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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传媒与司法关系的重构
【作者】 于浩【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司法【中文关键词】 传媒;司法公开;话语权;反向运用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4)03-0107-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3
【页码】 107
【摘要】

学界对传媒与司法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从宏大叙事的背景入手,缺乏一种对个案运行过程中的传媒与司法关系的深入探讨与认知。通过梳理传媒与司法关系的研究进路,在个案背后发掘传媒与司法关系的重要性,并结合刘涌案改判等具体个案,分析传媒与司法在话语权上的博弈,即国家意志与法律程序、司法公开与民众知情权之间的博弈。在此背景下,关注到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司法公开与引导舆论的新认识,并结合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对网络司法公开建设,法院系统微博运作以及裁判文书上网等相关动态,分析了司法机关反向运用传媒的现象与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4851    
  
  以司法公开引导舆论,即“案情决定舆情”、“司法公开是最有力的舆论引导”的理念,{1}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新背景下对司法公开与舆论关系的新认识,也是司法机关对司法公开与大众传媒之间关系的新思路。最近一段时期,司法公开对舆论产生的作用逐渐产生正面效果,已经逐渐摆脱“战场救火”的评价,其制度设计的角色也逐步深入落实当中。但对于司法公开与传媒和舆论的关系,以及司法机关如何对传媒进行反运用,即司法公开引导舆论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引导等问题,仍需要理论梳理与司法实践相结合,观察传媒与司法关系的一般理论如何导致司法公开的呼声,并结合司法实践个案中司法公开与舆论场的效应、司法公开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等内容,探讨司法公开引导舆论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本文的旨趣即在此。
  一、对传媒与司法关系研究进路的梳理
  在理论上,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已经有不少学者给予论述。本文首先应当正面做出回应的一个问题是:基于怎样的理由——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学界论述传媒与司法的文献已经为数不少的情况下——才选择从个案角度切入展开论述。通过回顾以往的主要文献,我们发现此前对于传媒与司法关系的研究进路相对而言较为集中。如果依据内容对相关文献作进路上的梳理,可大致分为三类,本文将其称为“宏大叙事类”、“具体而微类”与“纵横一统类”。
  宏大叙事类,顾名思义这种风格的研究进路视域广博,立意于促进社会整体进步的层面,其中又可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基于本土化角度,以贺卫方、顾培东、张志铭等学者的论述为主要代表,着重从整体的制度建构与制度设计原理出发,宏观介绍了域外的相关传媒与司法的主要关系,并从此角度出发反观我国在相关问题上的做法。对此,顾培东教授曾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法学界所关注的并不是司法与传媒的一般性、普遍性联系。司法与传媒的关系是在特定的视角中被认识、在特定的语境中被讨论。更直接地说,法学界所关注的是传媒对司法的监督这一特定内容,这颇有制度建构过程当中的功利色彩。{2}其中较为典型的思路,是在法治框架之下,基于传媒作为执政党宣传“喉舌”的社会定位,从传媒作为以传媒背后的言论自由、司法背后的公平审判为维度,{3}对在实践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价值取向与平衡进行论述,努力寻求一种制度与价值上的平衡。{4}而贺卫方教授则从传媒监督作为“第四权”{5}的社会监督权入手,分析了新闻自由与司法监督的关系、传媒对司法监督之界限、司法对于新闻自由的保护等方面,并对我国现行新闻传媒体制在监督司法当中存在的一些障碍进行了阐述与说明。{6}另一类是从比较法的角度,从域外法制与两大法系以及中国问题等视角,对传媒与司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译介与说明。{7}
  具体而微类,主要是指传媒与司法在宏大叙事的铺垫之下,以理论法学界较为流行的权利本体论为视角,借助传媒监督司法为主要研究进路进行深入阐述,研究在司法与传媒的互动中如何体现权利与正义。尽管这些文献基本围绕着传媒监督司法、传媒监督界限、司法保护传媒的“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关系,但它们已经开始关注传媒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联系,并随后发展为对现实层面传媒监督界限模糊所导致的“舆论审判”现象,进一步关注传媒监督司法的现实困境,以及“舆论引导”在学者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与互动。{8}
  纵横一统类,是指既着眼于具体案件以及相关制度背后的问题,同时从整体社会的构建层面来分析相关关系,并从社会和谐与公正的高度来说明传媒与司法的互动关系。例如有法学学者从彭宇案及其后续事件的分析出发,探讨司法活动与传媒活动如何在当今社会道德失范、信仰缺失的条件下有所作为,如何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社会诚信的培育,提出在正确区分客观事实、法律事实与新闻事实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和谐社会秩序的构建;{9}再如有法学学者从媒体审判的诸多事例出发,探讨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在整体制度构建中应当如何安排地位,并在首先肯定司法独立的重要价值基础上给出相应建议,诸如出台专门的行政法规、媒体秉承专业精神、设置恰当的报道程序、禁止人身攻击以及通过变更管辖延期审理等方式减小民愤极大案件中可能产生的舆论负面情绪等。{10}与之对应,新闻学领域的学者立场似乎有所不同,更多的是强调新闻监督作为一种权利的属性,在处理监督和司法独立的问题上首先声明新闻自由的正当性,进而在操作层面上提出增强全面报道、提高法律意识、建立健全法院新闻信息公开途径等对策。{11}
