常处于两难境地,既要确保第三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不被损害,又要保证道德危险条款的价值不被虚化,从而必须在这两端小心翼翼地寻找平衡点。
  (二)被保险人意思能力健全时道德危险条款的适用
  当被保险人意思能力健全时,道德危险条款的适用与否取决于法院对“故意”内涵的界定。实务中,美国法院一般采取下列规则之一去解释“故意”。首先,大多数法院认为,所谓故意是指被保险人意欲从事某种行为并希望因此造成一定的人身或财产损害结果,这又称为主观故意规则。{2}例如被保险人违反交通法规,超速驾驶,其可能并无造成损害结果的意图,但对于超速驾驶行为主观上无疑是故意的。若依此种规则,则被保险人不存在“故意”。第二种规则称为推定主观故意规则,该规则与第一种大致相同,但在被保险人的行为依通常状况必然造成某种损害的情形下,即使保险人并不能证明被保险人主观上意图引起一定的损害结果,法院仍可推定被保险人存在故意。此种规则事实上是对第一种规则的部分修正。{3}第三种规则称为具体主观故意规则,该规则也要求被保险人主观上意欲从事某种行为,但要求被保险人必须对实际发生的损害结果存在明确的主观意愿,而非只有发生概括性的损害的意图,即被保险人在从事某种行为时,必须对该行为引起的后果有明确的预期,并希望该后果的发生,或至少不违反其意愿。这种观点给被保险人提供了最充分的保护,因为被保险人行为引起的结果如果与其从事该行为时的预期结果并不一致,则保险人不能援引道德危险条款对抗被保险人的给付请求权。{3}第四种规则称为客观故意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当法院认为一个具有通常理性的人应该预见到某种行为的结果时,即使被保险人并无造成损害结果的主观意愿,也应认为被保险人存在故意,保险人也可以引用道德危险条款。这种标准的适用明显不利于对被保险人利益之维护。{3}
  尽管上述几种规则看似容易区分,但在实务中却并非如此。例如,在亚利桑那州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中,法院将其采用的规则作了如下描述:“如果损害结果是被保险人意图从事的行为的自然或可能的结果,那么查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对此规则,有人认为是主观故意规则,也有认为是客观故意规则。{4}1046,1054事实上,美国的许多法院在应用一个特定规则时,其用语经常是含糊不清,很难将其无争议地划归上述四类规则之列。因此,即使被保险人意思能力并无缺陷,道德危险条款的应用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更遑论在被保险人意思能力欠缺时此一问题的复杂性。幸运的是,此种状况下,法院很少运用上述规则去确定被保险人故意的有无,原因很简单,应用上述规则的前提是被保险人有形成主观故意的意思能力,问题只在于他的故意是仅存在于某种不法行为抑或同时存在于不法行为和损害结果(包括概括性损害结果和明确的损害结果)。而在被保险人的意思能力存在缺陷时,法院的关注焦点必须转移到对被保险人意思能力具体状况的审查上,以确定其在作出不法行为时是否具有形成故意所必需的对行为的辨认与控制能力。再者,在应用客观故意规则和推定主观故意规则时,对欠缺意思能力被保险人进行个别审查的意义也不大,因为被保险人是否存在引起损害结果的故意对确定是否适用道德危险条款并不重要,因此,决定被保险人能否形成主观意图的意思能力是否存在缺陷自然也是不重要的。保险实务中,美国法院认定无意思能力被保险人是否存在故意的规则与上述提及的被保险人意思能力健全时适用的规则存在明显差异。为了避免识别当事人意思能力的困难,法院借鉴了刑法中处理此一问题的诸多概念、规则,甚至将刑事判决书中的原文不做任何改动地“抄袭”。因此,为阐明现行保险实务中所适用的规则,遂有必要首先认真审视美国刑法实务中对意思能力欠缺问题的识别规则及其对保险司法实务的影响。
  二、美国刑法中意思能力欠缺的识别规则
  长久以来,欠缺意思能力在刑事法律层面一直被认为是行为人减轻或免予承担法律责任的正当理由。所谓欠缺意思能力一般认为包括不可归责于行为人的不知(Nonculpable Ignorance)与无法抗拒的行为倾向(Compulsion)。{5}1955年,美国示范刑法典的建议稿就上述两种表现分别列举了实例。如某人在掐住其妻咽喉时,认为自己是正在榨柠檬汁,或某人相信自己杀人是在执行上帝的命令,此即属于不可归责于行为人的不知;而某人知道自己正在实施侵害他人的行为,但由于自身内在的无法控制与不可抵御的力量而不能停止实施该行为则属于无法抗拒的行为倾向。传统刑法中所使用的意思能力欠缺识别规则大都与上述两种表现密切相关,总结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四种:其一,以存在不可归责于行为人的不知为标准,认定行为人无意思能力,这种标准称为姆纳顿规则;其二,以存在无法抗拒的行为倾向为标准,认定行为人无意思能力,这种标准称为不能控制规则;其三,将上述两种情形结合在一起的实际能力规则;其四,不包含上述两种情形的德拉姆规则。鉴于现行保险实务中所采用的识别规则正是在此四种规则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必要对该四种规则做一简略的介绍。
  (一)姆纳顿规则(M'Naghten Test)
  根据美国学者的解释,如果被告在从事为刑法所禁止的行为时,由于精神疾病的影响而丧失理性,不知其正在从事的行为的本质与性质,或尽管其知道该行为的本质与性质,但无法判断该行为的对与错,则该被告应被认为是刑法上的意思能力欠缺,由于该规则源于1843年姆纳顿一案,故称为姆纳顿规则。根据该规则,认定一个人构成无意思能力必需同时符合以下三个要件:其一,被告必须存在精神疾病或智力缺陷;其二,由于精神疾病与智力缺陷的影响,被告存在理性缺陷;其三,这种理性缺陷必须表现为妄想性的不知,导致被告并不了解其正在从事的行为。所谓妄想性的不知是指某人受到某种因素的影响,坚持自己的信念与看法,而该信念与看法已被确切的证据证明为与事实不符。妄想性不知包括两个方面,即对行为本质与性质的不知和对行为错误性的不知。理论上两方面并无牵连关系,符合上述任意一个方面即可使被告免予承担刑事责任。但在实务中,法院经常将对行为本质与性质的不知解释为“不了解行为客观特征并且没有辨别出该行为的有害性”,这事实上就是将被告对行为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能力相联系,只有在同时存在事实判断能力与价值判断能力丧失的情形下,才能被认为是无意思能力。