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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比较法研究》
暮色中的微光:美国联邦人身保护令制度
【英文标题】 Glooming in the Twilight:Federal Habeas Corpus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作者】 郑曦【作者单位】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国际法学
【中文关键词】 联邦人身保护令;穷尽救济;自由权利;联邦与州分权
【英文关键词】 Federal Habeas Corpus;exhaustion of remedies;right to freedom;federal and state decentralization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6
【页码】 147
【摘要】

美国的联邦人身保护令制度与其他国家的人身保护令不同,是针对联邦和州法院的定罪和量刑而依被判刑人的申请发出的。这一制度以联邦权力干涉州权,对其向来争议颇多,但由于其在保护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尽管历经风雨,却至今仍是美国司法体制的重要部分。联邦人身保护令有独特的理论基础、适用前提和运行机制,对我国当前司法体制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应为我们所重视。

【英文摘要】

The Federal Habeas Corpu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different from the Habeas Corpus in other countries. It is issued against the convicts and sentences of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urts. The Federal Habeas Corpus system has been very controversial because it uses the federal power to interfere the judicial power of the states. However, due to its importance in protecting human rights,it is still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U. S. judicial system. The Federal Habeas Corpus has its unique theoretical basis, practical premise and mechanism. We sha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Federal Habeas Corpus because it can be a great reference for us to improve our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9143    
  
  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是普通法国家重要的司法救济方式,因其在保障个人自由方面无可取代的作用而常被称为“自由大令状”。[1]与起源于英国的传统人身保护令主要用于审查审前羁押的合法性不同,在美国,受到州法院定罪判刑而身陷囹圄的公民可以向联邦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这一制度既彰显出保护自由的精神,也体现出联邦和州的分权背景下联邦法院的“监督权”。[2]但相较于其他制度,学界对于人身保护令制度的关注度显然较低,相关的著述也较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项制度正逐渐为“暮色”[3]所笼罩,适用的几率和空间都不断缩小。但联邦人身保护令制度是否就没有了研究价值?在笔者看来,人身保护令所彰显的人权保障精神恰恰符合现代司法的核心价值取向,尤其值得我国所鉴。
  一、联邦人身保护令的历史与理论依据
  (一)联邦人身保护令的概念与源流
  人身保护令是一种令状,使用这种令状可使受到不合理或非法监禁之人重获自由。而美国的联邦人身保护令,是联邦法院针对联邦和州法院[4]的定罪和量刑而依被判刑人的申请发出的自由救济令状。由于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与直接上诉程序不同,其路径在于审查被判刑人因定罪量刑而导致的监禁是否与法律或宪法相悖,因此被称为“并行审查(Collateral Attack)”程序。
  人身保护令起源于英国,最初该令状的直接目的在于保证出庭,其基本意旨可追溯至《自由大宪章》。[5]然而随着贵族平民与国王之间争取权利斗争的演变,人身保护令中保护权利的因素逐渐增强,但其制度成型则始于17世纪。1679年《人身保护法》的颁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人身保护令成为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的“防波堤”。[6]英国人身保护令制度的基本特征在于,一旦法院认定构成不合理的监禁,则可以签发人身保护令而释放被监禁人;人身保护令程序主要以监禁行为本身为审查对象,通常不用于对生效判决的否定,而这一点在人身保护令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后发生了很大变化。
