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
以“或审或裁”模式重构个别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作者】 王蓓【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
【分类】 劳动法
【中文关键词】 个别劳动争议;先裁后审;或裁或审;法经济学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4
【页码】 120
【摘要】 我国个别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中的“先裁后审”模式在实践中主要存在仲裁分流过滤功能差、裁审衔接差、处理效率低三大问题。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该模式的症结在于未考虑劳资纠纷解决成本的最小化,漠视纠纷解决机制间的竞争性以及未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采用动态博弈模型对“先裁后审”和“或裁或审”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后发现,后者优于前者。因此,建议重构仲裁和审判之间的关系,废除仲裁前置程序,实行“或裁或审”模式,并逐步完善相关制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6763    
  在我国,单个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个别劳动争议均按照“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的程序机制处理,将仲裁作为诉讼的必经程序,行“先裁后审”。然而,确立至今已近20年的“先裁后审”模式,[1]看似合理,却在实践中运行不畅,存在诸多弊病。
  一是仲裁的分流过滤功能差。有学者做过初步统计,劳动争议案件经仲裁处理后不服裁决而向法院起诉的比例,2008年为45.96%,2009年为45.97%,2010年高达58.34%。[2]服裁率低既反映出当事人对仲裁的认同度低,又说明仲裁前置的制度设计目标(分流、过滤功能)未能实现。二是裁审衔接差。仲裁机构和法院分属不同的系统,在法律适用、时效审查、举证、事实认定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且二者又缺少协调机制,从而造成法律资源浪费。三是处理效率低。各种实证研究的材料,如广东高院的调查显示,一起劳动争议案件若经过“一调一裁两审”,即使不延期也要11个月,如发生延期的情形则可能要30多个月。[3]工伤案件更为复杂,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民工办负责人分析,“农民工遭遇工伤后,如果未能与资方调解解决工伤待遇,等待他们的将是工伤认定、工伤鉴定、仲裁裁决、司法诉讼等程序,最多可达19道程序,需时3年半”。[4]冗长繁杂的程序、低下的效率、遥远的正义让劳动者逐渐失去对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信心,以至于出现骇人听闻的“开胸验肺”事件。如何解决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暴露的上述问题?本文拟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研究,反思与重构我国个别劳动争议处理模式。
  一、症结追寻:“先裁后审”模式的非经济性
  法经济学是二战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的一门交叉边缘学科。法经济学改变了传统法学家就法论法的“法条主义”作风,坚持“理性经济人”假设,[5]并以此为前提来设计法律方案,使法律制度更符合现实的要求。法经济学为法学增加了新的价值评判标准,突破了法律原有的单一的公平价值观,主张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世界里,法律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应当遵循效率、效益标准。法经济学还为法学提供了分析问题的量化手段,比如运用成本收益法对法律的实施过程及其后果进行实证分析,经比较后再选择消费成本较低、收益较高的法律产品。因此,在对法律制度进行研究、评价和选择的过程中,法经济学是一个很好的识别装置。然而,依据法经济学的理念,分析我国现行个别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可以发现,“先裁后审”是一种不经济的纠纷解决模式。
  1.“先裁后审”未考虑劳资纠纷解决成本最小化。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是一项用于解决劳资冲突的纠纷解决机制。法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法律服务市场的供给和社会个体对于争议解决的需求满足一般经济学中的供需关系。因此,富有效率地完成劳动争议处理,劳动法律服务供给与争议解决需求二者就应当处于均衡点上,此时纠纷解决的成本最小。
  从劳动法律实践来看,当事人在选择争议解决途径、方法的过程中会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只有当一项争议解决制度的收益(即便是潜在的收益)大于其处理成本时,人们方会选择此项争议处理程序。但是,理性的当事人不仅要求纠纷处理成本小于收益,还进一步要求成本尽可能小,收益尽可能大,以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然而,任何程序本身在运行中都是有成本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在运行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成本损耗,不仅包括代理费、诉讼费等金钱成本,还包括当事人参与纠纷处理所必然耗费的机会成本,以及当事人双方或多方协商、沟通、妥协的交易成本等。因此,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在维护当事人权益的同时,也造成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
