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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朝阳法律评论》
永远缅怀关怀教授对我国劳动法事业的杰出贡献
【英文标题】 Forever Memorization on Professor Guan Huai''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areer of China''s Labor Law
【作者】 郑爱青【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分类】 劳动法【期刊年份】 2015年
【期号】 1(第十辑)【总期号】 总1362期
【页码】 2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1880    
  
  我1988年有幸跟随关怀教授攻读劳动法硕士,那是他第一年带劳动法方向的硕士。在至今26年的劳动法学习和教研中,关老师一直是我的引导者、鼓励者和帮助者!他不仅是我学业和科研上的引路人,更是我在北京工作生活上的亲人和精神依靠!2014年3月29日17时01分,父亲般的关老师在我从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短期交流后回国的当天突然离开了我,我无论如何无法相信、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每每想起这段厚重如山、如父般的师恩情分,我仍然悲痛万分。苍天赐下的26年的师生情分,使我备受关怀教授的恩泽,使我比别人有了更多的机会熟识劳动法学界的一代宗师的学术人生,也比别人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他的高尚人品和所经历的不凡的历史。
  这位生命血液中融入了劳动法情结的法学界大家,丝毫没有把自己高高地束缚在学术的楼阁中,沉湎于已有的极高声誉中,而是一直把自己看作“一块煤”,把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普通的劳动者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去温暖人间。正如,他自己文集的命名(《神圣的权利——关怀法学文集》)一样,他为新中国劳动法事业终其一生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始终以乐观的、坚韧的、悲悯的人文情怀关心和维护着普通劳动者的权利——神圣的权利。
  进步青年,吟诗作赋,抒爱国为民之情怀
  关怀教授出身于教师之家,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小学教师。他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家庭的厚望:爷爷以“关家驹”命名这个未来英俊才殊的孙儿。他8岁时,父亲因病早逝,母亲一个人靠微薄的工资艰苦地拉扯着三个孩子长大。关老师的母亲是位非凡的女性,为了把孩子们教育成才,一个人从二十几岁开始守寡,把全部身心都放在工作挣钱养育儿女身上,终身未再嫁人。关老师幼年时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随着河南家乡的沦陷,一家人不得不艰苦跋涉到甘肃南部的清水县城落脚。正是在这个山清水秀、远离战乱,相传是黄帝出生之地的轩辕谷,青少年时期的关怀教授对诗歌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吟诵唐诗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后来据他年迈而又精神矍铄的母亲的回忆,关怀教授那时候对诗歌很投入,有一次达到了忘我境界而失足摔倒把头跌破。那时,他和志趣相投的同学建立诗文社,阅读大量进步诗作,如朝风主编寓意“七七抗战”的《七月诗丛》、艾青的《诗论?美学》和俄罗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十月革命时期的诗歌《革命》、《向左进行曲》等进步诗文都是关怀教授当时的最爱。不但爱读诗,关怀教授那时也爱创作诗歌,踊跃写稿投稿,他的处女作《画像》准确抒发了自己少年时代就怀揣的抱负和情怀:“我是一块煤,从厚压的岩层下被掘起,为了增添人间的温暖,把自己变成灰烬。”他的另一篇诗作《请缨之歌》还获得当时全国青年文艺创作比赛的优秀作品奖。在高中毕业前夕,关怀教授在《陇南日报》的“散文与诗”的副刊上也曾发表多篇诗作。一篇篇充满青春朝气的诗文表现了青少年时期的关怀教授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献身祖国的高尚情怀。
  虽然关怀教授从小喜爱诗歌,但是,他认识到诗歌对于拯救国家似乎作用有限,而法律可以直接对国家安定和建设起作用,于是,后来他选择了学法律。但是,诗歌却成为他大学期间的有力斗争武器。1947年关怀考上了著名的朝阳大学,当时法学界有“南东吴北朝阳”的说法。作为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他积极参加学校党组织的地下工作。关怀教授多次声情并茂地向我回忆道:当时与国民党政府斗争的武器,孙国华老师用的是小提琴和指挥进步学生大合唱,我就用诗歌来抨击当时的黑暗统治,号召人民起来抗争!据他讲述,那时他和诗歌爱好者以北大红楼为活动地点,建立了诗歌社团——诗联,出版《诗联丛刊》并担任副主编,很有一番“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青春斗志!我看过关怀教授那个时期的几张照片,一派英俊潇洒、热血方刚、指挥方遒的气度。
  由于常常在公开的学生集会上朗诵诗歌等,关怀教授和其他进步青年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48年8月,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血雨腥风中,有些学生领袖被捕入狱,孙国华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党组织为了保护学生进步力量,让关怀教授化装成市民,通过天津进入河北沧县,辗转进入冀中解放区。1948年进入解放区参加革命后,他选择更名为“关怀”——像煤一样去温暖和关心劳苦大众。名字对于他来说不再仅仅是个符号,而是他对自己人生目标的定位和时时提醒!正如在关怀教授的追思会上,《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资深记者和编辑张蕾女士深情地回忆道的:关怀教授是一位温暖的学者。
  感应时代,著书立说,奠劳动法学根基
