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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现行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的不足与完善
【英文标题】 Shortcomings and Improvements of Current Law on Inspection of Import & Export Commodities
【作者】 周辉【作者单位】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分类】 文教卫生管理法【期刊年份】 2003年
【期号】 3【页码】 9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623    
  
  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以下简称《商检法》),标志着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以立法形式确定了我国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律制度。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为了适应WTO相关协定尤其是《技术贸易壁垒协定》(以下简称TBT协定),我国的进出口商品检验发生了变化,对于出口商品检验仍可按照原有模式进行开展,但进口商品检验法定目标、检验内容、检验标准和认证监管方式就必须符合TBT协定的有关要求。虽然我国为履行加入WTO的承诺,于2002年修改了《商检法》,但在多处修改上考虑到进口商品检验与TBT协定的符合性,而忽略了出口商品检验与进口商品检验的差异性,并且在法律条文结构上也存在问题,这直接影响到《商检法》第1条规定的“加强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规范进出口商品检验行为,维护社会利益和进出口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关系顺利发展”的立法宗旨的有效实现。
  一、《商检法》条文与进出口商品检验差异
  要真正实现《商检法》的立法宗旨,首先要分析《商检法》第1条。如前所述,该条款中明确了3个内容:(1)加强和规范进出口检验行为;(2)维护相关方的利益;(3)促进贸易发展。这3个内容之间,第1个是手段,也是其法律关系的客体,第2、3个是其法律价值。可见《商检法》价值的实现是要以调整《商检法》法律关系客体(进出口商品检验)为基础的。而实际上,作为进出口检验机构对管理相对人经济管理权实现过程的进出口商品检验在目标、标准和认证监管方式上是存在差异的,如果在法律条文上将其强制合并,势必造成顾此失彼。
  1.《商检法》第4条与进出口商品检验目标差异
  过去,我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定目标是保证质量。在加入WTO的谈判中,许多成员方认为1989年《商检法》与TBT协定不符,存在“透明度、非歧视、国民待遇和避免不必要贸易壁垒等基本义务的问题”。[1]我国考虑到了入世的需要,对1989年《商检法》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定目标进行修改,并以第4条的形式明确为“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物或者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则”,这一内容源自TBT协定第2.2条。TBT协定第2.2条统称为安全、卫生、环保和反欺诈要求,比我们通常意义上质量要求的范围要小,只是质量要求的一个部分(质量还包括商品定级、规格等其它概念)。进口商品检验的实际目标是保护我国国家和国民利益,通过安全、卫生和环保等技术规范合理限制商品的进口贸易,属于把关,其具体内容与《商检法》第4条相一致,是对进口商品设立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出口商品检验不是限制出口贸易,而是为出口贸易提供服务,所以其实际目标有两个内容:(1)协助企业满足进口国根据TBT协定第2.2条制订技术规范,监督进口国是否遵守TBT协定,突破进口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2)规范商品的有序出口,减少由于其它质量因素(比如商品定级、规格、数量等)给国家信誉和出口贸易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根据TBT协定前言第6段指出“认识到不应阻止任何国家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或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保护环境,或防止欺诈行为”,在出口商品检验的目标中加入质量的要求是一种国家自律行为,并不违反WTO的原则,所以出口商品检验的实际目标可以比《商检法》确定的法定目标范围要大。
  此外,我国出口商品检验一直包括了大量的质量要求,在我国最早官方商品检验工作是1902年成立上海棉花检验局对出口棉花的检验,当时主要目的是为了棉花定级,以减少棉农损失。在现在也有许多出口商品的检验不涉及安全、卫生、环保和反欺诈要求,如对出口毛针织服装的检验,根据统计,2001年经商检机构出口检验的不合格毛针织服装价值165万美元,其主要不合格原因是缝制不良、规格超公差、整烫不良等非安全、卫生、环保和反欺诈问题。如果根据《商检法》第4条确定的法定目标,将放弃对出口毛针织服装的出口商品检验,那么由于缺少生产过程中的强制性监督管理和出口法定检验的威慑力,会有远远大于165万美元,甚至几千万美元的不合格毛针织服装出口,明显将有损于我国的出口贸易。这是有教训的,如在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过程中,许多不法商人通过边境贸易或利用出口保函等形式回避出口商品检验,以次充好,使大量中国制造的低劣商品充斥俄罗斯市场,最终直接影响到所有中国商品的信誉。
  显然要实现《商检法》的立法宗旨,实现其维护社会利益的法律价值,在出口商品检验的目标中就要加入质量的要求。
  2.《商检法》第7条与进出口商品检验依据差异《商检法》第7条规定了进出口商品的法定检验依据是“列入目录的进出口商品,按照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要求进行检验;尚未制定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应当依法及时制定,未制定之前,可以参照国家商检部门指定的国外有关标准进行检验”。
  根据TBT协定附件1规定,只有技术法规(我国称为技术规范)是强制性的,标准是非强制性的。而且我国政府也承诺加入WTO以后,将根据TBT协定的含义来使用技术规范和标准这两个词汇(参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第181条、第182条)。这意味着作为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律关系客体的进口商品生产企业生产条件和制造的商品有符合我国国家技术规范的义务,而没有符合标准的义务。显然,未制定国家技术规范前,强制要求进口商品生产企业生产条件和制造的商品符合我国政府指定的国外有关标准不符合TBT协定的要求。由于进出口商品检验的目的存在差异,其检验依据也就存在差异。对进口商品检验是以我国技术规范作为强制性检验依据,但出口商品检验是属于出口自律行为,更多的是要考虑进口国的技术规范要求,且根据前文分析出口商品检验中还带有质量保证的目的,所以还有考虑进口国的有关质量标准。可以看出《商检法》第7条“未制定之前,可以参照国家商检部门指定的国外有关标准进行检验”的描述是针对出口商品检验的。在我国的出口商品检验的技术规范出口检验规程中,多是引用我国标准。而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我国标准只有40%与国际标准一致(参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第184条),也就是说有大量的标准存在明显标准差异。比如对于家用电器,美国的供电是120伏、60赫兹,日本则为100伏、50/60赫兹,这显然不能使用基于220伏、50赫兹的我国标准来检验出口到美国和日本的家用电器。
  《商检法》第7条由于将进口商品检验依据和出口商品检验依据混为一谈,将会给进口商品检验依据的合法性和出口商品检验依据的合理性带来困难,不利于保护进出口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不利于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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