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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论国际人权法下国家的义务
【作者】 孙世彦【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
【分类】 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中文关键词】 国际人权法 国际人权条约 国家的义务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2
【页码】 91
【摘要】

国家是国际人权法中最主要的权利和义务主体。但是,国际人权法除规定了国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外,还包含着另外一层非常重要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一国与“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国家负有首要义务。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下的义务可以总结为承认、尊重、保障和促进以及保护人权四个方面。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对人权的国家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忠实、善意地履行所有这四方面的义务,国际人权法才能得到全面的实施、执行和遵守。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036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对人权的国际保护逐渐成为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经过半个多世纪,国际人权法作为国际法的独立分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
  如同在国际法的其它部门中一样,国家也是国际人权法的核心与基础,这是由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法律现实决定的。只要在国际层次上不存在超越于国家之上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权威,国际法在本质上就必然主要地是“国家间法”,[1]国家也就必然是包括国际人权法在内的整个国际法的基础与核心。[2]尽管不断地有人指出国际人权法的重心和目的在于保护和实现人的权利而不象国际法之大部分内容一样在于保护国家的利益,[3]然而这只是从国际人权法的价值取向角度来看的,并不等于说国际人权法作为一种国际法律规范体系也要以个人为核心和基础。事实上,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中和在国际法的其它分支中一样占有基础地位,这一地位体现在国际人权法的创制、遵守、实施和执行,以及可能的制裁等所有方面;而且,这并不必然与国际人权法促进人权之保护和实现的价值目标相矛盾。在目前的国际政治和法律结构中,这恐怕是无法避免而必须加以承认和面对的现实。
  因此,国家必然是国际人权法中最主要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对此,美国学者比尔德正确地指出:“一般来讲,国际人权法和整个国际法一样,主要地和直接地适用于民族国家而非个人。”[4]国际人权条约是国际人权法最主要也最重要的渊源,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国际人权法律规范,构筑了国际人权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国际人权法的原则、性质和特征。因此,国家在国际法层次上人权方面的权利与义务主要是由国际人权条约确立的。[5]
  国家根据国际人权法,主要是国际人权条约,所承担的义务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并根据所涉人权条约规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抽象而言,国际人权条约和其它条约一样,也规定了缔约国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每一个缔约国都有权利要求其它国家遵守条约规定即承担人权义务,同时也负有同样的义务。具体来讲,根据不同的人权条约,缔约国根据国际人权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一般包括四种类型,即提交报告的义务,接受相关人权委员会监督的义务,成为国家间指控和个人申诉对象的义务,以及出席有关司法诉讼并履行司法判决的义务(只规定在区域性人权条约中)。但是,除此以外,人权条约还暗含的规定了另外一层非常重要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一缔约国与“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这些个人并非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方,而只是“第三方受益者”(third party beneficiaries),因此,这层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具有缔约国之间的相对应性(reciprocity),即人权条约并不只是国家之间任由其意愿的义务的交换,[6]而是如有人所指出的:“尽管人权条约是国际公法机制的一部分,但人权条约有突出的特点。因为人权的绝对性质,它们并不在缔约国之间建立关系。除了在程序方面,相对应性在人权体系中并无地位。”[7]实际上,即使是人权条约缔约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以国家与人权享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的,即每一缔约国都有权利要求其它任何缔约国承担人权义务,同时该缔约国自身也承担着同样的义务。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根据人权条约承担的义务是指向两方面的:在形式上是针对其它缔约国,但在实质上是对“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承担的。作为个体或集体的人尽管不是国际人权条约或国际人权法的主体,但他们才是国际人权条约的真正“受益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权条约之根本目的并非为了保障国家之间的相对应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处于各个国家管辖权之下个人——主要是其国民——的人权。