  关怀教授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劳动法学的奠基人,这一称谓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由于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暴露,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大学时代的关怀不得不离开朝阳大学,于1948年进入解放区后,立即进入华北大学政治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1950年2月,华北大学和当时由谢觉哉任校长的中国政法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关怀成为人大法律系第一批教师。当时苏联专家在学校培养国内教师,关老师一边给苏联专家当助手,一边着手编写新中国劳动法的教材。当时国内劳动法完全是空白,关怀老师当年编写的教材为新中国劳动法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从此他的名字也就和我国劳动法学的整个进程紧密相连。他在劳动法的调整对象、立法原则、体系结构等理论问题上都有精辟的论述。“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一些关系的法律”,这一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劳动法”概念正出自他手。如今这一界定早已为我国法学界所肯定,并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法学辞典》等著作中。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学报性质的《教学与研究》第6期上发表的《新中国是真正自由劳动的国家》一文,从宪法赋予劳动者的劳动权、休息权、按劳取酬权、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角度论述了我国劳动者享有自由劳动的权利。这篇文章被《新华月报》作为“本月重要论文”列入论文索引中。1959年他在《政法研究》上发表了《论我国公民的劳动权》的论文,最早对新中国公民劳动权的性质、内涵和保障机制进行了论述,今天读来,仍对我们富有启发意义,不愧为劳动法研究上的力作。同年的《政法研究》上还刊登了他的《建国十年来我国劳动法令的发展和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一文,对建国后十年内颁布的劳动法规进行了全面介绍,是研究这一时期劳动立法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1983年,应司法部的要求,他主编了我国第一本高等院校法学统编教材《劳动法学》,先后印刷达15次之多,在二三十年时间里这本教材一直是学习劳动法的必读书目,这本首创中国劳动法学体系的教材在20世纪90年代荣获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中国劳动法学会优秀科研成果奖。他对于劳动关系的性质的全面论述也都体现在每次修订的教材中。由于关怀教授在劳动法学界资深地位和持久影响,“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劳动法学》教材的主编也非他莫属。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关怀教授先后发表了200余篇论文,出版了30余部著作,主编了8部教科书。
  关怀教授在集体合同方面的观点和建树也为我国劳动法的内容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推行过集体合同制度,但从1957年起就销声匿迹了。改革开放后,关怀力主尽快恢复集体合同制度。他写文章提出,“我们绝不能认为集体合同仅是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法的内容……集体合同制度也是调整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他认为,集体合同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有重要作用。他认为集体合同制度的作用在于:第一,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提高职工生活福利条件;第二,协调劳动关系,为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服务;第三,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四,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工会的威信;第五,弥补劳动法规的不足,为企业提供调整劳动关系的具体规范。在《劳动法》起草过程中,他全面阐述了关于集体合同的系统观点,提出《劳动法》要专章规定集体合同,并在他主编的《劳动法学》教材中专章介绍集体合同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些地方开始推行与企业承包制配套的企业共保合同。关怀教授亲自去这些地方考察,并且明确指出,企业共保合同不是集体合同,两者在宗旨上不同,集体合同的核心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而共保合同是保证企业完成生产承包任务;两者内容也不同,集体合同规定企业和职工的权利义务,共保合同规定企业内党、政、工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另外,两者在结果上不同,集体合同履行结果使职工劳动权益上受益,而共保合同让职工承担企业经营风险,从而容易把企业不良经营的后果转嫁到职工身上,因此,关怀教授主张共保合同向集体合同转轨。菊花碎了一地
  在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重建上,关怀教授也发挥了专家的重要作用。我国在建国初期曾经建立了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律制度,但是在1956年后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完成,劳动争议一度减少,很多人认为不再需要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律制度了,法院也不再受理劳动争议,开始以群众来信和信访的形式处理这方面的纠纷。关怀教授看到了信访制度处理劳动争议的弊端,可能造成劳民伤财和状告无门的现象,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撰文呼吁尽快恢复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在1983年主编的《劳动法学》教材中,他明确提出在劳动争议处理上应当摒弃信访制度,恢复法律处理制度,主张采用调解、仲裁和法院审理三道程序解决劳动纠纷。这些观点都被1987年《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和1993年《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及后来1994年《劳动法》所采纳。更为可敬的是,他在80岁的耄耋之年,仍然和5位劳动法领域同事亲笔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当时即将通过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提出宝贵意见,并实际影响了该法的立法进程。
  关怀教授是我国工会法理论的先驱。在工会法理论和劳动法制体系建设方面,他最早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他发表于《中国工运》1982年第7期和1984年第4期的《宪法修改草案有关职代会规定的重要意义》和《工会法及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两篇文章,是新中国最早阐述工会法和职代会的论文。关怀一直坚持工会法是与劳动法有密切联系的法律。他在《中国工运》1984年第4期的《工会法及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一文中认为:由于工会是职工群众的代表者,同时工会在调整劳动关系方面负有监督执行劳动法的责任,这就决定了工会法与劳动法有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为厘清劳动法、工会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后,他撰写了大量工会应当依法为职工维权的文章。