姆纳顿规则自开始适用时起,就受到了许多法官与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该规则仅仅关注被告人对其行为本质与道德评价的认知方面,而忽略了意思能力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如意志方面(它包括动机、目的、愿望等)和情感方面(包括感情、情绪、心态等)。意志因素的欠缺将使被告人不能抵御从事其已明知有害的行为的冲动,即丧失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而情感方面的缺陷将使被告人不能体会到诸如懊悔等情绪,而该情绪通常也有助于防止被告从事有害行为。因此,姆纳顿规则被批评为范围过窄,不足以涵盖全部意思能力欠缺的人。{5}
  (二)不能控制规则
  Parsons. v. state一案的判决意见一直被视为对该规则最准确的阐述,在该案中法官写到:“被告是否能判断该具体行为的对与错?即使被告具有上述知识,但在下列情形中其仍可能不负法律责任。即由于受到精神疾病或智力缺陷的影响,被告的自由意志遭受损害,导致其无权在正确与错误行为之间进行选择,并进而避免从事被指控行为。并且,在从事被指控行为时,该行为与被告的精神疾病和智力缺陷存在因果联系,是精神疾病与智力缺陷的必然结果”。相比较于姆纳顿规则,不能控制规则的适用扩大了无意思能力被告人的范围。它将因精神疾病与智力缺陷而不能进行价值判断的被告人涵盖于无意思能力人之列,同时还将因此丧失自由意志,即自控能力的被告人也纳入此一范围。尽管目前美国并无一州采纳此一规则,但该案所提出的自控能力损害概念却为1950年示范刑法典所继承,并进而形成了现在广泛适用的实际能力规则。{5}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三)实际能力规则
  1950年,美国法学会制定了示范刑法典,该法典第102款4.01写到:“如果被告在从事刑法所禁止行为时,其由于精神疾病与智力缺陷的影响,而基本丧失了正确评判(Appreciate)其所从事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或者使其行为符合法律要求的能力时,该被告人不承担刑事责任”。事实上,该规则是将姆纳顿规则与不能控制规则相结合的产物,仅仅只在用语上做了微小改动。与不能控制规则相比,实际能力规则避免了将被指控行为仅仅理解为某种突然的、一时冲动行为的含义,根据该规则,那些经过深思熟虑或认真权衡过的行为也包括在内。再者,相较于姆纳顿规则所要求的被告人认知能力的完全丧失和不能控制规则所要求的自我控制能力的完全丧失,实际能力规则强调了能力的“基本丧失”。这是因为该规则制定者发现,实务中绝大部分意思能力有缺陷的被告都不是“完全丧失”认知与控制能力,从而基于实践的要求对此作了改动。此外,该规则还用“正确评判”取代了姆纳顿规则中的“知道”一词,有学者认为,使用“正确评判”一词是为了将情感方面因素纳入规则之中。{5}
  (四)德拉姆规则(Durham Test)
  该规则与上述三种规则截然不同,它没有提供任何认知与意志方面的判断标准,而仅仅称如果被指控行为是被告人精神疾病与智力缺陷的结果,那么被告人就不用负刑事责任。该规则制定者认为意思能力欠缺本质上属于一种疾病,如果被指控行为与该疾病存在因果关系,则无须理会该疾病的外在行为表现,应使被告人免予承担法律责任。这样一来,该规则的适用将使精神病学家在事实上成为唯一能确定被指控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的裁判者。实务中,适用该规则的法院也明确要求辩护人提供相关的精神病学鉴定报告。该规则的批评者认为,该规则并未提供任何明确的标准以帮助陪审团对相关证据进行判别,而是将精神病学家对被告人行为与其精神疾病和智力缺陷的因果联系所作出的精神医学判断伪装成了被告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判断。正是基于此种原因,该规则在美国实务中早已被弃之不用,对其的介绍也“仅仅出现于布满灰尘的史料之中”。{5}
  三、美国当代保险法中的意思能力欠缺识别规则
  迄今为止,美国保险司法实务中并不存在统一的被保险人意思能力识别规则。基于英美法系的判例传统,法院大都是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以判决意见的形式阐明自己采用的识别规则。由于重实用而轻逻辑,美国的法官们并不擅长于提炼概念,因此,即使事实上采用的是类似的规则,其表述也是不尽相同,但从法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可以将美国法院适用的识别规则分为下列两类:
  (一)Ruvolo案以及受其影响的其他案例中的识别规则
  1963年,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审理了Ruvolo. v. American Casualty Co.一案,该案迅速成为识别意思能力欠缺及其对道德危险条款影响的经典案例,其判决意见也为众多法院所引用。该案中,Ruvolo是一名外科医生,他开枪打死了一名同事。此时,他持有一份由被告签发的已生效的个人责任保单。该保单规定,保险人承保任何因被保险人行为导致他人死亡而产生的赔偿责任,但该保单除外条款中同时约定,因被保险人故意或在其控制下的行为引起他人死亡的,保险人不予赔偿。案发后,被告(即保险人)以被害人死亡系被保险人故意造成为由不予赔偿。Ruvolo的监护人遂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定被告承担给付责任,被告则以道德危险条款为由进行抗辩。最后,初审法院采纳了一份精神病学鉴定报告,该报告认定Ruvolo在从事杀人行为时精神不正常,并无形成杀人故意的意思能力,据此,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中,尽管新泽西州最高法院也认为道德危险条款的适用有助于实现保险法上的一个重要公共政策,即禁止对被保险人故意从事不法行为引起的赔偿责任提供保险保障,但其仍然认为无意思能力人的行为不应适用道德危险条款。法院声称,本案要求其必须提出一个规则以便确定有精神疾病的被保险人的行为是否属于保单所称的“故意”行为。