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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论职务犯罪侦查与网络传媒的关系构建
【作者】 刘景升【作者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侦察学
【中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侦查;网络传媒;网络传媒自律;案件信息公开
【文章编码】 1674-9502(2015)03-122-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3
【页码】 122
【摘要】 职务犯罪侦查与网络传媒之间既有合作的表现和基础、又有着天然冲突的表现和原因,这就为构建二者的和谐共赢关系奠定了基础,那么如何构建侦查与传媒的良性互动关系呢?这不仅需要网络传媒自身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更需要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更新工作观念,重新定位二者的关系,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网络传媒,依法并适度公开办案,推进检察工作案件信息的进一步公开。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3307    
  
  职务犯罪侦查是以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第8章贪污贿赂罪、第9章渎职罪以及相关法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各种侵权犯罪案件为侦查对象而开展的刑事侦查活动。职务犯罪侦查一方面能有力有效地打击并严惩职务犯罪,以此维护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维护社会风气,引领社会主义新风尚;另一方面也能够从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原因,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服务社会大局,而且预防的意义更大于打击的意义。但是,职务犯罪侦查有着不同于其他刑事侦查的特殊性,这主要是由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决定的。除了侦查主体、案件线索来源、侦查模式的特殊性外,犯罪对象由于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原因,更是使职务犯罪侦查有着其独特的性质。
  近年来,从“表叔”、“房叔”、“房姐”到重庆不雅视频,网络传媒在揭露腐败官员违纪违法事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受到社会高度关注,人民群众支持、参与网络传媒反腐的热情越来越高,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网络传媒也不断爆出“河南赵作海”案件、“浙江张氏叔侄”案件等各种刑讯逼供现象,网络传媒监督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职务犯罪侦查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等涉及权力因素的事件,往往容易形成网络舆情甚至网络群体性事件。因此,如何既能充分发挥网络传媒的监督力量,又使网络传媒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起到积极作用,如何构建职务犯罪侦查与网络传媒的新型关系是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一、职务犯罪侦查适度公开实现公众知情权
  (一)知情权概述
  知情权又称获知权、知晓权、知悉权、知的权利等,是指公民获取有关社会公共领域信息以及本人相关信息的权利,具体可以包括政治知情权、司法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1]知情权具有重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知情权是民主社会中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是以知悉公共事务为前提的,如果不能获得政府的信息,人民就无法行使监督权。第二,知情权是公民保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公民只有及时了解社会上关乎自己利益的信息,才能做出相应的安排,以趋利避害,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三,知情权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并对政府进行批评监督的信息基础。因为只有及时了解政府的公共信息和作为,公民才能够做出正确判断,有针对性的发表意见,对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
  知情权不仅体现在西方国家的相关法律中,还体现在诸多国际性人权文件(《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民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建议和监督的权利。“知情权”正式的提法出现在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2008年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实施,有关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体系也在进一步走向完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公民知情权的重视。
  知情权是公民行使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的基本前提,也是公民行使参政议政权利的保障,它要求政府承担提供信息的义务,而新闻媒体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公众了解各种社会事务的主要源泉。此外,民主宪政下民众的监督活动也与信息传播紧紧相连。民众只有通过新闻、网络等传媒了解政府工作的一切情况,才能有正确的辨别和准确的判断,从而能够选举出自己信赖的政府成员,并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2]