  洞察敏锐,先声夺人,掘井经济法理论
  由于关怀教授在劳动法方面的高度持续影响力,人们只知道他在劳动法方面的贡献,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我国经济法学的最早开拓者。粉碎“四人帮”后,关怀是最早提出要建立经济法学的专家之一。在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召开的法学研究会上,他提出了最早的一篇经济法论文《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必须加强经济立法研究》。1979年中央政法小组组织了规模宏大的法律宣教班,经济法方面的讲题分为国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关怀教授担任了国内经济法——《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的主讲,时任中央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部部长的任建新同志担任《国际经济法》的主讲。这是最早发出的对经济立法的呼声,受到政府的重视。时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陶希晋同志对关怀教授的讲课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许。1981年,关怀教授出版了《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这是我国经济法的开山之作,第一次从学者角度提出了经济法的概念、理论和建立经济司法的必要性,呼吁在法院设立经济审判庭。之后,关老师受邀到很多地方举办的法律师资班上讲授经济法,1984年,他和张友渔同志同被邀请到华东政法学院作关于经济立法的报告,该学院学报后来还发表了关教授的讲稿。这些历史片断见证了关怀教授在建立和推动经济法学专业上的最早作为。正是因为关怀教授在经济法方面发出的先人之声,他被邀请担任了《法学辞典》的常务编委,并撰写了其中关于“经济法”和“劳动法”的全部词条,还受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委及其中经济法学科和劳动法学科的主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怀教授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劳动法领域,无力再继续承担经济法的研究,相信历史会记住他最早开拓我国经济法学的作为。正如史际春教授在悼念关怀的唁电中所说的:饮水思源,在经济法日渐成熟兴旺的今天,难忘当年的“掘井人”。
  身体力行,锲而不舍,为劳动法制献言策
  关怀教授作为劳动法学界最资深和最有影响的专家,对劳动立法和劳动法的实施也一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关怀教授参加了劳动领域里所有重要法律和法规的起草,每次都会精心准备,提出重要的建设性意见。
  关怀教授是少数全程见证新中国第一部《劳动法》出台坎坷曲折历程的学者。《劳动法》最早一次起草是在1956年,由于“大跃进”开始,起草人马刚开始着手工作就被迫停止。1979年改革开放后,再次成立了起草小组,但是由于改革刚起步,很多人认为立法时机不成熟,又停了下来。这么搁搁停停,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带来的初见成效为再次起草《劳动法》提供了时机。在30多个草稿后,1994年,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记得1990年前后,关怀教授在给我们学生上课期间总会兴奋地谈论他正在参加起草的这部法律的情况。1994年《劳动法》出台是我国劳动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里程碑,对于普通的劳动者来说可能还不能马上反映出如何地为之兴奋,可是这位亲历了立法沟沟坎坎的教授是多么为之由衷地欢欣鼓舞啊——魂牵梦绕如今成为现实!他常常和我们分享这部法律的重要意义,他说:在和国外学者交往中,人家总是问你们中国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连一部可以称为法律的劳动法都没有呢?关怀教授说他确实无法作答,因为在1990年前后我们有了《水法》、《草原法》等物方面的法律,却一直没有确定和保护工人阶级权利的人方面的法律,这种状况和我们国家的性质相比确实说不过去。和他聊起这段历史,他总能滔滔不绝地回忆这段印刻在他生命中的往事段段,感叹这部法律出台的不易,感叹只有国家经济发展了,才有劳动立法的好时代;记得他常用“四十年梦想成真”来概括这段鲜人为知的立法艰辛路。我们这些后生们常为他这样为《劳动法》动情动容的投入感动。这部法律开始实施后,关怀教授似乎进入了他等待已久的精神振奋期,不辞劳苦地奔走全国宣讲普法,年过六旬如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神采奕奕,充满活力!
  进入21世纪后,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把劳动立法带到了“快行线”:《工会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继出台,每部法律背后都有关怀教授建言献策的纪录。他很早就提出要完善劳动法律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劳动法规充实到《劳动法》中,另一方面,应当制定《劳动合同法》《促进就业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职业培训法》《社会保险法》《劳动监察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专项劳动法律,提高劳动法的操作性和权威性。2007年,在他80岁的耄耋之年还亲自执笔就《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有关问题向立法者建言。作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建设顾问,他参加北京市劳动立法的专家论证就更频繁了。
  自1981年以来,关怀教授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曾任全国总工会第十届至第十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总工会第十一届至第十二届主席团委员,为劳动法制的完善和工会参与立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功勋卓著。正如2008年3月2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在给关怀教授执教58周年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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