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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追究法官审判责任的限度
【副标题】 现行责任制体系内的解释学研究
【英文标题】 The Limit of Judge's Trial Liability: an Interpretation Approach inside the Judicial Liability System
【作者】 樊传明【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司法责任制;错案责任;违法审判;证据裁判
【英文关键词】 Judicial Liability System; Misjudge Liability; Illegal Trial; Judging on Evidence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68
【摘要】

现行司法责任制要求法官不仅对违反职业规范的行为担责,而且应对其审判业务负责,针对审判业务责任又采取了双轨制模式,包括故意违法责任和过失错案责任两类要件构成。基于现有规范体系而采取解释学的立场和方法,可以防范结果中心主义倾向和对法官裁判行为的负激励效应。追究法官审判责任的限度,取决于对法官审判职责内容的解释。证据裁判原则统摄下的证据规则体系的内容和效力,决定了法官对事实问题承担审判责任的范围。证据规则按其效力可以分为强制性规则和指导性规则,它们为法官的事实认定工作设定了不同的要求,应当据此认定对法官追责的主客观要件。该解释学路径可以在现有体系内使错案结果责任转向证据裁判违法责任。

【英文摘要】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judicial liability system, judges have to be responsible not only for their conduct in violation of professional norm, but also for their trial work. Trial liability takes a dual-track approach, including liability for breaking the law deliberately, and liability for mistrial by culpable negligence. Under the existing system, an interpretation approach may prevent the consequence-oriented tendency and negative incentive effect on judge’s trial behavior. The limit of the judge’s trial responsibility depend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judge’s trial duty. Since judges ought to decide issues of fact according to evidential rules, the evidential rule system, which is organized by the principle of judging on evidence, determines the scope of judge’s trial liability for fact-finding. Evidential rul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by their force: mandatory rules and guiding rules. They set different requirements for judge’s fact-finding work. These requirements should be used to analyze and define the conditions for trial liability, such as the subjective fault and unlawful act conditions. This interpretation approach under the existing system may leads the mistrial consequence liability turns into illegally evidential judgment liabil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3551    
  
  中国现行法官责任制采取了职业规范责任和审判业务责任的二元制模式。[1]应否追究和以什么标准追究审判业务责任,是目前争论的焦点。按其内容,审判业务责任又可以分为法官因法律适用问题、事实认定问题和诉讼程序问题而担负的责任。其中,对于法官因事实问题而担责的争议最大,法学研究者和法律实务部门担心,可能因此强化结果中心主义的追责模式,而且给法官的审判行为带来负面激励效应。目前,对法官责任制的研究以宏大的框架性论述和理念论证居多,而且过分倚重比较法论据,而立足中国现有规范体系的微观分析和解释学建构则非常少。许多研究成果对中国法官责任制模式的描述可能有失精确,所倡导的改革方案也未必具有可行性。本文尝试采取解释学的立场和方法,研究对中国法官在事实认定问题上的追责标准与豁免范围。一方面,分析现有责任制体系所设定的追责基准和要件,指出这些要件中所包含的解释空间;另一方面,采取体系性解释的方法,将由证据裁判原则统摄的证据规则体系,作为与法官因事实问题而担责(制裁性规范)相对应的行为模式规范,使得对违法、故意、重大过失等追责要件的认定更合理、更具可操作性。这样的解释学思路可以避免审判业务责任异化为错案结果责任,而是转向证据裁判违法责任。第一部分首先述评现有法官责任制度和理论,指出其中的问题,然后以此为基础设定本文的立场与方法。追究法官审判责任的限度——现行责任制体系内的解释学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
