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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分配方案异议的诉讼救济及其限度
【作者】 曹凤国【作者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分配方案异议;实体事项;程序事项;诉讼救济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7
【页码】 106
【摘要】

执行财产分配方案异议及该异议引起的诉讼是我国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范式,同时规范和限制分配程序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并将程序性异议导入普通审判程序之中。执行实践中分配方案异议权的滥用严重和规制失范,导致执行阶段不加任何审查、甄别和过滤一律移转普通审判程序处理,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的救济机制发生错位。对于分配方案之异议,应该站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视角,厘清提起财产分配方案异议的性质、类型、主体,以“分配异议”作为诉讼救济基础,合理配置相应的救济资源、救济渠道和救济程序。对分配方案中针对参与分配债权是否存在及数额、清偿顺位、建设工程款的优先性和担保物权实现裁定载明的优先权提出的异议,应该通过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予以救济,其他关于分配方案的异议可以导入执行异议程序中,在执行程序内部通过异议+复议的路径予以消解。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4683    
  
  财产分配方案异议是我国司法解释确立的对多名债权人申请执行同一债务人以及申请参与分配程序中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方式,[1]旨在细化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规范和限制执行参与分配程序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建立相应的转化通道,将执行阶段经由形式审查难以认定的实体性争议通过某种程序的设置导入审判程序中,使针对被执行人财产分配方案的争议获得更加充分公正的判定。但在执行财产分配法律关系中,法院、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围绕财产分配方案进行的是一场权利义务相互交错的博弈,执行程序的效率价值需求,更要求执行阶段对基于财产分配的争议予以谨慎的审查和区分,否则不加任何过滤一律移转普通审判程序处理,很可能导致这个为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的程序失控,忽略执行的高效价值,导致程序救济功能灭失。民事执行程序的效率性是解决财产分配纠纷最大化的公平需求。因此,站在效率优先又不失公平的立场上,厘清针对财产分配方案异议的性质和种类,合理配置相应的救济路径和救济程序,成为当前的司法实践和以后立法修改的当务之急。
  一、逻辑之困:对分配方案异议进行救济的立法规则及动因
  分配方案异议制度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执行救济机制,它与执行财产的分配不可分割。在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上,对分配方案提出的不服被称之为声明异议和对分配表之异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执行程序解释》)第25条、26条之条款,结束了我国长期有参与分配实践而无诉讼救济的状况,确立了分配方案异议程序救济和实体救济制度。从司法解释设定的规则看,分配方案异议制度包含两重内容:分配方案异议与异议之诉。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分配方案提出异议是异议之诉提起之当然前提,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则是异议可能产生的结果。分配方案异议并不必然引起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只有分配方案异议失败或未完成的情况下,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才有可能被提起。故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是潜在的、可能的对异议的救济方法,而不是必然发生的救济路径。[3]
  (一)现行法上对分配方案异议的救济规则
  1.分配方案异议的成立要件
  《执行程序解释》确立了当事人对分配方案的异议及其作为实体救济的异议之诉的基本框架。在提出异议的主体资格方面,无论债权人还是债务人均可以提出对方案的异议,而对于债权人中的何种类型债权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具体可以针对何种事由提出异议则没有进一步细化规定。[4]从异议的构成要件上看,当前执行理论一般解释为:只要对法院制定的分配方案不服,无论是否合理,就可以提出书面反对意见,从而构成法律上的分配方案异议,而没有对异议原因和事由做出任何限定。
  2.对分配方案异议的效力
  分配方案异议的性质有别于民诉法第225条设定的执行异议,执行异议提起之后需要法院依职权对异议的成立与否进行审查,而分配方案异议则省略了这一程序环节,故其成立与否,完全取决于异议相对方对异议是否认可。《执行程序解释》第25条规定:“当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未提出反对意见的,执行法院依异议人的意见对分配方案审查修正后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当异议得到未提出异议的当事人的明示认可或默示认可(未明示反对),该异议取得了成功,提出分配方案异议的债权人或被执行人与未提出分配方案异议的债权人或被执行人之间的实体纠纷已经解决,债权人或债务人提出的分配方案异议的目的已经达到。执行法院理应根据债权人或债务人提出的分配方案异议重新制作分配方案。