法院首先指出,如果根据新泽西州刑法所采用的姆纳顿规则,被保险人无需为其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则该行为不属于故意行为。接着,法院又称,保险单中的免责条款是由代表保险人利益的保险专业人员起草的,因此,法院应对此类条款做不利于保险人的严格解释,以最大限度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特别是在被保险人的行为可能对无辜第三者造成损害时,这一原则尤显重要。最后,法院得出结论,姆纳顿规则确立的无意思能力被保险人范围过窄,接着,法院提出了自己的意思能力欠缺识别规则:“如果被保险人思维错乱,致其不能依据理性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在不合理冲动(Impulse)的影响下杀死了受害人……。该行为就不属于保单中所说的故意行为”。[3]此一结论意在使那些不符合姆纳顿规则的被保险人获得保险保障。与姆纳顿规则相比,新泽西州最高法院采用的规则(后称Ruvolo规则)不仅将那些涵盖于姆纳顿规则内的缺乏认知能力的被保险人归于意思能力欠缺之列,而且将其不能涵盖的自控能力欠缺的被保险人也纳人意思能力欠缺范围。但该规则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首先,根据法院判决意见中所做阐述,符合姆纳顿规则的个人也属于无意思能力人范畴,但法院最后对规则的归纳却似乎仅强调自控能力欠缺;其次,法院对该规则的阐述也不清晰,有学者批评道:“致其不能依据理性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表述似乎有认知能力与自控能力重叠之嫌。因为不能控制体现着意志因素,而依据理性则隐含了认知因素。依据此种解释,该规则的创立将排除姆纳顿规则在保险诉讼中的适用,因为一个人如果有能力依据理性控制自己行为,但由于欠缺认知能力而不能了解该行为的性质、本质、对错等,从而未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则该人也不属于无意思能力。即被保险人事实上必须同时丧失认知能力与自控能力方能被认为是无意思能力。{4}1056尽管存在上述缺陷,Ruvolo规则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后的许多案件都受到了这一规则的影响。在Rosa. v. Liberty Mutual In-surance Co.案中,有精神病学鉴定报告证明被保险人长期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还有证据表明其枪杀受害人的行为是一个有明确计划的行为。但法院认为这个有目的的行为“可以排他性地追溯到是受到因精神分裂症而带来的被保险人判断力与推理能力损害的影响”。再者,“被保险人的思维错乱使其不能依据理性与主观意愿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能判断自己行为的本质、特征,以及后果,并且使其不能抗拒从事被指控行为的冲动”。因此,被保险人的行为不属于保单中所称的故意行为。{6}该案中,法院除借鉴了Ruvolo规则中的部分用语(思维错乱使其不能依据理性控制自己的行为)外,还对意思能力欠缺的范围作了扩充,其在判决意见中以明确的词语将认知能力欠缺的被保险人也划入意思能力欠缺之列。除上述案例之外,Rodef Sholom.v. American Motorists Insurance Co一案也是一个涉及此问题的著名案例。该案中,被保险人在教室中放火引起重大损失,其后来被证实患有精神病,导致其人格分裂,并产生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冲动,迫使其实施了该行为。初审法院认为,除非被保险人能证明其符合姆纳顿规则,属于无意思能力,否则不能排除道德危险条款的适用。但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认为不应适用姆纳顿规则。尽管上诉法院声称每个人应为自己故意引起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但却又强调应对保单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特别是在被保险人的行为可能造成无辜第三者损害时尤应如此。而且一个基本丧失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在从事某种行为时也不会受到是否购买了保险的影响。再者,给予受害人充分赔偿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这也要求对除外条款做尽可能狭窄的解释。因此,法院得出结论,无意思能力的概念界定对除外条款有重大影响,对此应做出比姆纳顿规则更宽泛的解释,以更好实现相关公共政策。法院认为尽管实际能力规则比姆纳顿规则更接近于正确的规则,但二者都不适用于保险纠纷。接着,法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被保险人因精神疾病或智力缺陷而没有形成放火故意并造成损害后果的能力,或没有能力依据理性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他的行为就不属于保单中的故意行为”。{7}比较起来,Rodef Sholom案提出的规则与Ruvolo规则有如下不同:其一,它抛弃了Ru-volo规则中的思维错乱的要求,转而采用了刑法实务中提出的精神疾病或智力缺陷要求;其二,RodefSholom规则对于认知能力与自控能力做了清楚划分,认知能力标准包含在形成故意的能力一句,而自控能力体现在约束行为的能力一句。可以看出,Rodef Sholom规则比Ruvolo规则更加清晰明了,它使用了明确的词语将缺乏认知能力与自控能力的被保险人归入意思能力欠缺之列。
  (二)Wagner案以及受其影响的其他案例中的识别规则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Keeton. Insurance Law Rights At Variance With Policy Provisions, 83 Harv. L. Rev. 961,966-968(1970).

