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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股东利益的冲突与衡平
【副标题】 探寻股东关系的基本原则
【英文标题】 Conflict and Balance of Shareholders'Interests
【英文副标题】 A Basic Principle for Probing Shareholders Relationship
【作者】 林晓镍【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
【分类】 公司法【中文关键词】 股东利益 冲突 衡平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1
【页码】 47
【摘要】

本文从解析股东利益入手,指出股东利益存在两类冲突:股东自我利益之间的冲突、股东自我利益与整体利益(公司利益)之间的冲突。针对两类冲突,作者提出两条衡平原则:平等原则与股东整体利益(公司利益)优先原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989    
  
  利益冲突无处不在,公司也不例外。股东利益的冲突是公司中最为普遍、也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当各个股东的利益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时,就应当安排它们的次序、确定它们的重要性。这就要求人们作出一些价值判断。利益法学派的先驱指出,法官应该力图在符合社会一般目的的范围内最大可能地满足当事人的意愿。实现这个任务的方法应该是“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份量、在正义天平上对它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社会标准去确保最重要利益的优先地位,最后达到最符合需要的平衡”。[1]其实,立法、法律评论又何尝不是如此。“法律的重要作用之一乃是调整和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法律规范构成了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原则和原理”。[2]本文运用利益分析和价值判断的研究方法,对股东的利益进行剖析与衡量,以期探寻出股东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股东利益冲突解析
  股东利益冲突有两类。一类是股东自我利益之间的冲突。股东的自我利益的视野只限于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东西。由于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保证对某一股东是最好的东西必定对其它股东也是最好的,因此股东的自我利益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
  股东自我利益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按各国公司法通例,股东按出资比例或股份数量行使表决权,公司决议依表决权多数决定。这样,公司少数股东实际上为多数股东所控制。从理论上说,这里的多数必须超过表决权的半数,但由于股权广泛分散,持股比例占公司资本总额30%或25%,甚至10%、5%就可控制公司。多数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拥有较多的表决权;在选任董事时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在决定公司重大事务时他们的声音将成为公司的声音,他们的意志将成为公司的意志;公司日常事务由他们选出的董事主持,他们无时不在影响着公司的决策和发展。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3]多数股东往往滥用自己在公司中的优势地位压迫、欺诈、排挤少数股东。例如大股东可能会在公司增资时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得到新的股份进而扩大股份的占有额和对公司的影响;也会在股份回购时以特别不利的价格回购少数股东的股份,剥削其财产利益;还可能利用公司并购等方式将不顺从的小股东排挤出公司。这些都使公司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的利益产生激烈的冲突。
  股东利益冲突的另一种情形是股东自我利益与股东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股东在公司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而联结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并不是各个股东的简单相加,并不因成员的更替而更替,而是有体系上的严密性和时间上的持续性。股东整体有自己独立的利益。正象法人的意思既不等同于单个的自然人的意志,也不能脱离自然人的意志去理解一样,股东整体的独立利益与股东的自我利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股东的整体利益寓于股东的自我利益之中,它最终要体现为各个股东的自我利益。脱离股东的自我利益,股东的整体利益将变虚无缥缈,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但股东的整体利益又不仅仅是股东自我利益的简单总和,而是一种利益的综合。综合的结果就是使其反映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共同体利益必定同一于其成员的共有的利益。‘共同体的利益’这一说法只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一个缩写”。[4]当股东的集合取得公司这一抽象人格主体时,股东的整体利益即通过公司的利益反映出来。传统公司法认为,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为同义语,公司的利益只是由公司作为抽象人格主体的股东的共同利益。[5]由此,股东自我利益与股东整体利益的关系实际上转化为股东自我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关系。
  作为股东整体利益反映的公司利益,它更注重公司的经营与发展。只有公司规模扩大了,盈利增加了,股东才能共同受益。而各个股东基于各自的立场却有不同的利益要求。作为投机股东,他更关注证券市场上股价的一时涨跌;作为控制股东,他更在意控制权是否被削弱;作为少数股东,他更关心个人的经济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因此公司利益与股东自我利益的冲突在所难免。
  股东利益的两类冲突并不是永远截然分开的,有时也存在着交叉和重合。这是因为股东的自我利益和股东的整体利益并不一定永远只属于其中一个范畴。同一种利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庞德对这一问题曾有过经典的论述。他说:“……当我控告某人未经我同意而取走我的表,以便恢复我对表的占有或取得表的货币价值,作为剥夺我对表的占有的赔偿时,我对表的要求是作为个人的物质利益而提出的。但是我的要求也可以认为是与保障占有物的社会利益相一致的,而且当我通过相应控告使区检察官对偷窃我的表的人就其所盗窃罪起诉时,我的要求就作为保障占有物的社会利益而提出。”[6]同理,当股东的自身利益与股东的整体利益相符时,股东自我利益的冲突也即转化为股东自我利益与股东整体利益的冲突。
  二、股东自我利益之间冲突的衡平
  当股东自我利益发生冲突时,衡平的原则只有一条:平等对待。希望被平等对待是人的本性。“当那些认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在法律上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卑微感,亦即产生一种他们的人格与共同的人性遭到侵损的感觉。”[7]人类希望得到尊重的欲望促使法律朝平等方向发展。平等对待也是人类理性的永恒追求。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把平等强调为正义的尺度,认为正义富于“某种平等”之中。[8]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人视平等为天赋人权,主张人生而平等。当代西方价值法学的代表人物罗尔斯、德沃金同样主张平等是首要的权利。[9]来自北大法宝
