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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版权》
视听类作品、制品著作权法律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Report on the Legal Issue of the Audiovisual Works and Products.
【作者】 樊雪【作者单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著作权法【中文关键词】 试听类作品;制品;著作权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3
【页码】 14
【摘要】

随着文化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在司法实践中有关试听类作品和制品的著作权纠纷数量占全部著作权案件数量的比例很大。当前,正处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背景之下,本次修法将多年沿用的“电影作品及类似以摄制电影的方式创作的作品”的表述修改为“视听作品”,并且删除了“录像制品”的概念与相关法律规定。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中,有关试听类作品和制品的著作权法律问题研究成果很多,但仍有部分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在审判实践中也存在法律适用和裁判标准不统一的现状。本文将以北京市三级法院近五年审理的有关试听类作品和制品的案件为基础,总结目前审理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对相关法律条款的规定进行探索,并结合审判实践提出相关建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409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于视听类表达采取双轨制的保护,既包括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下简称视听类作品),也包括录像制品。随着科技的进步、影视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涉及视听类表达的案件不断涌现,案件除涉及电影、电视、MTV等传统视听类表达外,还涌现出体育赛事及其画面、网络游戏等各种新类型的视听类表达。需说明的是,在视听类作品、制品的创作、传播、维权各个环节均会出现各种纠纷,涉及的著作权法律问题很多。本文将探讨的重点放在审判实践中尚存争论的问题,归纳、总结已有的经验和做法,对一些尚存争论的问题提出观点。
  一、视听类作品、制品案件的基本特点和情况
  (一)案件数量多、比例大。随着科技的进步、影视技术的发展、影视行业的繁荣以及互联网企业经营模式的不断更新,近五年来北京市法院受理的著作权纠纷案件数量以平均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且仍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15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情况》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受理除不正当竞争和专利权之外的知识产权类民事案件共109386件[1]其中北京市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占全国案件数量的11%。涉及视听类作品、制品的案件数量最多、比例最大。近五年来,北京市法院受理的涉及视听类作品、制品的案件数量占全部著作权案件数量的41%。
  (二)新作品类型不断涌现。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视听类表达的类型日益丰富,多类型视听表达的大量涌现和传播对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自2012年至今,较之传统的视听类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剧、MTV),北京市法院受理的涉及综艺节目、体育赛事及其画面、网络游戏等类型的案件与日倶增。上述新出现的著作权维权客体,虽然较之传统的视听类作品而言数量不多,但已经成为著作权纠纷案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出现的视听类表达,在权利属性的界定上通常会涉及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抑或制品的认定问题。
  (三)网络侵权成为主要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网络服务商商业模式的变革,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而衍变出的新型侵权模式在视听类表达的案件中逐渐增多,并日益明显。近两年,以朝阳区、海淀区、东城区三个法院为代表,受理的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均已占到全部著作权案件数量的80%以上。北京市法院涉及视听类作品、制品的案件数量占全部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数量的43%。此类案件常涉及互联网领域的新技术、新问题,普遍呈现案件技术事实难查清、关键证据难取得、法律适用存在争议等特点,大大增加了该类案件在事实查明和法律认定上审理的难度。
  (四)社会关注度较高。随着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发展,视听类作品创作日趋繁荣,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作品的创作和传播阶段纠纷也日益增多。而且,很多案件都涉及到热门网络小说、热门影视作品、知名作者和知名导演的作品,如2015年审理的琼瑶诉于正案件。此类案件的社会关注度较高、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关系更为凸显。
  二视听类作品、制品案件审理中的经验做法
  (一)视听类表达中作品和制品的界限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中并没有出现“视听作品”的概念,而是采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和“录像制品”的概念。在实践中,大家通常把“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称之为视听类作品。因视听类作品和录像制品在表现形式、拍摄设备、固定方式和再现介质等方面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如何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准确把握视听类作品和制品的界限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2008年,北京市受理的一系列涉及音乐电视(MTV)的诉讼,集中反映了有关视听类作品和录像制品的认定问题。
  视听类作品和录像制品的根本区别在于独创性。视听类作品是一门综合艺术,但其本质在于画面、声音的衔接,其是通过各种画面、声音的前后衔接表达了某种内容。因此视听类作品的独创性主要并最终体现在画面的衔接与声音的衔接上,包括画面内容的选择、光线的明暗、角度和色度、镜头的切换,以及对所摄制画面的剪接等方面。能够被认定为视听类作品,应在画面、声音的衔接等方面反映拍摄者的构思,表达出某种精神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独创性。
  对于以机械方式录制他人的现场讲座、戏剧表演等形成的视听类表达,在录制过程中,对机位的设置、场景的选择、镜头的切换等只进行了简单的调整,或在录制后只对画面、声音进行了简单的剪接等,应认定为录像制品。因此,对创作高度较低,运用通常技能即可完成的成果,不宜认定为视听类作品。
  (二)视听类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认定
  1.视听类作品著作权归属的一般认定标准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据,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常以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制作、发行或公映许可证、摄制合同、正版光盘或视听类作品片头、片尾的署名来主张著作权。当上述证据存在矛盾和冲突时,应如何进一步查明著作权归属?实践中,常采取以下层次予以认定:
