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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监察法学学科创立的价值基础及其体系构建
【英文标题】 Monitoring the Value Base Created by the Discipline of Law and Its System Construction
【作者】 吴建雄【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司法制度
【中文关键词】 监察法学;多元价值;理论基础;体系构建
【英文关键词】 supervising law; multiple value; theoretical basis; system construction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9
【页码】 34
【摘要】

创立监察法学学科具有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促进法学学科领域守正创新、培根铸魂,推进反腐败法治化、规范化的多元价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指导,将学科牢牢扎根在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以人民为中心和深化改革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基础之上。以监察立法为逻辑起点,以监察职权为核心范畴,以监察法理为基础支撑,以相关法律制度、监察法治实践及其规律性研究为体系范围,用发展、开放的思维和方法来进行监察法学的体系构建。

【英文摘要】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supervision law has the perfe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promo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law, the innovation of cultivate, the promotion of anti - corruption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anti - corrupt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firmly root the discipline on the Marxist Chinese - speaking innovation theory, such as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rule of law, people's center, and deepening reform. Taking monitoring legislation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monitoring power as the core category, monitoring based on legal principles, taking relevant legal systems, monitoring the rule of law practice and its regularity as the system, using development+ and open thinking and methods to conduct supervision law. System constru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7410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而每一种法律制度的产生、实施和发展,都会形成相应的法学理论学科。这种法学理论学科又指导和推进这种法律制度的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反腐败思想的重大法制成果。它将党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察法律制度。如何运用我们的智识创制监察法学理论学科,构建监察法学学科体系,不仅是新起点上推进反腐败斗争法治化规范化的必然要求,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建设的时代命题和新时代法学、法律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一、创立监察法学学科的多元价值

法学的价值是法的价值的客观反映。法哲学认为,法的价值一方面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之间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即法律价值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体现出法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1]监察法学的多元价值是对监察法所蕴含的功能和属性的多重揭示和彰显,对监察法学价值的认同与追求,是其学科创立的前提与动力。

(一)首要价值: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从法的体系角度说,已建立起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社会法学、刑法学、国际法学以及其他各种部门法学的一系列专门学科。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发展,新的法律制度和新的法律实践必然会产生新问题、新需求,需要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特别是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依法治权、依法治官,用法律和制度管住关键少数成为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创立和发展以治官治权为研究对象的新兴法学学科,成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监察法学是以监察法律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监察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具有治官治权特质的反腐败国家立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源头性和引领性的的重要地位。[2]这是因为腐败行为是公共管理活动中的权力滥用,是国家治理中的一种病变,如果不能防止公共权力滥用,遏制国家治理中的病变,[3]就谈不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依法治国必须首先依法治权,依法治权必须依法治吏。《监察法》作为党和国家自我监督、自我革命的法律规范,承载着维护公共权力廉洁高效运转、维护人民当家做主、实现“三清”建设廉洁政治的重要使命。其规制对象是所有行使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其规制的范围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农村乡村,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可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4]哪里有公共权力,哪里就在《监察法》的规制之列。《监察法》与党内法规相辅相成,共同发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厚植党的执政基础;《监察法》与人大、司法、审计等方面的法规相衔接,保证国家机器依法履职、秉公用权;《监察法》与民主监督、社会监督方面的法规相衔接,保证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创立监察法学学科,是《监察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源头性、引领性地位所决定的,是补齐学科构架短板、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必然要求。

(二)核心价值:促进法学学科领域守正创新、培根铸魂

长期以来,法学学科领域意识形态一直是我们党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如何在多元化的学术思潮中守正创新,在学科建设和教育中培根铸魂,牢牢把握党的主张和主导价值观,是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5]创立监察法学学科,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守正创新和培根铸魂的必然要求,是法学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监察法学在根本立场上,要坚持监察法所秉持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立场、人民赋予的权力永远为人民谋利益的法治立场;坚持监察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加强党对反腐败统一领导、强化人民对权力的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坚持监察法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以政治思维明方向、辩证思维抓根本、系统思维观整体、以法治思维定规范的思维方式等等,从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的正确方向。监察法学学科要昭示监察法所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监察法》是我国法律之中(除宪法之外)唯一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写入总则的法律。创立监察法学学科有利于在学科建设上旗帜鲜明地昭示党对反腐败斗争领导和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法定性,从学理和法理上强化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扛起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理政的政治责任。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制度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教育中去。

(三)实践价值:推进中国反腐法治化、规范化

一是立法思想研究的实践价值。《监察法》开宗明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察体系,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强化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这样的思想性表述,在其他任何法律中都是没有的。监察法突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是监察体制改革的第一要义。这是因为反腐败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依法治权的系统工程,客观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通过对公权力和公务人员的全方位监督,掌握和控制公共权力依法规范运行的主动权,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功能的最大化,不断提升党和国家自我净化和自我修复能力。[6]对监察指导思想的研究,对坚持反腐败斗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抵制西方三权分立思想的渗透,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立法规范研究的实践价值。《监察法》共9章69条。总则明确立法目的、指导思想和监察原则等;分则规定监察主体,包括监察机关的产生程序和领导体制、派出监察机构、监察官制度;规定监察范围,包括监察对象和管辖问题;规定监察职责,包括监察机关的主要职能和职责;规定监察权限,包括谈话、讯问、搜查、留置等12项调查措施、需要有关机关协助的措施和相关证据规则;规定监察程序,即工作流程,包括对线索处置、初步核实、立案、调查、处置、移送起诉、申诉程序;规定反腐败国际合作,包括双边多边合作、追逃追赃和防逃等制度;规定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包括内部监督和接受外部监督两个方面;规定法律责任,包括有关单位和人员、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等。以立法体例科学性、立法逻辑的严密性、立法规范的完整性较好地体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法治反腐战略。对监察法内容的研究,就是通过对程序正义、实体公正、证据规则等法治要素的演绎,为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提供智识支持。