  各国公司法无不将股东平等视为股东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欧盟公司法指令规定,“成员国法律应当确保平等对待处于同等地位的所有股东。”[10]德国《股份法》第53a条也规定:“股东们必须在同等条件下被同等对待。”日本的《商法典》虽然并未明定股东平等原则,但学说(除松本丞博士外)和判例均承认股东平等为支配股份公司法的法律原则。[11]英美判例法认为,如果没有相反的约定,法律就推定所有的股份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12]制定法也有类似的规定。[13]我国公司法虽没有明确规定股东平等原则,但设有不少体现股东平等原则的法律条款,如同股同权和同股同利(第130条第1款)、一股一表决权(第106条第1款)、按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剩余财产(第195条第3款)等。
  那么,何谓股东平等?要了解股东平等,我们首先必须探讨平等的含义。“平等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14]但无论平等所指的对象和涉及的范围如何,从形式上看,它都是指一种相同性或相等状态。萨托利说:“平等表达了相同性概念……两个或更多的人或客体,只要在某些或所有方面处于同样的、相同的或相似的状态,那就可以说他们是平等。”[15]艾德勒也说:“当一事物在某一认同的方面不比另一事物多,也不比另一事物少时,我们就说这两个事物是平等的。当它们不等时,其不等就在于一事物多,另一事物少,也就是说一事物优,另一事物劣。”[16]
  平等指一种相同性或相等状态,但并不是所有的相同性或相等状态都是平等。平等只是与利益获得有关的相同性或相等状态。这种相同性或相等状态或者是所获得的利益之本身相同,或者是所获得的利益之来源相同,前者如工资和职务,后者如人的天资与性别。也就是说,人们相互间的相同或差别未必都与利害相关,而人们相互间的平等或不平等却必定关涉利害:平等是与利益获得有关的相同性,不平等则是与利益获得有关的差别。[17]
  说平等是与利益获得有关的相同性或相等状态还只停留在平等的表层含义上。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或其它客体在与利益获得有关方面是相同的或处于相等状态,但却是不平等的;相反,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或其它客体在与利益获得有关方面不相同或不相等,但却是平等的。因此平等还应有实质意义上的标准。这个标准可以用下面这句格言表示:“相同之事同样对待,不同之事不同对待”(Treat like cases alike,Treat different cases differently)。[18]如果在分配中,甲、乙二人在相关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所分份额却不等,那么就是不平等的;如果甲、乙二人在相关方面并不相同,但所分份额却相等,那也是不平等的。
  然而,任何两个人或两个其它事物在某些方面总会有相似或相异之处,因此,还有必要确定哪些相似之处和相异之处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平等的区别对待必须基于人或其它事物之间相关的差异;平等的相同对待也必须基于人或其它事物之间相关的类似之处。[19]当我们认为剥夺妇女或基督教徒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法律为不平等时,我们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分配方面,性别或种族的差别是无关的;当我们以年龄的大小和智力的发育水平作为判断自然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依据时,我们是认为在民事行为能力的享有上,年龄的大小和智力的发育水平是相关的。
  判断何种相同性或差异性为“相关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价值衡量问题。“没有一种特征在一切情况下都具有相关性,也没有普遍适用的单一的实质原则。”[20]有关联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标准不仅随着该标准适用的对象的类型而变化,而且因人或社会的价值观念相异而不同。哈特将其称之为“流动的或可变的标准。”[21]探寻“流动或可变的标准”要求我们在具体的环境中,针对具体的对象,根据我们设定实现的目标和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进行分析。
  平等与不平等,依其起因,可以分为自然的与社会的两大类型。自然的平等与不平等“只能作叙述性的说明,不能作指令性的建议”。也就是说,它只是“是不是”的事实问题,而不存在“应不应该”的价值问题。如性别、肤色、人种、相貌、身材、天赋能力等等;而社会的平等与不平等则不仅仅是“是或不是”的事实问题,而且还存在正义与不正义的价值问题,如贫与富以及均贫富、贵与贱以及等贵贱等等。法律所探讨的问题只能是社会平等而不可能是自然平等。社会平等实质上是权利平等,所以法律上的平等问题也就是权利的平等问题。[22]
  股东平等实际上也是指股东权利的平等。“股东平等的原则,是指股东在与公司的法律关系中,平等地享有权利。”[23]如前所述,平等是指“相同之事相同对待,不同之事不同对待”。因而,所谓股东权利平等,也就是指对相关方面相同的股东给予同等的权利,对相关方面不同的股东给予不同的权利。换言之,股东平等并不意味着对所有股东都要给予同等的待遇,而只是要求把差别待遇建立在社会可以接受的“相关”差异上。[24]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们必须在同等条件下被同等对待”,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那么,哪些相同或相异是与股东平等相关的呢?在通常情形下,股东的风险负担是最主要的“相关”因素。公司与其它的组织不同,它是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公司中权利的分配遵循的只能是经济伦理而不可能是政治伦理或一般的社会道德伦理。经济伦理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利益和风险必须一致,因此,根据股东风险负担的不同来分配股东权利符合人们的正义观念。而股东的性别、肤色、种族、智商或社会“等级”的差别则与公司的性质、公司的伦理观念无关,不能作为股东权利差别的根据。
  股东的风险负担必须综合股东的出资额及股东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来衡量。它既有种类上的不同,也有程度上的差异。种类上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不同股份的持有人之间。例如,优先股股东在分派盈余或分配剩余财产时,优先于其他股东而得到所定的分派或分配,普通股的股东在盈余分派或剩余财产的分配上没有任何优先权,两类股东的风险负担的不同即是种类上的。程度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同一种股份的持有人之间。例如,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中,普通股股东都是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其风险负担在种类上是一致的,但不同股东出资的数额不同,其承担的风险也不一致,这种差别即为程度上的。股东平等要求,承担不同种类风险的股东,享有不同种类的权利;承担不同程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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