  因此,网络传媒承担着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重要责任,因为公民知情权的需要,新闻工作者才有了公众赋予其采访、报道、评论的职务权利,而这种权利正是公众知情权的一种延伸。
  (二)侦查公开的概念和意义
  侦查公开是相对于刑事侦查的秘密性和封闭性而言的。所谓侦查公开,是指侦查的全过程一般应当向社会公众开放,允许公众在场旁听,允许新闻媒介采访和报道。职务犯罪侦查公开包括:向犯罪嫌疑人公开、向律师公开、向社会公开。侦查公开是侦查机关依法将侦查活动向当事人、律师及社会公开其过程或结果的一项制度或原则。[3]
  侦查公开可以使社会公众全面真正地了解侦查活动的过程、侦查结论形成的依据,从而了解侦查,对侦查活动施加外部的影响和制约;使犯罪嫌疑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和行使;使侦查人员可能公正执法。
  侦查公开强调了侦查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体现了侦查的文明与民主,注重侦查的透明度和提高群众的参与意识,可以带动侦查原则和各项制度的遵循,保证侦查质量,防止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等情况的发生。[4]
  (三)职务犯罪侦查适度公开与公众知情权的关系
  网络传媒代表的公众知情权与职务犯罪侦查秘密性之间的矛盾,是职务犯罪侦查与网络传媒冲突的根源所在。职务犯罪侦查的适度公开既满足了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又为职务犯罪侦查与网络传媒合作共赢关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在现实情况下,公众知情权和网络传媒的舆论监督权与侦查工作,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的办案保密需要相对立。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行,离不开网络传媒的监督,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作为查办案件的主体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知情权。但是,具体到个案中,对一定时期的一定案情是必须要保密的,否则网络传媒不合时宜和事无巨细的报道会影响到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不妨碍职务犯罪侦查的前提下适度公开,充分满足公众知情权。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知情权,才能够与职务犯罪侦查活动日益开放的国际化需求接轨。
  (四)职务犯罪侦查适度公开的原则
  虽然职务犯罪侦查公开制度有明显的优势,但在实践中还是显现出其固有的缺陷: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和诉讼成本增加。职务犯罪侦查公开和审判公开一样,有原则必有例外,涉及国家秘密、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涉及案件的侦查机密等有关情况,绝对不公开。而除此之外的其他有关情况,则应满足网络媒体要求,在适当时间适度公开。
  1.职务犯罪侦查适度公开的理由和依据
  第一,刑事诉讼具有双重目的即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侦查程序的设计也应该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自由与秩序、公开与保密有机结合起来,既不能完全保守侦查秘密,又不能追求完全公开,应该兼顾侦查的双重目的,确立职务犯罪侦查适度公开制度,以不断适应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职务犯罪侦查过程的对抗性和侦查结果的未知性决定了职务犯罪侦查适度公开。首先,职务犯罪侦查阶段办案部门与犯罪嫌疑人处于博弈状态,尤其是在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前期,犯罪嫌疑人并未到案,办案部门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证据收集工作,所以公开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有关情况更应该谨慎,否则就会影响犯罪嫌疑人的到案和证据收集工作的顺利进行。其次,在某类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过程中,侦查公开会危及举报人的生命安全,因为职务犯罪侦查的对象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打击和迫害举报人是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再次,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只有经过法院审判才能最终确定,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名誉和隐私等人权情况,也不能完全公开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情况。
  2.职务犯罪侦查适度公开应当考虑的因素
  第一,是否会损害犯罪嫌疑人的公平审判权。首先,如果职务犯罪侦查公开可能会使社会公众在法院审判以前就对犯罪嫌疑人形成不利的偏见,从而引发公众知情权、新闻自由权与犯罪嫌疑人公平审判权之间的冲突,应该尽可能通过采取异地审判、延期审理等措施来抵消职务犯罪侦查公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不能过分限制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公开。其次,如果职务犯罪侦查公开可能会使法官形成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偏见,也不能因为损害犯罪嫌疑人的公平审判权而对职务犯罪侦查公开进行过分限制。随着我国法治化的推进和法官素质的提高,我们相信法官能够在法庭上排除这些不利影响,而仅根据认定的证据和事实做出判决。