  考察“先裁后审”模式,可以发现,其显然抬高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用法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法来分析,该模式不符合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经济目的。因为,“先裁后审”模式是一种两次处理模式,实践中普遍发生裁后再审现象,这便使得解决纠纷的成本甚至高于单纯的诉讼成本。另一方面,裁、审机制的差异性,非对接性使得国家和当事人要花费更多的资源来处理这些差异与冲突。尤其是,在“先裁后审”模式下,由于仲裁裁决对后续诉讼没有任何约束,当事人一旦起诉到法院,仲裁裁决便成了一纸空文。不服仲裁后起诉的案件,其仲裁成本将沦为沉没成本。诉讼不以仲裁为基础,对同一案件进行重复审理,不仅严重弱化了仲裁的权威,而且更浪费了大量法律资源,与法经济学提倡的节约法律资源的理念背道而驰。
  2.“先裁后审”漠视纠纷解决机制间的竞争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市场主体与市场机制应当是竞争而非垄断关系,由此方可刺激市场主体以最低价格提供最好的产品(服务),纠纷解决机制亦应如此。所以,理想的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多元的、竞争的,最大化地刺激整个纠纷解决服务市场展开竞争,让不同的纠纷解决程序适应和服务于特定的服务需求者(即当事人)和案件,从而能够优化配置纠纷处理资源。[6]
  非竞争性的“先裁后审”模式易使裁与审都不会努力改进自己的解决纠纷机制以更好地满足当事人的需要,从而导致二者尤其是仲裁服务的低效、低质。因此,“先裁后审”模式不利于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相互竞争和提高,不符合法经济学优化法律资源配置的原则和“理性经济人”假设。
  3.“先裁后审”未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法经济学上的一对基本矛盾。如果我们把法律规定的权利看成一种既定的社会资源,那么公平就是这种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分配的状态。法律制度的运行需要支付成本,资源的有限性迫使我们在追求公平的同时,必须认真考虑如何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波斯纳指出:“我们必须区别‘正义’的不同词义。有时它指的是分配正义,是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有时它意味着效率。”[7]波斯纳认为,效率与公平经常是一致的,公平的第二种含义就是效率,只有在效率提高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就是“把效率作为法律的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立法、司法和执法都要有利于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增值,尽量减少社会成本”[8]。从法经济学看来,效率促进公平的实现,而公平的实现又会体现效率,这对范畴具有同向损益的特点。
  在“资强劳弱”的现实环境中,个别劳动争议一般因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而引发。劳资纠纷对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影响较大,故劳动者比普通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更为看重案件处理的速度。所以,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所追求的正义,不仅包括对案件本身进行公正的裁判,还应当包括裁判的及时性。
  显然,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资源还处于较低水平,各项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协调性、有效性还有待提高。与此相对应,当前高速增长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无法坐等劳动争议处理资源的缓慢增长,迫切需要有限资源的有效解决。鉴于当下的现实情况,如果片面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的重要性,不仅会增加有限劳动争议处理资源的使用负荷,低效率还可能换来更不公平的处理。然而,“我国现有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立法取向明显偏重劳动关系的安全而牺牲效率”。[9]“先裁后审”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保证了劳动争议处理结果的公平,但这种高投入、低效率、程序繁琐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却难以令人满意。一方面,争议处理机构,诸如仲裁庭、法院等工作负荷沉重;另一方面,大量案件积压,许多劳动争议得不到彻底有效地解决。这不符合法经济学一贯秉持的“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价值观。
  二、模式比较:“先裁后审”与“或裁或审”的博弈分析
