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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让事实告诉我们农民的要求是什么
【副标题】 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
【英文标题】 Chen Xiaojun,Field Studies China’s China’s Rural Land Laws
【分类】 法律社会学【期刊年份】 2005年
【期号】 3【页码】 38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129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陈小君等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VII+531pp.,36元
  我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民现在还是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被排斥在现代化之外的问题已经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事实。“三农”问题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恐怕原因就这里。我们总是说农民离不开土地,目前的立法以及政策也表现出了一种强烈地将土地交给农民的趋势,但是农民对于土地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农民对于现行立法和政策给予它们的土地权利的评价是什么?这些现实调查的分析,不仅仅在制定农村政策的时候,而且在制定土地立法和物权立法的时候首先应该予以明确。我们的农村土地立法和政策是根据农民的心愿制定的呢,还是我们“替农民作主”的单方面的臆想呢?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们。
  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小君等编著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以下简称《农地解读》)在解决我们的上述困惑方面提供了第一手的现实调查资料和分析。该书作为一本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著作,其基本的特征就是让事实说话,让事实告诉我们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据了解,该书的作者们在近半年的时间内,组织50余名法律学科的师生涉足了5省、近20个县(包括县级市、区)、40来个(乡)镇和60余个村的近500农户,他们实际地进入了乡村,走进农民家里,和农民们促膝而谈,从而获取了几百份直接由农民以及村镇干部填写的问卷和几十份珍贵的访谈笔录。在这些现实调查的基础上,作者从法学研究的角度,对收集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从而撰写出“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调查总报告”、“‘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课题调查分报告”、“农村土地类型分析”和“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评析”四个现实分析性的成果,并将其结集出版。
  这样一本研究当代中国重大问题的书,直接以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其资料来自于自己直接的田野调查,其分析直接针对自己调查的资料,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首先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法学研究中,法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手段。法律制度的建立就是要作用于现实,所以建立法律制度并不能仅仅只是理想状态的“公平正义原则”在具体制度层面上的演绎;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制度的建立必须进行现实调查,必须理清社会对于这种法律制度的期待以及社会对于现有法律制度的评价。尤其是对于民商法这样的法律制度的建立更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些法律涉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所以必须在立法之前做好现实调查。农民土地的法律制度建立比一般的民事权利制度的建立更为重要,因为我国在过去实行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结构,农民身份终生固定,无形中被排斥在城市化和现代化之外,数十年后的今天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看,他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形势群体基本权利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不论是立法者还是法律研究者,都应该倾注更多的人文关怀。但是要关怀农民,首先要知道农民的要求,所以必须首先进行这一方面的现实调查和分析。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有的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十分缺乏的。在现行立法和政策颁布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立法者或者政策制定者对他们的抉择所引用的实证调查和分析,也没有看到他们进行田野调查的成果发表。至于法律学者阶层这一方面的系统性成果,至今也尚未看到过。现在陈小君教授等编著的这本书的出版,说明法学界已经开始在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对于作者的这一努力,当然首先应该予以足够的肯定。
  本书作者的实证调查并不是全局性的,但是却有相当的科学性。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一致,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更是千差万别,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全面调查难度极大,但调研范围过小又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客观实际。因此,“采样”的选择十分重要。该书的作者选择了对于我国农村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中部地区作为基点,同时也采集了东西部一些有特色的地方的资料。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是,沿海地区和西北地区差距巨大,以中部作为过渡的地带,作者选择中部地区作为调查采样的标本作为研究对象,其代表意义应该不仅仅是因为中部的不偏颇的特点,而且更因为东部和西北的一些状况在这里也有反映。因此作者的调研所得应该说具有现实的代表性。这种代表性,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本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田野调查,而且还在于对于这些资料的分析。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农村普通农民、村干部以及基层政府官员对土地法律制度的代表性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对农地权属状况、农村土地使用状况、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状况、农村税费和农民负担状况、农地征用状况等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本书作者视野比较开阔而且视角比较敏锐,他们的分析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比如,为了反映农户对农村土地归属的认识,在调查问卷中设计的第一个问题即是“你耕种的土地是谁的”,其中60%的农户认为土地属于—国家,认为土地属于集体的和生产队(小组)的分别为27%和7%。在这个农村土地制定最根本的问题上,大多数农民的回答竟然出现了错误,和法律规定明显不一致,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从立法上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已经建立了近半个世纪,可以说在这一地权基础上生活了将近两代人,可是农民从其感知上竟然不知道或者不认可“自己”在农村地权主体方面的身份。这一方面表明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集体成员的农户对集体土地缺乏主人翁的意识,另一方面也突出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因承载过多的公法义务而淡化了其私权属性,在实践中的表现就是认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和运行与己无关,从而漠不关心。从这一点来看,物权法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恐怕还要再仔细思考。
  再如学界极力主张应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观念以及社会对于农地承包经营权期限过短、严重影响农户对土地投入的信心的评价,似乎已经成为通论。立法也有向这一理论靠近的趋势。但本书展示的田野调查材料显示,有54%的农户认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不好,赞同该制度的仅25%。不过,调查材料也揭示了农户在农地调整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心理,因为大多数农户在反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制度的同时,却有61%的农户希望能够长期耕种现有的承包地,仅13%的农户不希望耕种现有的承包地,其他的则表示“无所谓”。可见,在农村是否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并延长农地承包期限,应当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弄清楚农户存在矛盾心理的真实原因后再进行深入探讨。
  此外,认为现行农地法律制度导致了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畅和农户缺乏经营自主权的主张,也是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然而在接受调查的农户中,约92%的农户表示自己享有经营自主权,真正的问题是农村土地的经营自主权过于分散给农户,不利于农业走向产业化、社会化。同时,70%以上的农户表示在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可以自愿选择交易对象,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障碍主要在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过低,在一些地区土地不能给农民带来收益甚至成为一种负担,使得造成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缺乏动力与条件。
  这些现实得来的结论,连我这个自以为土地制度的研究人员也觉得汗颜。因为实际上我们过去的所学所知,确实缺乏许多现实的基础。比如我们对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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