  美国建国不久后通过的联邦宪法规定:“除非发生叛乱或人侵以致有公共安全之需外,不得中止人身保护令特权”,[7]从而从宪法层面肯认了人身保护令制度。联邦最高法院在1807年的伯尔曼案[8]中首次界定了宪法的人身保护令条款的相关内容,认为根据1789年《司法法》第14款的授权,司法机关是人身保护令的签发主体。1833年国会通过《进一步提供进口关税征收法案》,[9]扩大了人身保护令的适用范围;1842年,国会再通过《在美国法院进一步提供补偿正义法案》,[10]允许联邦法院对受到州监禁的外国人签发人身保护令,为联邦人身保护令对各州监禁之人提供救济奠定了基础。1867年的《人身保护令法》对于联邦人身保护令制度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该法授权联邦法院和法官根据其各自管辖权在任何人因违反美国宪法或法律而受到监禁的案件中签发人身保护令。[11]该法虽然用语略有模糊,但实际肯定了联邦人身保护令对所有州案件的适用。该法通过后经历了多次修改,对联邦人身保护令制度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例如将“穷尽救济”明确规定于条文中,避免重复受理人身保护令申请等。可以说,1867年《人身保护令法》的出台标志着美国联邦人身保护令制度基本成型。
  然而美国联邦人身保护令制度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例如在1867年《人身保护令法》颁布不久后联邦最高法院受理麦卡德尔案[12]时,最高法院对人身保护令的上诉管辖权即遭到剥夺,直至1885年才得以恢复。除了诸多小小挫折之外,人身保护令在美国内战期间甚至被中止适用,1861年,林肯总统公开宣布中止人身保护令的适用,此举遭到广泛的非议,尤其导致关于宪法规定的特殊情况下中止人身保护令特权的权力应由总统还是国会行使的讨论,以及林肯政府行为是否涉及违宪的争论。
  从某种角度看,联邦人身保护令的发展道路也正契合美国宪政体制的发展道路。[13]正如其他深刻影响美国司法体制的制度发展历程一样,联邦人身保护令制度也走过了漫长曲折的发展之路,才成为真正有效保障公民权利的安全阀和限制公权力的制衡器。
  (二)联邦人身保护令的理论基础
  美国联邦人身保护令制度既然以英国人身保护令为其渊源,自然不可能摆脱支撑人身保护令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许多英国人的理念中,人在自然状态下本应是“他自身和财产的绝对主人”,[14]只不过为了获得其他利益而放弃部分自由,而这正契合了人身保护令一词的拉丁语原义:“你拥有你的身体。”[15]在英国这样一个“成功守成了中世纪的传统并将现代的法律下的自由观念建立在中世纪所获致的诸‘自由权项’之上”的国家,[16]对个人自由的珍视促成了人身保护令的产生与发展,而这种自由的观念显然也对美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联邦人身保护令制度不可否认的理论基础之一。
  而当英国的自由主义观念遭遇美国宪法至上的理论时,人身保护令制度即有了更为开阔和坚实的基础。出于对个人权利的重视,美国将公民权利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加以规定,形成以前十修正案《权利法案》为核心的宪法权利保护体系;而宪法在整个社会规则体系中又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规定于宪法中的权利被认为是最基本和重要的权利,倘若公权力对宪法权利进行侵害,则可能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正是在这种以宪法保护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法律模式下,联邦人身保护令的立足点即主要在于关注公民的宪法权利是否因原有审判而致的监禁状态受到损害,从而形成了联邦人身保护令的独特运行样态。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联邦人身保护令的实质在于以联邦司法权干预州司法权,这在美国这样一个强调联邦与州分权的国度里是个敏感的问题,除非有特定至关重大的原因和理由,否则是难以得到支持的。联邦法院的监督权,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在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的监督权固然存在,并且这种权力在刑事司法的相关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17]但这种权力的运用毕竟是十分审慎的,并且以尊重州的司法权力为基本前提。因此美国联邦人身保护令的适用有“穷尽救济”规则作为其前置要求,该规则的主要内容就在于要求申请人身保护令之人先在州司法权力范围内寻求救济,只将联邦人身保护令作为一种平行于刑事司法程序本身的最终途径使用。
  虽然判例在此问题上含糊其辞,一些大法官和学者也不愿承认,但在笔者看来,联邦人身保护令与个案实体正义的联系仍是不可否认的。在检视监禁状态是否对公民宪法权利造成侵害这一广受认可的传统价值之外,对案件定罪和量刑的审查也是现实存在的,甚至联邦最高法院自己也承认,人身保护令适用范围扩大至对所有宪法错误的审查,其首要的正当理由即在于要以宪法为度量衡令人身保护令发挥对联邦和州体系内法院审判和上诉案件的“准上诉审查功能”。[18]尽管联邦人身保护令是一种间接审查和救济程序,且以监禁合法性为基本着眼点,但其对原审判和上诉中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审查却是真实存在的。倘若否认这一真实存在,而空谈审查监禁是否导致宪法权利受侵害,在笔者看来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二、联邦人身保护令的实施与运用
  (一)联邦人身保护令的适用前提
  人身保护令程序并非原有刑事诉讼的一部分,而是某种用于审查因刑事诉讼导致的监禁状态的“民事程序”。[19]尽管关于申请人是否实际有罪与适用人身保护令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论,但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其与定罪准确与否的关系并非直接,[刈联邦人身保护令审查的重点在于申请之人的宪法权利是否受损。根据《美国法典》第28编第2241条的规定,申请人身保护令之人必须处于监禁状态,否则其无权受人身保护令的保护。[21]通常而言,只有在完成了以下程序后才能提出联邦人身保护令申请:(1)定罪审判;(2)量刑听证;(3)新审判动议程序;(4)在州法院系统依据上诉权而提出的上诉;(5)在州法院根据法官裁量而进行的上诉;(6)联邦最高法院关于上诉的调卷令程序;(7)州系统内关于尚未完成的权利主张诉讼的定罪后程序;(8)所有依案件情况可行的州定罪后上诉程序;(9)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州定罪后程序的调卷令审查程序[22]。由此引出了联邦人身保护令的另一重要前提性适用规则—“穷尽救济”规则。