  但当异议遭到未提出异议当事人的明确否定,异议自然不发生约束法院的效力。第25条下半段规定:当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或被执行人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提出反对意见的,债权人或被执行人提出的旨在形成新分配方案的异议则以失败告终。提出分配方案异议的债权人或被执行人与未提出分配方案异议的债权人或被执行人之间的实体纠纷依然存在。异议人有权提出反对意见的债权人或被执行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出分配方案异议之诉。
  可以看出,制作分配方案的法院在异议开始提出之后,只能根据异议双方的意见修订和调整分配方案,而不能依职权认定异议的效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法院执行权在分配方案异议纠纷解决中的冲动,淡化了了执行法院裁断分配纠纷的角色。
  3.对分配方案异议救济的诉讼规则
  在对异议的救济渠道的规制方面,立法者将诉讼作为分配方案异议的唯一救济通道。除非异议人的异议成功,没有招致其他债权人或被执行人的反对,否则,异议人可以在任何异议事由的支持下提出异议之诉。这种救济规则的唯一性,暗含着对审判程序的极大推崇,同时也对执行自由裁量权的运行保持高度的怵惕之心。[5]
  (二)分配方案异议救济规则逻辑生成的动因
  1.分配方案参与人之平等保护
  对分配方案提出异议的债权人、债务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权利进行应有的救济,从立法规则的演变看,呈现出从选择性保护向平等性保护过渡的趋势。平等保护的规则设计,似乎在纠正这样一种理论偏差或实践认识:提出分配方案异议与异议之诉的权利专属于债权人,与被执行人无关,而所有的参与分配债权人中间,相当部分的债权人是不应享有诉权救济的。对这样保护不全面观念的纠正,立法走向全面而平等保护的另一极。这一点在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的多次修改变革过程中也体现得异常鲜明。
  早在1975年之前,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规定:“债权人对分配表有不同意见者,应于分配日期前,向执行法院提出书状,声明异议”。1975年该法修订后规定:“债权人对分配金额之计算及分配之次序,有不同意见者,应于分配期日前,向执行法院提出书状,声明异议”。这就将异议事由限定在“分配金额之计算及分配之次序”有限领域。但1996年该法重新修正第39条第1项为:“债权人或债务人对分配表所载各债权人之债权或分配金额有不同意见者,应于分配期日一日前,向执行法院提出书状,声明异议”。不仅将债权人纳入异议主体范围,而且大范围扩展了可以提出异议的事由。[6]需要说明的是,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虽然扩展了异议提出的范围,但仍然实行的是可限制性的平等保护原则,在债务人提出异议的原因方面,将其设置于“债务人异议”范畴内,而对于债权人,从实体和程序上区分异议的不同性质,诉权保护只适用实体上提出异议的债权人。
  我国立法一定程度上受我国台湾地区立法理念的影响,给予分配方案利害关系人最全面的平等保护,只要是针对分配方案提出不服,均可构成异议发生法律效力,而所有的异议在未完成时,都可以再次寻求基于诉权的实体性救济路径。
  2.权利制约权力
  在执行财产分配程序中,分配法院无疑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分配财产的行为,归于执行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之列,具有命令性、强制性特征,而作为相对方的当事人则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当执行行为违法或不当而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时,当事人的权利通常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分配方案异议制度则赋予各方当事人提出异议和异议之诉的权利,从而有效地阻止分配法院在参与分配程序中可能产生的损害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违法或不当行为。
  3.公平优于效率
  分配方案异议制度核心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是否需要一概以诉的形式对参与分配程序中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救济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7]以往,分配法院简单地以非诉形式的执行异议加以救济,崇尚效率但牺牲了公平。长期以来,我国在参与分配程序中一直存在着诉讼救济的缺失,主要是因为在考虑执行救济时,并没有区分争端事项是否涉及实体事项,而是不分实体、程序事项笼统地通过执行异议程序加以解决。究其深层原因还在于没有树立程序正当化的观念,基于权利实现的效率性要求而忽视救济程序的公平性和正当性。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则赋予参与分配程序中的当事人实体上的执行救济权利,更充分地保障了异议人的合法权益,将公平价值置于效率考量之上,从而充分彰显了程序正义精神。
  二、曲高和寡:分配方案异议解决实践对现有规则的疏离
  (一)分配方案异议滥用的严重性