  (1)拍摄协议是认定权利归属的最直接证据。视听类作品的拍摄一般投资较大,常为多方投资人共同出资拍摄。当事人若能够提供最初的拍摄协议、制片协议或发行协议则直接证朋视听类作品真正投资拍摄者,且当事人在相关协议中对著作权的归属问题亦常会作出相关约定。因此,拍摄协议等相关合同是判断视听类作品制片者最直接、最可靠的证据。
  (2)初步证据,在无反证时可作为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等均可以作为享有权利的证据。因此,著作权登记证书以及获得我国认可的国外认证机构出具的认证书,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认定视听类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证据。
  (3)署名推定原则。当事人根据署名来证明其为著作权人或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或转让,一般是根据光盘封套上的署名及作品播放时片头、片尾的署名。但是影视行业目前署名较为混乱,会存在署名与著作权登记证书、许可证不统一的情况。因此,视听类作品的署名是判断权属的初步证据,但不可仅凭署名判断作品的著作权人。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在作品上署名为“出品单位(方)”、“联合出品单位(方)”的为著作权人。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自制光盘能否作为著作权权属的证据,有的观点认为,原告应当并有能力提交涉案作品的正版光盘或者来源可靠的影片资源用以对比,而仅提交了自行刻录的光盘,因无法用以证明涉案作品的权利内容,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笔者认为,原告所提交的自行刻制光盘中的内容和署名可以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时,属于原告已提交证明其权属的初步证据,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予以采纳。
  (4)行政许可证可作为确定制片者的参考。国家广电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视听类作品制作许可证和摄制许可证是对拍摄单位是否具有资质的审查,是对进入影视剧市场准入资格的审查;发行许可证和公映许可证则是对视听类作品内容的审查。因此,国家广电行政管理部门对视听类作品颁发证照时并不负责对视听类作品实际的投资拍摄者做出审查判断。因此,视听类作品制作许可证、发行许可证、公映许可证上载明的制作单位、出品单位、摄制单位可作为判断权属的参考。
  2.境外视听类作品权利主体的查明
  根据《电视剧管理规定》、《电影管理条例》、《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规定,对于源自境外的视听类作品须有严格的引进审核程序,否则不能在传统影院和电视台上映播出。目前,国家版权局指定了八家境外权利认证机构,包括美国电影协会(MPA)、香港影业协会(MPIA)、韩国著作权委员会(KCC)、社团法人台湾著作权保护协会、国际作者和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国际唱片业协会(1FPI)、商业软件联盟(BSA)、日本唱片协会(RIAJ)。上述机构对涉及在我国国内使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视听类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合法性予以确认。
  根据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的相关说明,国家版权局指定认证机构对涉外引进版权合同进行权利
  认证,其目的是防止境外假授权,避免国内作品使用者的侵权风险,确保涉外版权交易合法进行。因此,在以境外权利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书作为认定权属的证据时,还应当注意审查证明书中的权利主体与视听类作品上的署名是否能够相互印证。如证据之间出现矛盾之处,或者被告提出了相反证据,原告不能提交补强证据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则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权利归属的证据。需要指明的是,除国家版权局指定的境外权利认证机构之外,任何境外机构(如台湾地区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商业同业公会)出具的证明书均不能作为认定著作权归属的初步证据。
  (三)新闻视频相关问题
  随着传统媒体、新媒体、社交媒体、智能媒体的出现,媒体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各媒体之间、新闻作品作者之间的矛盾也大量出现。调研发现,未经许可在互联网上大量使用他人新闻视频节目的情况比较严重,侵权形式复杂多样。其中既有单独使用新闻视频的,也有网站在使用新闻视频的同时配以文字说明,甚至还有通过嵌套的方式使用视频并遮挡视频发布者标志的。
  由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时事新闻不受保护,这导致相关业内人士对于新闻视频能否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心存困惑和疑虑。按照法条的理解只有构成“单纯事实消息”的时事新闻才被排除在著作权法的保护之外,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形,即便与事实相关亦非不受保护,而是可能构成新闻作品从而获得著作权法保护。但对什么是单纯事实消息,立法和新闻法学理论均未展开充分的讨论和研究。通常情况下,如果一则新闻仅用最为简明的语言记录了该新闻事实的各构成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他人对这一事实的记录必然也会采用基本相同的表达,则应认定属于单纯事实消息。因此,基于著作权理论中的“表达唯一”标准,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的保护。
  时事新闻与新闻作品的区别在于媒体是否从自己的语言和叙事结构,对所报道的事件进行具有独创特色的取舍、描绘、背景链接等,从而向社会公众传达个人的观点和立场。如果过程中凝聚了作者和编辑人员大量的独创性劳动成果则构成新闻作品。例如新闻视频,其中包含了文字、解说、图片、视频等内容,由于摄影作品、美术作品以及电影作品等构成要素相对复杂,不同的作者即便采用上述方式报道同一事实,其对构成要素的选择亦具有较多的选择空间,故上述作品通常不会构成单纯事实消息,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而对于新闻事实基本构成要素的最为简单的表达通常会采用文字或口头表达方式。因此,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时事新闻”的外延应当限于仅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内容的文字或口头表达。
  三、当前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一)视听类作品中的作品名称、人物名称和角色形象等元素可否获得著作权的保护
  目前,随着商业形式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商家将经典影视作品中的作品名称、人物形象和人物名称进行商业化利用。如华谊兄弟公司、上海电影集团诉广州千琪动漫公司“风声”案[2]中,被告未经许可在其经营的“风声”游戏中使用原告电影名称的字体设计、电影剧照、人物形象、人物名称、剧情等。此类案件中,权利人除了寻求不正当竞争保护之外,也会对作品名称、人物形象和人物名称主张著作权的保护。视听类作品中的上述元素能否构成著作权的保护客体成为实践中需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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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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