  关于“穷尽救济”规则,《美国法典》第28编第2254条明确规定:“依据州法院判决而受监禁之人所提出的人身保护令申请,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方可允许:(A)申请人用尽了州法院内的所有可行救济途径;或(B)不存在可行的州纠错程序或环境显示此种程序对于保护申请人权利无效。”[23]“穷尽救济”规则的设计理念在于,给予州法院在涉及联邦宪法的申请提交至联邦法院之前纠正自身错误的“完整而公平”的机会。[24]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美国联邦制下州与联邦分立的双轨司法体制,“穷尽救济”规则表达了联邦司法权力对州权力的尊重,避免因联邦人身保护令而导致对州司法权力的过早干预,防止其对州自主执行联邦法律造成障碍。[25]从这个角度看,“穷尽救济”规则体现出州与联邦分权中对于联邦权力过度扩张的警惕情绪,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州司法权和联邦司法权之间平衡器的作用。但“穷尽救济”规则也并非绝对: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见,如果申请人因正当理由而未能穷尽救济,且其未穷尽救济之主张有可圈点之处,且无迹象表明申请人故意采用拖延诉讼的策略,则联邦法院可以暂停执行判决的接受但暂搁人身保护令申请,直至穷尽救济。[26]
  (二)联邦人身保护令的程序规定
  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必依申请而不能自行启动。如前文所述,有权申请人身保护令的主体是身受监禁之人或其代理人,此种监禁既可以是现实的监禁状态,也可以是未来可预见的监禁。申请人提出申请需提交相关申请表格,在申请表格中,申请人须提出明确的释放要求,阐明其应被释放的依据及事实,署明若所言不实愿受伪证罪处罚,并按照法律要求签字。
  申请交予联邦地区法院书记官后,书记官须迅速将申请交由法院指定的法官,而该法官应迅速对申请进行审查。倘若法官认为申请显然不能成立,则应撤销申请并指令书记官通知申请人;倘若申请未被撤销,则法官应指定申请相对人(通常是监禁机关负责人)在指定时间内提出答辩、动议或其他法律行为。[27]除非有法官指令,相对人无主动答辩的义务,但若答辩则须针对申请主张的内容而为,例如阐明该申请是否不符合“穷尽救济”规则、程序性规定、不溯及既往原则或成文法限制等,且答辩时须附带呈交程序记录、上诉观点概述等相关法律文件。[28]此后法官可依职权或依当事人申请,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主持证据开示,其间还可以指令双方当事人补充相关材料。
  上述程序完成后,法官需对案件相关材料,如相对人答辩、开示记录、补充材料等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进行证据听审的决定。法官可以根据《美国法典》第28编第636条的规定,指明欲查明的事项和相关安排建议后令一治安法官主持听审,期间该治安法官行使该联邦法官的职权;当事人可在十日内对法官建议提出反对,由法官决定是否接受反对意见;确定进行证据听审后,若根据法律规定申请人有权获得政府聘请的律师帮助,则法官应为其指定律师,在给予律师足够的调查和准备时间后,证据听审应尽快进行。[29]由于联邦人身保护令关注的对象正是身受监禁的申请人,故听审中申请人有权出庭,但此种权利既有例外,也可以被放弃。
  若申请人的人身保护令申请被驳回,其可以提出上诉,例如在联邦地区法院被驳回的人身保护令申请可上诉至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但上诉的基本前提是,该申请人从联邦法院的法官或大法官处取得了“上诉证明”,只有当申请人实质性地揭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联邦法官或大法官才会签发“上诉证明”,此文件会列明特定的争议事项,表示申请人有合理的上诉理由,是准予其上诉的前提。上诉法院会为无力聘请律师的贫穷申请人指定律师。上诉中,法院会审查人身保护令原审法院的相关文件和记录,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当事双方对记录进行补充和扩充,而后法院进行法律与事实两方面的审查,并最终作出裁判决定。
  图表:美国上诉与人身保护令程序的基本路径[30]
  (三)联邦人身保护令的特殊问题
  联邦宪法第1条只是禁止无理中止人身保护令的适用,并未直接要求向公民提供人身保护令,宪法其他条文和权利法案的其他条款也没有此方面的规定,因此对于联邦人身保护令的宪法基础是存在争论的。而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联邦法院签发联邦人身保护令的权利是由国会授予的,因此很多人即认为联邦人身保护令是一项成文法的要求,而并非宪法要求。但是笔者认为,根据宪法的规定,既然人身保护令不能被无理中止,则其制度本身的存在显然是应有之义,仅承认其不应被中止是宪法要求而否认其制度本身是宪法要求,则对宪法的理解未免太过机械刻板。
  然而出于对联邦人身保护令宪法基础的质疑,一些人提出应当取消联邦人身保护令对州犯人的适用,其除了宪法基础之外的下位理由包括:损害程序终局性;[31]降低审判效力;[32]有罪之人逃避惩罚;[33]混淆联邦与州权力;[34]导致对司法资源的不必要浪费[35]等等。这些理由固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若从宪法要求的角度分析,以联邦人身保护令不是宪法要求而支撑废除其对州囚犯的保护这一立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上述关于联邦人身保护令的质疑理由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有参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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