  国际人权法主要关涉一个国家和其国民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人有人权,与之相对应的义务则主要是国家及其公共权威而非其他个人的。[8]匈牙利学者斯扎波指出,人权法的目的在于“以制度化的手段保护人之权利免受由国家机关施行之权力滥用,并且同时,促进良好生活条件之建立和人性之多维度的发展。”[9]可以看出,这一关系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国际人权法的主要约束对象是国家,规定的主要是一个国家对待其国民的行为;其次,在人权的实现中,国家的所作所为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可以总结说,为了实现国际人权法的目的,国家——主要由其政府代表——负有首要义务。
  这一原则是由国际人权条约确立的。尽管没有任何人权条约明确地使用这些字眼,然而,如果仔细地研读国际人权条约的条款和内容,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比如,联合国人权两公约的序言都以这样的语句开始:“本公约缔约各国……同意下述各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每一缔约国承担……达到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而后,在具体规定公约所承认的人权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中,几乎所有条款规定的都是“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承担”或“保证”的义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因此,在公约第三部分即规定公约所承认之人权的具体内容的部分中,每一条之前都可以加上“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的字眼。“欧洲人权公约”第1条规定:“缔约国应保障在其管辖权之下的每个人的由本公约第一节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在其它的国际人权公约中,也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缔约国承担”、“承诺”、“应该”、“保证”等用语,并在其后列举了一系列义务性规定。这一切都说明,在国际人权法中,国家负有首要义务。与国际人权条约未明确这一点相比,《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可谓清楚地阐述了国际人权法的这一基本原则:“保护和促进人权及基本自由是各国政府的首要责任。”[10]
  从实在法来看,国家根据国际人权条约承担着人权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这些义务的具体内容规定和体现在大量的国际人权条约中,既包括普遍性的人权条约也包括区域性的人权条约。然而,这些义务的性质是什么?应如何总结归类?在国际人权条约中,使用了诸如“尊重”、“承认”、“保护”、“保障”、“保证”、“使之有效”等术语。只有对这些术语的含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够精确地了解国家根据国际人权法负有的各项义务的性质和类型。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比如美国国际法学家亨金认为“国际人权宪章”要求国家在其国内制度中承认(recognize)、尊重(respect)和保证(ensure)人权。[11]挪威人权学者艾德把国家的义务分为三类:尊重(respect)权利持有者之自由、自主的义务;通过立法和提供有效的救济保护(protect)权利持有者免受其它主体之侵犯的义务;帮助每个人以完成(assist and fulfill)他或她获得一切可能的资源来建立更好的生活以及直接获得基本生活需要的义务。[12]荷兰人权学者范·霍夫则认为无论是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是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家都负有四个层次的义务,即尊重(respect)的义务、保护(protect)的义务、保证(ensure)的义务和促进(promote)的义务。[13]通过参考这些学者的观点并分析国际人权条约的条款,可以总结出国家根据国际人权法负有以下几方面的义务。法小宝
  首先是承认人权的义务。也许无须强调,人权作为道德权利是独立于国家和国家的法律存在的,并因此极大地区别于其它不具有人权性质的法律权利。法律权利不同于人权但它们是紧密相关的。拥有人权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因而不需要依赖于任何其它事情。但享有人权却必须依靠法律。法律权利是享有人权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所有人权必须被转化为法律权利。但在另外一方面,法律权利却不是人权的充分条件,即人权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法律,而且并非所有的法律权利都是人权。[14]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和法律权威只能是承认或不承认人权为法律权利,而不能创造或消灭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本身。曾有些持实证观点的学者主张,只有被法律认可的人权才是权利,而不具有实在法形态的“人权”则不是权利。[15]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则是危险的。这是因为,首先,法律只能对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加以确认、固定或调整,而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社会关系。因此,体现为法律权利的人权,只能是对先于法律权利存在的道德性人权的确认。其次,如果说人权是由法律创造的或法律对某项人权不加以规定,则不存在此项人权,那么,这就将为不尊重人权甚至是践踏人权大开方便之门,因为握有立法权的公共权威,比如国家,就可能以不存在相关的禁止性法律———是否存在这样的法律,完全由其意志决定———为其侵犯人权的借口。这样的行为是有先例可见的。纳粹德国之包括屠杀六百万犹太人在内的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几乎都是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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