  一、现有法官责任制存在的问题和解释学路径
  (一)现有法官追责制度和理论存在的问题
  司法责任制作为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整体模式、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仍处在变动之中。针对法官的审判业务责任,目前形成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为实践中认定和追究法官责任提供了权威依据。但是,这些规范性文件构成的体系尚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体系融贯性欠缺。在全国层面,该体系既包括法律文件、[2]法官职业群体和法院系统内的管理文件,[3]也包括发布宏观改革纲领的政策文件[4]和布置具体改革内容的工作文件。[5]如果这些文件所规定的内容能够协调一致,就会形成彼此呼应且富有层次的责任制体系。但是,目前它们所使用的术语和所倡导的追责模式存在不少差异:违法审判责任、[6]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错案责任、[7]司法过错责任[8]等提法并存;以违法行为、主观过错、错案结果中的何者为追责基准,定位不清且多有冲突。这表明,目前初具其表的法官责任制体系欠缺融贯性。
  其次,追责标准可操作性较差。上述规范体系所设定的追责标准,存在较多笼统、模糊之处。按照现有规定,在法官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应当追究其责任。[9]但是,如何认定重大过失、严重后果等要件?根据责任豁免条款,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或者法官因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10]即使后来经审判监督程序推翻,也不应追究法官责任。但是,什么样的情况属于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如何区分“认识上的偏差”与主观过错?对这些追责要件和豁免情形,现有文件只是给出了抽象性的表述,但缺乏相应的操作性标准。
  最后,各地法官责任制改革多样化和无序化。在全国层面,“错案责任”的表述仅出现在改革政策性文件里,没有在追责规范性文件中确立。但是在地方层面,却出现了不少以“错案责任”为名的追责规范性文件。[11]还有一些地方法院探索了更加多样化的法官责任制模式,例如吉林省磐石市法院的“法官弹劾制度”、重庆市合川区法院的“案件质量评查制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不规范行为认定制度”等。[12]当然,这些不同表述之下的追责标准有何实质性差别,有待深究和分析。但这些表明,对法官责任的地方性探索,存在多样和无序的现状,全国层面的文件未能提供有力的统摄和权威性的基础。
  司法责任制改革也催生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现有学术文献中关于司法责任制的概念激增,比上述文件里包含的术语更加多样化。[13]尽管现有研究确实为中国司法责任制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照,但是在论点的贴切性、论述的精确性、论据的恰当性等方面仍旧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对错案责任模式的担忧是否有据?目前,法学界对现行法官责任制最核心的批评,是认为它具有结果责任模式的特征,或者说客观追责倾向、结果中心主义特征。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将其转变为主观追责模式或行为中心主义,“以司法人员的违法、不当行为作为追责的依据,而不以错案这一结果作为追责的依据”。[14]但是这种担忧是否过当了?在全国性的追责规范性文件中,法官按要求承担的是“违法审判责任”而不是“错案责任”。担责情形包括“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和“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两种。尽管后一种可以理解成是以出现“裁判错误”为追责基准,但是“重大过失”这一明确的限定要件表明,很难将该追责标准视为结果追责模式。即使在地方性的以“错案责任”为名的文件中,也往往包含了主观过错要件,而不是纯粹地以错案结果为追责依据。[15]如果不停留于对“错案责任”、“终身负责”等抽象术语的假设和联想,而深入到对追责要件的分析上,就很难将现行法官责任制归入纯粹的结果责任模式。另外,即使现有制度因为包含裁判错误要件而呈现出结果责任模式特征,但它的整体效果是否为负面,也有待检验。许多研究者假定,结果责任模式会给法官的裁判行为带来负面激励效应。但是,对于结果责任模式和整体审判质量之间的实际关联性(例如,总体上来说使错案更少了还是更多了),研究者尚未构建清晰的模型进行预测,也未以实证数据进行检验。实际上,法官责任制过于宽松或过于严苛,都可能给法官的裁判行为带来负面激励。如果仅要求法官对可视的外部行为和过程负责,而对实质性审判结果免责,那么其实未必会达到最佳的行为激励效果。让法官在何种程度上对审判质量负责,以达到最能够契合法官的制度角色和激发其理想的裁判行为的效果,有待更充分、可靠的论证,不能仅根据经验性的假设作答。