  通过分析以上三类涉及传媒与司法关系的文献,不难发现,对于传媒与司法关系的追问,往往依托国家在政治与文化生活当中的主流观点的演进。如“宏大叙事类”的文献,多从法治的普世性入手,主要切合“依法治国”方针的提出,以及对于建设法治的迫切追求,在思想上希望借助法治的旗帜来统帅社会治理,这实际上是当时全领域呼唤依法治国的必然,反映了国人当时对于法治的认识水平;而“纵横一统类”的文献,则更多地顺应了关于和谐社会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是国情主义法治观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12}
  从研究进路而言,不可否认的是,传媒监督司法在当前中国来说仍十分必要,尤其是当前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呈现出的一些新变化,执政党转变对新闻媒体的管理方式、微博等新传媒爆发成长的情况更是对传媒监督司法等命题提出了新要求。但是,这样的进路是否需要进行一定的范式转换,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则,现有的观点大多从制度等宏观层面入手,对于相关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互动的论述也缺乏具体的案例说明,多给人云里雾里之感;再则,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互动在群众日常生活当中屡见不鲜,而群众观察二者关系的最佳平台,不是单纯的说理,而是鲜活的案例。因此,当前既有研究的基本进路多是从理论架构以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冲突与磨合中发生的,鲜见依托具体案例来分析背后的传媒与司法间关系的具体运作逻辑。这可能是受到建构主义法治观念的影响,{13}但在法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今天,仍然过度关注整体制度的不足与制度供应的缺失,对破解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问题而言,并不足取。真正需要重视的,是如何在具体的个案层面来窥视、思考传媒与司法的运行轨迹以及背后的价值取向,检讨我国现行传媒与司法关系中的诸多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完善其关系奠定基础。因此,如何借助个案的程序运作更好地呈现传媒与司法的博弈、冲突与互动,并关注司法机关变被动为主动,借助新传媒来进行司法公开等相关问题,是本文所要关注的对象。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二、传媒与司法之间话语博弈的展开
  从司法机关与传媒的关系演变来看,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默契——矛盾——反运用”的过程,而这是传媒的演变、消息传播方式、宣传与新闻关系等多重力量相互演变的结果;而在一些国家中,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国家体制改革的一个风向标。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作为传统层面上国家权力宣传喉舌的传媒,在信息渠道较为狭窄的时期,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剧烈的矛盾,可以说其实很少有意识去对同为国家权力之组成部分的司法机构作出的结论进行质疑。一般而言,媒介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内容以公布判决为主,而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的背景下,民众所知晓的信息一般都是官方背景的传媒所提供的、经过层层把关和筛选的信息。以这种信息获得渠道为基础形成的民意,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色彩。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封闭的权力运行架构被打破,尤其是传媒的数量大幅度上升,传媒的关注点多元化后,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关系也就一改之前的默契,逐步产生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实质上反映了市民社会本身的发展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是社会转变时期政府管制趋缓、媒体迅速发展,政府治理亟待转型的体现。{14}而作为市民社会中思想重要载体的大众传媒,其表达公众舆论的功能,在这种市民社会的成长中逐渐得以强化,而这一功能恰恰是与其传统功能——国家权力之宣传喉舌相对立的。因此,当大众传媒此一功能逐渐显现之时,与国家权力之代表——司法权力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自从进入新世纪,这种冲突就逐渐开始显现:刘涌案、许霆案、习水嫖宿幼女案、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李庄案、药家鑫案、李某某案等一系列司法案件因其蕴涵的敏感社会问题,在传媒的报道下为公众所熟知;司法活动本身又在舆情的争论中被影响,似乎在焦点案件中传媒与司法关系的矛盾扭结已经成为常态,至少传媒工作者和司法工作者彼此之间鲜见正面评价。{15}而在一系列案件当中,辽宁“刘涌案”大概是一个最重要的节点:一是该案发生时间较早,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传媒与司法关系从默契走向矛盾的标志;二是该案本身的进程曲折,传媒和法学专家深度介入,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在该案的运作中,最高人民法院异乎寻常地提审一起普通刑事案件,从而引发了种种争论。在这个过程中,传媒是否僭越了自身本应承担的传递信息、报道事实、及时监督的功能,而进行了反向倒逼司法机关和反向引导舆论的“媒体审判”,成为法学界和新闻学界都十分关注的焦点。
