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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单位犯罪的认定与否定
【作者】 金俊【作者单位】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法总则【文章编码】 1674-9502(2015)03-141-05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5年
【期号】 3【页码】 14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3296    
  一、基本案情
  2010年下半年至2012年3月间,被告人邵某在经营A水产行的过程中,通过杨某(在逃)经营的B公司从境外进口象拔蚌等水产品。2011年10月,邵某以其妻子张某作为法定代表人设立C公司,经营上述相同业务。邵某明知报关价格低于实际成交价格,仍通过邵某波(另处)或直接委托D公司、E公司、F公司(均另处)代理报关,向对方支付包含税款的代理费用,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进口象拔蚌等水产品共计700余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2,516万余元。
  公诉机关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对被告单位C公司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邵某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认为,C公司于2011年10月成立后由邵某个人控制,主要从事低价报关进口象拔蚌等水产品业务,故可认定该公司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以单位犯罪论处。被告人邵某在经营A水产行和C公司的过程中,伙同境外供货商、杨某、邵某波以及D公司、E公司、F公司等报关公司,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采用低报价格的方式走私进口水产品,共计偷逃应缴税款2,50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在上述共同犯罪中,D公司、E公司、F公司等单位系主犯,邵某系从犯,依法对邵予以减轻处罚。据此,依法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被告人邵某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万元。被告单位C公司、被告人邵某均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C公司合法设立后从事的水产品进口销售经营业务活动并未违反刑法的禁止性规定,只是在经营业务过程中使用了偷逃关税的走私犯罪手段,故不能认定C公司在设立以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对C公司仍应以单位犯罪论处。原判将C公司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犯罪事实一并认定为邵某个人走私普通货物犯罪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鉴于海关核定结论未对A水产行和C公司的偷逃税额作出明确区分,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对本案全案事实以单位走私犯罪一罪论处,并对邵某以单位走私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犯罪主体身份追究刑事责任。据此,撤销一审“被告人邵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判决部分,判决“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邵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在本案中可见,尽管1997年《刑法》30条规定了单位犯罪,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单位犯罪解释》),也对“单位”进行了具体界定,同时列举了几种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的情形。然而,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认定单位犯罪,以及如何否定单位犯罪而直接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仍存在一些分歧。本案的焦点就在于C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对此,需要从单位犯罪主体的认定与否定两方面展开探讨。
  二、单位犯罪主体人格的认定
  单位犯罪的主体人格相当于自然人拥有的生命,自然人只有在出生之后才能享有权利能力,成为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主体,当其死亡时自然人个体自然消失,不能再成为法律关系主体而只能成为客体。同理,单位只有具备单位犯罪主体人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拟制人”,如自然人一样享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从而得以采取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并对该行为后果负责。即只有具备单位犯罪主体人格的才是单位犯罪中的“单位”。
  1.单位犯罪中“单位”的界定
  根据《刑法》30条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单位犯罪解释》第1条对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即《刑法》30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可见,刑法上判断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是否具有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主要依据在于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办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取得了法人资格的私营公司、企业,应当属于单位的范畴。对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和私营合伙企业实施的犯罪行为,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1]司法解释作出如此规定,正是契合了我国刑事法律上单位主体人格独立与民事法律关系中法人人格独立相一致的立法精神。
  法人资格的取得必须由公司设立人向公司登记主管部门申请设立登记,提交包括公司章程在内的有关文件,注明公司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等事项,经过公司登记主管部门的审查,只有符合了公司成立条件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内容的,才会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需要说明的是,正在进行的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改革,改变了工商部门登记实收资本的传统,只登记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但其从事一般的生产经营活动仍然需要取得营业执照。因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颁发,也就意味着公司法人资格的取得。其中,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范围就是经公司登记主管部门核准的允许公司、企业等法人单位从事业务活动的范围,即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范围。这不同于普通的自然人主体,成年自然人享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公司只能在核准的特定业务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时才享有独立的主体人格,体现出单位意志,并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当然,事实上法人也会超出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特别是随着民法中对于经营范围的限制逐渐被淡化的倾向,只要不是违反国家专营、专卖及法律禁止经营的规定,企业法人超出其经营范围所订立的合同应属有效,这属于单位人格的扩张。但无论如何,单位行为的核心还是在于从事核准的经营活动或者与经营业务相关的活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单位的主体人格才能得到法律和社会的认可,其实施的犯罪活动才能作为单位犯罪处理。
  如果单位依法成立后,完全超越核准经营的业务范围从事活动,就脱离了法人的人格内容,背离了法人设立的宗旨,此时,单位已然成为组织成员借以实现其自身意志的外壳,成为欺骗交易相对方和逃避自身法律责任的幌子,其实施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单位行为,丧失了成立单位犯罪的余地。如袁某、陆某、潘某合同诈骗案。2006年4月3日,三名被告人在上海闸北区注册成立圣科投资分公司,在公司没有获得任何政府批文及意向书等情况下,经三人共同商量决定,对外谎称其公司包揽上海西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江桥镇的拆迁工程,并可发包。2006年4月至2006年9月期间,三名被告人以圣科投资分公司名义陆续与被害人签订拆迁协议、合同,共收取履约金(定金)37万元后予以非法占有。法院最终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三名被告人有期徒刑6年6个月至8年不等刑罚,并处数额不等的罚金。此案中,原本拆迁工程应由政府部门指定的拆迁公司实施,而拆迁公司必须具备拆迁许可证及拆迁营业执照,国家正是通过拆迁证照的颁发,赋予和限定了某一公司的单位主体人格内容,即得以从事拆迁工作。在拆迁过程中实施犯罪的,才能以单位犯罪论处。而三名被告人所设立的圣科投资分公司并未取得政府部门的相关拆迁批文,其从事拆迁业务包括将拆迁工程分包完全超越公司经营范围,致使圣科投资分公司一开始就丧失了作为单位主体的独立人格,即使后续三名被告人以该公司名义与被害人签订拆迁协议,骗取履约金等财物用于公司的运营,也只能以自然人犯罪定罪处罚。
  2.单位犯罪的成立要件
  单位具备单位犯罪的主体人格,只是解决了单位作为行为主体能够在法律意义上从事犯罪活动的资格前提,具体哪些行为可归入单位犯罪的范畴,还需要考察“单位行为”是否符合单位犯罪的成立要件,这也是区分单位犯罪与单位内部成员犯罪的标尺。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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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弓没有回头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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