  其次,关于法官责任制实践运行情况是否存在矛盾结论?即使在规范文本的层面上,现行法官责任制应免受结果中心主义的责难,但它在实践运行中是否异化了?有学者分析了近些年在全国有重大影响、最终得以纠正的刑事错案,得出的结论是:司法实践中的法官追责过于严苛,而且有客观追责倾向,这给法官审判工作带来了负面激励效应,甚至会进一步导致法官错判,阻碍冤案平反。“在实际执行中,一些地方的实施细则将错案追究等同于改判率、上诉率、发回重审率、再审率等指标……这大大影响了法官独立审判,在这种条件下,法官难以有担当的作出不违背良心的判决。”[16]错案责任追究的严格化,“将使有权对错案作出认定的人员面临空前的,甚至无法承受的压力”。[17]但是,也有与之相反的实证研究结论,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出现追责严苛化的现象,反而是追责松弛化了。“从文本上看,专门规定、正式程序、实体问责、错案必究,这些足以让人感受到每个法院都给了错案追究足够的重视。但从实践来看,错案认定像是审委会在尽力寻找某起案件并非错案的理由,直到穷尽。……这个过程更像是慈爱的家长责打调皮的小孩,戒尺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18]该研究者认为,错案追究实践并未出现一些学者所担忧的惩罚任意性、法官不独立等负面效果。研究者所使用的论据是西南地区七个法院的实证调研材料,包括审委会档案记录、法官访谈记录等。上述实证研究结论之间的矛盾,可能跟研究者选取的调研样本的类型、地域、代表性和周延性等因素有关。如果以上两种结论都是可靠的,就表明法官审判责任追究存在地区间差异和案件类型间差异。
  最后,对比较法论据的使用是否准确和恰当?研究者对法官责任制应然模式和中国改革方向的论述,经常会使用比较法论据,即以欧美国家的法官追责或惩戒制度作为参照。例如,为了论证不应追究中国法官的审判业务责任,尤其是不能主要依据错案结果追究责任,许多学者以欧美国家司法责任豁免制度为论据。认为美、英、德、法、日等国家“也普遍规定了法官惩戒制度,但与我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惩戒事由基本限定在法官违反职业伦理的‘不当行为’上。……西方法治国家的法官惩戒事由并未触及法官的专业性活动,特别是审判结果,错案惩戒制度则更是无从谈起”。[19]但是,在现有文献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比较法描述,“在英美法官惩戒机制中,惩戒机制的任务是对受到质疑的法官行为进行评价,而非对法官判决结果对错进行评价”,[20]而“与英美两国单纯以不当行为作为惩戒事由的一元论不同,德法两国采不当行为和错误判决二元论作为法官惩戒事由。……若法官之裁判非依内心确信而是出于徇私枉法或玩忽职守等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则应对‘错案’法官予以相应惩戒”。[21]上述对欧陆国家法官追责模式的描述是有冲突的。学者们对欧美国家法官责任制的引介和概括是否准确,不无疑问。实际上,许多文献中的比较法论据,援引自二手或多手文献,缺乏对欧美相应制度及实践案例的细致、精确的考证。即使这些论据的准确性没有问题,它们在论证中国法官责任制改革议题上的效力也值得讨论。笔者认为,法官责任制的设定,实际上与法官在一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和法律制度中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法官责任制的法系间的差异,反映的很可能是对法官角色定位的差异——既包括法官在政治权力中的位置这样的结构性问题,也包括法官是否应当在确保司法社会效果、贯彻政策目标等方面有所作为这样的功能性问题。除非中国法官与欧美法官在角色定位上具有同质性,否则法官责任制的差异就不可能消除。所以,脱离了制度语境,简单、武断地使用关于法官责任制的比较法论据,可能是无视树干之别而强求枝叶一致。
  (二)完善法官责任制的解释学路径
  综上所述,中国现有法官责任制度在体系融贯性、标准可操作性、地方实践统一性和有序性上均存在问题。目前的理论研究,停留在宏观模式的描述与论证层面,如对中国追责体系总体特征的概括、对法官责任制理论模式的划分、对相应比较法制度的引介等。但是,在描述的准确性和论据的恰当性上不无问题。立足现有规范体系,对法官审判责任构成要件、认定标准、免责条款的解释学研究,则非常稀少。宏观模式论证当然意义重大,其有助于辨明改革走向。但是基于以下原因,微观的解释学研究也不应缺位:首先,法官审判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是一个迫切的实践性问题,不能等宏大的理论问题被一劳永逸地解决后,再着手进行具体的规则设计和个案适用。在目前已初具规范体系的条件下,应当通过解释学方法,最大化地回应个案追责实践需求。其次,宏观模式论证本身不可能自动衍生出操作性细节,若不同时进行具体规则的建构和解释,所倡导的理想模式可能流于无效。宏大叙事必须要有相应的技术支撑,关于法官审判责任的模式研究和解释研究应当互相照应、指涉和修正。最后,解释学的研究可以连接、兼顾立法者(或改革决策层)的既有选择与司法责任制的未来发展,即基于对现有制度的精确分析,在可行的解释空间内,以建构性姿态发展追责要件,提升体系的融贯性和操作性,趋近理想中的责任制模式。所以,在延续法官责任制宏观模式研究路径的同时,也应当探索解释学研究路径。本文即拟采取解释学的立场和方法。