{2}Judith A. Warshawsky. The Expansion Of Insurance Coverage To Include The Intentional Tortfeasor, 23 Loy.L.Rev.122,128(1977).

{3}Kristin Wilcox. Intentional Injury Exclusion Clauses-What Is Insurance Intent?,32 Wayne L. Rev. 1532,(1986).

{4}Eric J. Olsson. Insanity: How Does It Affect Liability Insurance Exclusions For Intentional Torts? Arizona Adopts The Ru-volo Test, 24 Ariz. L. Rev. (1982).

{5}Moore. Legal Conceptions Of Mental Illness, In Mental Illness: Law And Public Policy, 25,B. Brody&H. Engelhardt eds (1996).北大法宝

{6}Rosa. v. Liberty Mutual Insurance Co(243 F. Supp. 407 (D. Conn. 1965).

{7}Rodef Sholom. v. American Motorists Insurance Co(91 Cal. App. 3d 690,154 Cal. Rptr. 348 (1979).

{8}Colonial Life&Accident Insurance Co. V. Wagner(380 S. W. 2d 224 (Ky. 1964).

{9}Rajspic. v. Nationwide Mutual Insurance Co(104 Idaho 662,662 P. 2d 534 (1983).

{10}Johnson. v. Insurance Co. of North American(232 Va. 340,350 S. E. 2d 616(1986).

{11}Dimugno. Insurance Coverage For Intentional And Criminal Acts: An Overview, 1 Ins. L. Briefings (1988).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61018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