  第二,是否会影响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进展。职务犯罪侦查适度公开固然要考虑对案件事实的发现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但也要克服两种倾向:首先,不能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实施妨碍侦查的行为而过分限制侦查公开,因为即使侦查程序完全不公开,犯罪嫌疑人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也会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威胁、引诱证人等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同时,为了保护宪法所规定的公众知情权,拥有多种权力的办案部门应该通过加速调查取证、加强对举报人和证人的保护等措施防止犯罪嫌疑人妨碍刑事诉讼。其次,即使是对那些公开后可能对案件事实的发现造成一定不利影响的案件,也应当根据案件性质、诉讼阶段、取证手段、证据种类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等因素的不同而予以一定程度的公开。[5]
  第三,是否会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这并不能成为禁止侦查公开的理由。一方面,职务犯罪侦查公开可能会侵犯无罪行为人的名誉权。但如果能够将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证据和事实同时公开,就能最大程度地减弱这种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尽管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对无罪行为人的名誉造成了损害,但如果不公开更会导致公众对侦查机关产生不信任感,认为其滥用追诉权,权衡利弊,公开更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
  二、促进网络传媒自律[6]
  在构建职务犯罪侦查与网络传媒合作共赢关系上,网络传媒是一个重要的主体,而《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规则》对新闻从业者自律的规定内容过于简单,表述含糊,操作性差,传媒的自律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对于案件的报道上,状况更加糟糕,像最近21世纪网的有偿新闻更是说明情况。因此,传媒的自律显得更加重要,除了在法律制度方面对传媒进行更加严格的规范外,还应促进传媒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办案部门达成共识,从而形成合力,尽可能地督促网络媒体改善侦查报道,注重报道效果,提升报道品质。
  (一)真实传播侦查活动的信息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然而近年来,由于媒体以注意力为目标导向,新闻造假、新闻失实成为新闻的顽症。2007年,北京电视台《透明度》节目报道的“纸馅包子”的假新闻引起了轩然大波,把新闻媒体造假的现象暴露无遗。
  真实地传播信息是对媒体的基本要求,也是减少职务犯罪侦查与传媒矛盾和冲突的基本保障。保证信息的真实性,要求媒体做到不遮掩、不伪饰、不遗漏、不夸大、不炒作,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活动,使新闻报道全面、公正、均衡。新闻失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不顾社会责任,单纯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漠视新闻道德所致,也表明记者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滑坡。在传媒市场发育不完善、新闻从业者专业化程度不高的条件下,媒体应加强管理,通过与侦查机关合作,借助侦查机关的力量建立起外部监督、约束机制,将侦查机关作为外部监督的一种力量,保障报道的真实性,提高传媒的公信力。
  (二)实施建设性的舆论监督
  网络舆论监督对于改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升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素质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和收视率,确曾有过不少放大矛盾、激化矛盾,甚至挑起矛盾的做法。正确的舆论监督,第一,应坚持网络舆论监督的公正性,即在法治的前提下,以公平正义原则为依托,进行全面的舆论监督。第二,要坚持网络舆论监督的公益性。网络舆论监督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新闻媒体应该围绕每个时期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和焦点,支持人民群众对侦查机关问责、批评,实现最大多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第三,要把握网络舆论监督的建设性,以解决、消除矛盾和共创和谐作为舆论监督的起点和归宿,不要为了曝光而曝光。特别是对侦查过程中某些侦查人员不法行为的曝光,要充分考虑到侦查机关对于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从爱护这支队伍出发,从社会稳定大局出发,保持理性和相对的弹性,给社会、公众、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以信心。
  (三)提升传播的理性和人文性
  当前,新闻的“个人化、戏剧化、片面化”问题十分普遍,有些新闻报道已经跌入了极端庸俗化的泥沼,他们打着“满足受众需求”、“增强新闻竞争力”的幌子,追求所谓的趣味性、可读性,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在刑事案件的报道中,渲染血腥、暴力、色情场景,给社会增加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像“秦火火”、“郭美美”案件中的网络传媒报道。另一方面,网络媒体还对弱势群体表现出特别的关爱,对政府官员表现出特别的厌恶,事实上有些媒体却并非真正地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对事实夸大、炒作、煽情,以“悲情化”和“情绪化”感动读者,而对一些官员的职务犯罪则“妖魔化”、“戏说化”,这无论是对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都是不公正的。
  三、实现网络传媒监督侦查的法治化
  目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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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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