  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法官针对事实问题所承担的审判业务责任。在中国的二元制法官责任模式下,对于职业规范责任不存在太多争议,实际上这正是大多数学者所倡导的理想责任制方向。[22]但是,对于应否追究、以什么标准追究审判业务责任,目前争议较大。[23]如前文所述,审判业务责任最受非议之处,是其可能异化为结果追责模式,即所谓错案责任制。实际上,法官审判业务中的错案,又可以分为事实错误、法律错误和程序错误。程序错误具有可视的过程性特征,本身就表明了法官的行为违法,因此,走向单纯的结果追责模式的可能性较小。法律错误具有更多的防范途径,一方面,法官受到的法教义学训练和长期的职业经验积累,使得绝大多数法律问题不存在疑难之处;另一方面,即使存在法律疑难案件,也可以通过审委会、专业法官会议等机制防范法律错误。而且通行的法学理论不预设关于法律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这会对法官个案适用中的法律解释有更多的宽容。但是对于事实问题而言,一旦原判决中的事实认定被推翻,通常就意味着出现了“硬邦邦”的错案。而且事后只能从客观的错案结果倒推当时法官的主观裁判行为,往往无法通过可视的外部过程来认定主观故意或过失。所以,事实问题上的法官责任制尤受诟病,需重点分析。
  本文所采取的解释学路径,主要体现为以下内容:首先,对于中国法官责任制度,采取“认真对待”现有体系的态度。通过梳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界定其中包含的追责基准和责任要件,分析其具体适用上的困难之处和语义空间。其次,采取更宽泛的体系解释方法,将法官审判责任规范与裁判行为规范相关联,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规范体系——前者是“制裁性后果”部分,后者是“行为模式”部分。与事实问题上的审判责任相对应的行为模式规范,可以笼统地称为法官的证据裁判职责,但是应当具体至证据法规则来界定该职责内容。最后,对现行中国证据规则的效力进行解释,将其区分为强制性规则和指导性规则。这两类规则为法官设定了不同的证据裁判职责,因此影响了对追责要件的解释。本文所采取的具体解释方法,除了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外,还包括目的解释:一方面,使追责要件的内容更契合中国法官在现有制度中的应然角色,侧重主观目的解释;另一方面,使责任制成为合理的法官行为激励机制,侧重客观目的解释。
  二、法官审判责任的追责基准和要件分析
  (一)规范性文件中的追责基准和要件
  1.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

开弓没有回头箭


  关于法官责任制的诸多现行文件,按其适用效力可以被分为政策性文件和规范性文件两类。政策性文件是对责任制改革纲领、方向和内容的表述,其意义在于宣示改革目标、统摄改革工作,但是不应将其直接作为认定和追究法官责任的依据。实际上,因为其内容的抽象性,也无法作为直接适用的规范。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发布的《决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2014—2018)》中关于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表述,不能作为对法官追责的规范依据。规范性文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十一章“惩戒”中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这些文件包含法官责任制度的具体规范,可于个案中直接适用。[24]从这些文件的内容来看,规定法官审判业务责任追究范围、标准和要件的,是《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而且从发布时间来看,《意见》是对《办法》和《条例》的补充和部分修改,有冲突之处应以《意见》为准。[25]
  关于法官的审判业务责任,既存在上述全国层面的文件,也存在多样化的地方性文件。在应然层面,法官责任制所针对的是整个中国法官群体,不宜在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法官之间形成实质性差别,因此,应由全国性的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官协会等)制定和发布。目前各地的多样化探索,应当视为改革期间的过渡状态,是试行和推进改革的权宜之计。各地、各级法院可以根据本辖区、本单位情况制定法官绩效考核和行政事务管理方面的文件,但是最终应当将法官追责标准、处分办法等规范的制定权保留给全国性的机关或团体。可以期待,随着全国层面的法官责任制度设计渐趋清晰、完备,其会对地方性探索形成统摄和示范,最终消除多样而无序的状态。本文仅以全国层面的规范性文件为分析对象。