  为最大限度的限制分配财产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立法者为主持分配法院和法官设计了极其消极的角色,要求法院只负责制定财产分配方案,而放任当事人对分配方案提出各种反对意见,对反对意见的事由和异议主体均不作条件性的限制,法院只负责将异议人的意见通知给未提出异议的参与人,不进行合理性审查,法院绝对中立性的定位导致案件实际执行中,当事人出于各种目的,或拖延执行,或规避执行,或仅仅是发泄财产被执行的不满情绪,分配方案异议权被部分债权人或债务人不当滥用。据统计,凡涉及财产分配方案的案件,当事人之间很难达成一致,但执行法院却没有合法性审查权,只有将程序性和实体性的异议一体转入诉讼中去。这种程序滥用给法院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压力,也使执行程序和诉讼程序疲于应付,久拖不决,制度设置的良好初衷无形中遭到扭曲。
  (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功能异化
  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是通过司法解释确立的诉的形式,但司法解释没有区分参与分配还是普通财产分配,一概要求法院制定财产分配方案。实际上,当被执行人全部财产足以清偿债务时,法官制定财产分配方案并赋予当事人以诉权实属不必要程序设置。[8]如此,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承载过多的功能,该功能与该诉的本身发生偏离,导致诉的功能发生异化。由于分配方案异议与异议之诉的一体性,从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本身而言,其功能在于纠正无法在执行程序中审查的财产分配不当行为,对分配方案予以纠正。很多执行中的复杂实体性问题如执行依据所载债权的真实性,即使经过异议之诉也很难全面查清,依然需要当事人通过审监程序或者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维护自身的权利;而对于程序性的异议,在实务操作中,立案部门往往控制标准非常严格,不予立案情形居多,多数异议最终还得回到执行程序解决。[9]
  (三)分配方案异议在执行内部消解的普遍性
  1.法官在财产分配时淡化方案的制定
  由于审判部门不愿意更多的介入执行程序,其对因为分配方案发生的诉讼掌握的标准非常严格,往往难以立案受理,导致争议又要回到执行程序解决,通过执行程序的功能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该种情形反复发生,主持分配的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财产分配时减少对书面分配方案的使用,尽量按照执行措施采取的先后顺序分配财产,拒绝对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清偿的认定,旨在减少参与分配的适用,减少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机会。
  2.通过执行和解使当事人合意形成分配方案
  在必须制定分配方案的情形,执行法院往往运用执行和解形式,说服当事人经由合意形成分配方案,当事人为早日实现债权,一般可以达成合意。这样的分配方案是没有任何异议人的方案,即使存在异议,如果异议人的意见没有招致反对,也无适用异议之诉的余地。[10]
  3.对程序性异议不成立时依职权驳回
  从债务人方面而言,因为缺乏法定明确标准,分配异议难以准确认定,实践中,债务人经常隐而不见或下落不明,即使能找到被执行人,法官也一般不准予其参见分配方案的讨论。债权人方面,如果多名债务人之间不能合意形成分配方案,对于财产足以清偿的案件和通过执行程序可以纠正的分配不当行为,执行法官通常可以依职权驳回明显不合要求的异议,主动弥补分配方案的瑕疵,减少不必要的司法资源耗费。
  三、正本清源:寻求分配方案异议诉讼救济的界标
  “执行程序并不排斥纠纷的解决程序”,[11]对分配方案异议的救济不能全部运用程序的救济方法,也不可皆付诸诉讼,必须寻找一个理性的界标作为限度,达成符合当下实践的规制效果。[12]如何能找到诉讼救济的界标,还必须对分配方案的异议本质进行分析。
  (一)分配方案异议与分配异议的合理界分
  从实证法的角度,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对分配方案的制作进行了统一规定,无论被执行人的财产是否足以清偿全部债权人所有债权,亦无论是多个债权人申请执行同一债务人还是参与分配程序,都要求执行法院就已经控制财产或案款制定书面的分配方案,并应将分配方案送达债务人和债权人。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分配方案的适用范围。具体的执行实践中,如果符合1998年执行规定第88条、89条的情形,被执行人的财产足以清偿,债权人应该按执行法院对执行标的采取的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进行清偿,这种清偿顺位的法定化事实上已经剥夺了法官在此类案件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可能,即使制定分配方案,也是按照执行措施的时间先后对债权人的清偿顺位进行排序,纯粹的一种技术性工作。如果要求法官在这种情况下也要制定财产分配方案,却又没有限定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异议和异议之诉的权利,导致很多执行法院在当事人提出异议时即使没有合理的事实依据,也要求异议人向执行法院提起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可见,对制定分配方案的范围的不当扩大,也等于扩大了当事人针对分配方案提出异议的空间和提起异议之诉的范围,虽然极大地丰富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造成了其他债权人权利实现的拖延和司法资源的空耗。[13]对这个问题的解决,目前各级法院还没有妥善的应对办法,做法也颇不一致。笔者认为,关键之点是要在所有的分配方案异议中

  ······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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