三是制度优势研究的实践价值。监察法把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统一起来,创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监察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制度文化,又是对古今中外监察制度精华的传承和借鉴,也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新探索。比如,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各级监察委员会,既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机构分散、打击不力等问题的对策选择。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统一纳入监察范围,体现了对国家公务人员监督的全覆盖、无例外的立法要旨。监察法学对体制设计的研究,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权力配置模式的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创立监察法学学科的理论基础

监察法学作为新时代研究党和国家自我监督规范的学问,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性指导,将学科牢牢扎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基础之上,这个理论基础,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人民中心和深化改革的创新理论。只有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上的监察法学,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和诠释监察法的科学内涵和科学要义,为监察法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识支持。

(一)从严治党的基本理论

从严治党的基本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宪法之下的基本法中,《监察法》是唯一将党的领导和党的指导思想写进规范的法律。这是《监察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反腐败国家立法的政治性特质决定的。反腐败是从严治党的基本任务,从严治党的基本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与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贯穿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反腐败斗争的鲜明主题。

从严治党的理论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共产党宣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党纲,把无产阶级政党命名为共产党,并对如何保持其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作了集中阐述。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纪律,没有别的武器”,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铁的纪律”,强调了纪律治党。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实际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方面探索了从严治党的策略办法、制度机制和重要举措。邓小平同志把从严管党治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突出强调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江泽民同志强调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明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胡锦涛同志鲜明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关键是要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习近平同志拓展了从严治党的广度和深度,指出从严治党的基础是“全面”,关键是“从严”,重点是“治吏”,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举措,纳入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和党内生活各方面。

作为从严治党的重中之重,反腐败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依法治权的系统工程,客观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通过对公权力和公务人员的全方位监督,掌握和控制公共权力依法规范运行的主动权,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功能的最大化。《监察法》对“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做出明确规定,表明监察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监察行为都是违法的。只有加强党对反腐败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不断提升党和国家自我监督能力。这种自我监督的理论意义在于,这是一种刀刃向内、无私无畏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意味着要“革”自己的命,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动刀子”;意味着反躬自省、自己扬弃自己、自己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这种自我革命的目的不是要自己推翻自己、全盘否定自己,不是要改弦更张、改旗易帜,而是要确保党开创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既定的目标前进,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用西方政治学概念、政党政治学说和政治理论模式,来评价监察机关作为与党的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一体运行的制度设计。而是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回答监察法为何制定、谁来执行、怎样实施等问题,得出符合中国政治实际的科学结论。

(二)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

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要内容。监察法是我国宪法之下的基本法,是反腐败斗争法治化的基本依据。依法治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集体智慧的最新思想结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最新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法治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有学者认为,其主要包括治国方略论、人民主体论、宪法权威论、良法善治论、依法治权论、保障人权论、公平正义论、法治系统论、党法关系论等。[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以民主为前提,以权力的制约和权利的保障为核心,国家的社会行为和活动状态是依法办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习近平同志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思想,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教训的深刻总结,是以法治精神限制权力恣意的体现。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关键在党,其主动权也在党。然而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目标,还得花力气建好制度、落实制度。现有制度之笼之所以关不住权力,实为非制度因素制约太多,以致形成权力恣意的恶疾。更为严重的是,权力是由人行使的,人的思想不解决,权力就不会自动往笼子里钻,更不会老实地待在笼子里。所以,管党治党就需要执政党以勇气和智慧革新政治生态,排除各种阻挠,重构权力体系,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依法执政之路。在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实现对国家机器和公务人员监督的全覆盖,真正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是政治生活的核心。规范行使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执政的重要内容,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家监督权力体系建立提出明确要求: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以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建设为重要内容,一个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体现和保障。权力制约思维是将权力制约的精神理念、基本原则、实践要求运用于权力行使过程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它是对权力结构科学化、权力行使法治化的理性认知过程,也是权力主体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活动。从认知规律的角度来看,权力制约思维是一种有关权力有限性的认识,一种有关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观念,一种权力必须接受监督的理念。只有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8]这些思想正是监察立法正当性的法理支撑。通过监察职权和监察程序的科学设置,实现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强化权力规制、管住权力行使者,做到权力任行就查,权力出笼就打,既监察行权者不作为,又监察行权者乱作为,确保公共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理论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监察法从根本上说是监督权力、保障权利的基本规范。通过对执掌公权力公职人员的严格约束,以至让渡部分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9]公职人员因行使国家权力而成为“特别义务人”,接受相对一般公民更高更严的监督与尽职要求,履行接受监察、配合调查的法定(特定)义务。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本位,蕴含着马克思历史唯物论主体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主体哲学观念,这就是把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作为历史命运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运用到中国人民大众作为政治主体的历史建构中。这一主体建构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思想截然不同。古希腊哲学奠定了“人”的主体地位,但这里所说的“人”,指的是城邦中拥有奴隶的自由人,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不是“人”而是“物”。马克思主体哲学观实现了奴隶由“物”到“人”的转化。新中国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体哲学思想在我国变为现实。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全面转向了主人人格,开始牢牢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体哲学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中,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使每项立法都能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的拥护,都符合宪法精神的论述一脉相承。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权力观”时强调,要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就要求领导干部要克制“官本位”的思想,不能“以官压人”,不搞“官贵民贱”和“以官为本”。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民生问题。吸收和借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华文化精神,做到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谋好利。要牢固树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坚持反映人民的意志,坚持树立“以民为本”意识,坚持实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才能得以体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是要以人民群众和人民利益为本位,这是强化依法治权、依法治官的要义所在。

(四)深化改革的基本理论

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论及其“实事求是、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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