  2.追责基准和要件分析
  《办法》第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审判、执行工作中,故意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者因过失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据此可以将法官追责情形分为两类,或者说两种追责要件构成。第一种是故意违法责任,追责要件包括:(1)违法行为,即“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2)对该违法行为持主观故意心态。第二种是过失违法责任,追责要件包括:(1)违法行为;(2)对于该违法行为存在过失;(3)造成严重后果。第五条至第二十一条是对各具体追责情形的列举,遵循了上述两种要件构成。例如,第十条第一款符合第一种要件构成:“涂改、隐匿、伪造、偷换或者故意损毁证据材料,或者指使、支持、授意他人作伪证,或者以威胁、利诱方式收集证据的。”第二款符合第二种要件构成:“丢失或者因过失损毁证据材料,造成严重后果的。”《条例》对追责要件的表述基本与《办法》相同。关于法官审判业务责任的处分,规定在《条例》第二章的第二节和第六节。其中,第二节“违反办案纪律的行为”对应于第一类要件构成,但对于有些情况以“造成不良后果”条件限制了追责处分范围;而第六节“失职行为”则对应于第二类要件构成。
  可以看出,《办法》和《条例》中规定的法官审判责任之追责的基准是法官的违法行为,但是区分了故意违法和过失违法,对于过失违法还要附加“造成严重后果”要件。从文本上来看,这是一种考量主客观因素的行为追责模式,而不是主要以错误结果为追责基准的错案责任模式。[26]但是《意见》对该责任制模式做了调整。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这其中也包含了两种要件构成,第一种和《办法》中的故意违法责任相同,包括违法行为和主观故意两个要件。第二种是“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拆分为以下几个要件:(1)存在裁判错误;(2)法官对该错误的产生存在重大过失;(3)该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它将《办法》中过失违法责任的“违法行为”要件,替换为“裁判错误”要件。
  以裁判错误要件替换违法行为要件,绝不仅仅是措辞术语上的变化。因为许多导致错误的司法行为,未必违反了某个明确的法律规范,因此难以从外部认定为行为违法。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尤其如此。由于现代证据制度秉持相对的自由心证原则,法官根据逻辑和经验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即使出现了事实认定结果错误,也未必会违反某项证据规则和诉讼程序规则。所以,这一要件替换实际上反映了追责基准的改变:确立了一种以错案结果为追责基准的法官审判责任。但是,就此还不能简单地说是“结果中心主义”,因为《意见》从主客观两方面限缩了追责范围:客观上,要求该错案结果造成了“严重后果”;主观上,要求法官存在“重大过失”。将《办法》中的“过失”要件提升到“重大过失”,可以看作是改革决策者为抵消结果中心主义追责倾向而做的努力。
  综上所述,《意见》对《办法》所设定的追责基准做了修正:在沿循以违法行为为追责基准的模式前提下,强调了对错案结果的考量;保留了故意违法责任,但将原有的过失违法责任变更为过失错案责任。概言之,在目前的规范体系内,对于追究法官审判业务责任采取了双轨制的设置:一方面,要求法官对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担责,以违法行为和主观故意为追责要件,具有明显的行为责任模式特征(本文称之为故意违法责任);另一方面,又要求法官对办案“质量”负责,不以违法行为,而是以裁判错误结果为基准,同时以严重后果和重大过失要件限制追责范围,体现了一定的结果责任模式特征(本文称之为过失错案责任)。而且,其不仅在一般标准的设定上是双轨制的,在具体追责情形的列举上,也是双轨制的:《意见》第二十六条列举的追责情形,有的符合故意违法责任的要件构成,[27]有的符合过失错案责任的要件构成。[28]
  (二)指向证据裁判职责的追责要件解释
  按照现行规定,法官对事实问题承担审判责任需要满足“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两种要件构成之一。但是违法行为是否一定具有外部表现形式?是否存在明确的法律规则作为判断标准?如何认定故意、重大过失?[29]与法律问题、程序问题不同,法官在事实问题上的裁判行为更多地诉诸经验、常识和逻辑,经常缺乏可以明确适用的规则,尽管有时存在相应的证据规则(如下文讨论的指导性规则),但是这些规则本身的效力也处于疑问之中。对于主观故意和过失的认定也非常困难,因为法官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的心理过程就像一个暗箱,很难从外部透视。在事实问题上,判断裁判错误、严重后果要件要相对容易:对于裁判错误要件,可以通过一些程序机制进行标准化设定,例如二审对事实部分改判或发回重审、再审纠正事实错误等;对于严重后果要件,可以通过因错误受侵害的权利性质、侵害程度、错误涉及的标的额大小、实际社会影响等因素,进行一定的量化设定。现有法官责任制度可以通过细化其内容,使这两个要件更清晰。但是,在事实问题上追究法官审判责任,违法要件和主观过错要件的认定则非常困难。