  对于刘涌案的具体案情,陈兴良教授曾作出回顾。{16}事实上,刘涌案作为一起十分普通的刑事案件,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宣传与报道的价值。但因为该案是“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成果,因此该案件政治上的考量就成为了传媒宣传报道的原动力,“中国涉黑第一案”的名号也由此确立起来。在所承担的国家引导舆论的功能之下,某些主流媒体曾播发《沈阳“黑道霸主”覆灭记》(2001年1月19日)和《“黑道霸主”是如何“当”上人大代表的》(2001年4月28日)等多篇报道,大幅度渲染了刘涌身为“黑道霸主”的“累累罪行”,进而对相关涉案的腐败分子进行了批判,对当时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17}然而,如果暂时不考虑民意对贪腐与黑恶势力的义愤,而从单纯的案件具体程序运行过程中进行中立的考察,不难发现这两篇文章中,前者是在案件“即将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前报道的,后者是在刘涌案一审宣判后二审尚未进行前报道的,这种官方传媒宣传口径的立场,实际上是以整体上的政治考量代替了具体审判的法律思考,在并未参考被告人刘涌一方的辩护理由,同时也尚未明晰是否存在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实体与程序问题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对案件进行单方面的舆论宣传和引导,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造成了舆论场上强大的偏向,实际上营造出了“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审判压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辽宁省高院以“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为由,终审改判刘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之后,民间舆论一片哗然的基本原因。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辽宁省高院二审改判的事由,即所谓“本案的具体情况”,引发了传媒更大的猜测和质疑。对于这样足够令案件改判的“具体情况”究竟为何始终语焉不详的判决书,无疑不能符合传媒早先已经在民众心中确立的心理预期。因此在终审判决结果公布之后,舆论一片哗然,仅在搜狐评论栏目中,有关刘涌案件的网友留言就超过8万条,创造了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记录。在网络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之后,传统媒体也加入进来,纷纷对此判决表示质疑。典型如当时影响甚大的《对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的质疑》一文,直接而激烈地表达了对辽宁省高院判决结果的不满,并且得到许多媒体的转载{18};另有一些影响力的报刊则发表较为克制的评论认为,或许对此案的判决有站得住的依据,但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这种依据在与国家安全无涉的情况下,必须向公众作出交待,辽宁省高院有义务对所谓的“本案的案情和实际情况”作出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解释。{19}对此,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逻辑,就是如果有证据表明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证人翻供,那么刘涌就应当被释放,并严惩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但为什么在判决书中不详细说明相关情况,反而遮遮掩掩。尽管辽宁省高院不公开所谓的“具体理由”,可能是由于当时整体政治环境与个别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尚未确立有关,但这种或许出于无奈之举处理方式恰恰导致了民众对于司法机关审判的不满,事实上形成了在国家意志之下“舆论绑架司法”的不良局面。然而事件尚未结束。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判决,并在当天立即对刘涌执行死刑之后,案件再次引起了司法界和新闻界关于传媒与司法关系的思考。对刘涌案异乎寻常的提审和速判速决,背后是否迫于“民意不可违”,是否有“媒体审判”裹挟民意的影响?
  如果进一步梳理案件过程当中司法与传媒的话语博弈,可以发现,前面提及的《对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的质疑》一文中,除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二审的判决是否合法提出监督之外,同时也列举了认为改判依据不足的具体因素。而有关报刊提出辽宁省高院作出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就把关注的焦点进一步扩展到了如何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这一重要议程上。有媒体发布评论,分析了舆论何以产生质疑的诸多原因:“刘涌为什么被改判,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发问的……代替公众提问,给公众明确的答案,是传媒的职责,这不是干预司法的独立性,而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是对司法审判所进行的必要监督。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黑箱’,也没有受到行政干预等外来因素的影响,但正是由于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客观上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导致了人们对审判公正性的怀疑,而法律的权威也因此受到了影响。”{20}对此有学者认为,这些媒体所发表的言论,可以看出,对于刘涌案二审判决的评论,其所质疑的,主要在于司法是否公正,主要基于要求法院对所谓的“本案的案情和实际情况”作出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解释,即满足公众的知情权,{21}但我们认为,在刘涌案中,体现的不仅仅是保障民众知情权的越来越高的呼声,而是传媒承担着国家宣传喉舌与公共民意代言人的双重任务,其间的角色转换往往没有任何征兆,使司法机关无所适从,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话语博弈甚至冲突。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新闻学上的重要理论命题,即“宣传”与“新闻”的区别与联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将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别地使用,然而新闻和宣传虽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却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新闻传播信息,消除人们的随机不确定性;宣传传播观念、理论、方针政策、伦理道德、立场态度,以影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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