  实际上,法官担责的范围与法官的制度角色相契合。法官的裁判行为作为一种判断活动,必然包含着自由裁量的空间。英语世界的法律形式主义理论和德语世界的概念法学派,忽略了法官的自由裁量问题,将法官描述成“自动售货机”式的机械裁判主体。法律现实主义理论又夸大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也夸大了法官的裁判自由,将法官描述成几乎不受限制的实际上的立法者。这两种理论走向了不同的极端,“而真理就在两者之间”。[30]界定中国法官的追责范围,必须在中国的制度语境中描述法官的角色设置及其裁判行为规范。因此,解决上述要件认定困难的一个路径,就是通过体系性解释的方法,转化对主观过错和行为违法要件的判断。法官审判业务责任制度是一个惩罚性的体系。按照对于法律规范之逻辑结构的通行理解,完整的规范结构包括行为模式和制裁后果两部分。[31]法官因事实问题而承担的责任属于制裁后果部分,它所对应的行为模式,是规定法官应当如何认定事实的规范体系。对应然行为模式的违反,才导致相应的制裁后果。因此,法官是否应当因其事实认定工作而被追责,取决于法官的事实认定职责是什么,以及法官是否违反了这种职责。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如何概括中国法官的事实认定职责?一种概括是,法官应以自由心证的方式认定事实;另一种概括是,法官的职责就是查清事实真相。按照前一种概括,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况,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和对事实的认定,应当是一个自由裁量的过程,“根据从整个审理所获得的自由的确信,法庭决定证据调查的结论”。[32]除非明显滥用了权力,否则法官对事实认定结果免责。按照后一种概括,法官应当对其事实认定的结果负责,做出了错误的认定就意味着背离了查清真相义务。可见,以自由心证还是查清真相来概括法官的事实认定职责,其责任制导向以及对主客观追责要件的解释将会有所不同。但是,自由心证原则和查清真相义务这样的“大词”,都不足以精确地阐述中国法官的事实认定职责,而只能提供失真的描述。自由心证原则是对当代欧美证据制度总体特征的概括,它的参照物主要是近代以前的欧陆法定证据制度,是一种粗放的法制史叙事。[33]现行中国证据制度是否契合自由心证模式,显然存在疑问。我国立法中没有明确确立自由心证原则,相反,许多规则是背离该原则的。例如,中国法中的证明力规则,或者说其“新法定证据主义”特征,就与自由心证原则的要求相悖。[34]尽管可以对中国证据制度提出批评,论证它应按自由心证的要求进行整体革新,但是为了阐述当代中国法官的事实认定职责,就必须抑制对证据制度的体系外批评,而转入体系内解释。查清真相义务看起来是对职权主义法官职责的恰当概括,但是这种概括也同样适用于侦查人员、公诉人员。只有根据各主体在诉讼程序中的角色、职能,具体化出相应的诉讼规则,查清真相义务才可能具有实际约束力,否则只是一种抽象理念和道德呼吁。简言之,它无法为法官的事实认定职责提供有规范效力的描述。至于本文对法官追责范围的解释是否与职权主义法官的查清真相理念相悖,最后一部分再予以讨论。
  除了自由心证与查清真相之外,还有一个可以用来概括中国法官事实认定职责的选项,即证据裁判。理论上认为,证据裁判是现代证据制度的基本特征,具有统摄整个证据制度的根本原则定位。证据裁判是证据规定的帝王条款。[35]而且,中国的法律规范性文件[36]和改革政策性文件[37]也已明确规定了证据裁判原则。看起来以此描述中国法官的事实认定职责是恰当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法中确立的是什么意义上的证据裁判原则?它的具体内容和效力如何?关于证据裁判原则的定义,学界通常援引日本刑事诉讼法的表述:“认定事实应当依据证据。”[38]日本学者田口守一认为该原则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从历史意义上否定所谓的神判。认定事实必须依据证据,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是认定事实的根据。二是规范意义。必须根据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而且只有经过调查之后才能认定构成犯罪核心内容的事实。”[39]我国学者亦有相似的论述,其认为:“证据裁判原则是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没有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只有猜测没有法定证据的、因取证违法不具有证据能力的、未经法庭依法进行证据调查的以及未达到证明标准的情况,均应视为没有证据,不能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40]上述对证据裁判原则的界定,仍然与中国法有距离。如果将证据裁判原则作为中国证据制度的基础性原则,那么,作为对法官事实认定职责的总体概括,就应当通过解释和分析该原则所统摄的具体证据规则之内容和效力,来具体阐明证据裁判的内涵。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简单套用比较法公式或进行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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