  自“先裁后审”模式确立以来的近20年间,关于我国劳动争议裁审关系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对于个别劳动争议处理模式,占主流的有两种观点[10]:一种是采用“先裁后审”模式,即保留仲裁前置,对现行先裁后审制度进行改良。[11]《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采纳了这一观点。另一种是采用“或裁或审”模式,即取消仲裁前置,由劳动争议当事人自主选择将案件交由仲裁还是法院处理,之后程序终结。[12]学者们的观点各有其理据,本文试图跳出传统思维的窠臼,运用法经济学的方法来对此进行分析。
  下面采用博弈论这一常用工具,使用动态博弈模型来对“先裁后审”和“或裁或审”两种模式进行比较,看哪一种模式更有利于劳动者维权。[13]
  1.模型的基本假设。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博弈双方相互了解得益情况,都对自己选择前的博弈过程完全了解;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博弈是完全且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
  2.模型的参数设定。R1:用人单位选择不侵权时的正常收益;R2: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不侵权时的正常收益;α:用人单位选择侵权时的额外收益;ω:用人单位选择侵权时影响劳动者工作效率给用人单位带来的损失;σ:由于仲裁前置导致法律资源的浪费,双方的收益都要打一个折扣,称σ为“消耗系数”;m:用人单位服从仲裁结果继而支付给劳动者的赔偿金;l1:劳动者由于维权行为误工等产生的机会成本;l2:起诉方所支付的费用;p:劳动者胜诉的概率。[14]
  3.“先裁后审”模式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博弈的过程及其分析。这是一个四回合的模型,表述如下。
  第一回合,用人单位的方案是选择侵权或不侵权,如果不侵权,谈判结束,双方得益分别为R1和R2;如果选择侵权,则开始下一回合。
  第二回合,劳动者的方案是选择维权或不维权,如果不维权。谈判结束,用人单位得到选择侵权时的额外收益,同时承担因侵权影响劳动者工作效率给用人单位带来的损失,而劳动者则无法得到正常收益,双方得益分别为和R1+α-ω和0。如果劳动者选择维权,则进行下一回合。
  第三回合,用人单位的方案是服从仲裁结果或不服从仲裁结果。如果仲裁机构支持用人单位,则用人单位会服从仲裁结果,进行下一回合,决策方为劳动者,方案为起诉或不起诉。如果仲裁机构支持劳动者,则用人单位会不服从仲裁结果,进行下一回合,决策方是用人单位,方案为起诉或不起诉。由于在“先裁后审”机制作用下,仲裁前置导致法律资源浪费,因此对双方得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四回合,当仲裁机构支持用人单位,劳动者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用人单位必须接受。一旦起诉,劳动者必须承担诉讼失败的风险以及为诉讼支付相关费用。因此,双方得益为σ(R1+α-ω-pm)和σ(R2-l1-l2+pm)。而劳动者如果不选择起诉,双方的得益为σ(R1+α-ω)和σ(R2-l1)。同理,当仲裁庭机构支持劳动者,用人单位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劳动者必须接受。一旦起诉,双方得益为σ(R1+α-ω-l2-pm)和σ(R2-l1+pm)。而用人单位不起诉时,双方得益为σ(R1+α-ω-m)和σ(R2-l1+m)。
  用逆推归纳法分析这个博弈。首先分析博弈的第四回合。在第四回合,当仲裁机构支持用人单位,劳动者做出的选择用人单位必须接受,所以通常来说劳动者会选择σ(R2-l1-l2+pm)和σ(R2-l1)的大者,也就是选择max{σ(R2-l1-l2+pm),R2-l1)}。这时,劳动者需要比较起诉费用和诉讼的期望得益pm的大小。若pm≥l2,劳动者会选择起诉,若pm≤l2,劳动者选择不起诉。同理可得,在仲裁机构支持用人单位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会选择max{σ(R1+α-ω-l2-pm),σ(R1+α-ω-m)}。用人单位需要比较起诉费用l2和期望得益(1-p)m的大小。若(1-P)m≥l2,选择起诉;若(1-p)m≤l2,用人单位会选择不起诉。由于法院收取的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费62最多仅为10元,[15]远小于期望得益pm及(1-p)m的值。因此,有理由相信,无论仲裁机构支持哪一方,另一方均会作出选择起诉的决定。
  推回到第三回合用人单位的选择。用人单位的选择必须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用人单位不服仲裁选择起诉,将得到的收益为σ(R1+α-ω-l2-pm);而如果用人单位服从仲裁,在劳动者起诉的前提下,用人单位得到的收益为σ(R1+α-ω-pm)。对比发现,两者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无论用人单位做何选择,对自身利益均不会产生影响,仲裁前置导致了法律资源的严重浪费。
  再推回到第二回合劳动者的选择。劳动者一开始就知道无论用人单位如何选择,对用人单位目身得益都不会产生影响。当用人单位选择服从仲裁时,劳动者起诉的得益为σ(R2-l1-l2+pm);而当用人单位不服从仲裁时,劳动者起诉的得益为σ(R2-l1 + pm)。由于σ(R2-l1-l2+pm)/σ(R2-l1+pm)≈1,用人单位的决策对劳动者亦不产生影响。因此,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者选择维权或不维权只需比较σ(R2-l1 + pm)与0的大小。当σ(R2-l1+pm)≥O时,劳动者会选择维权,维权后得益为正值;反之,当σ(R2-l1+pm)≤O时,劳动者会选择不维权。一般来说,由于强制性仲裁前置的影响,劳动者选择维权的机会成本较大,维权的周期长,难度较大,导致σ(R2-l1+pm)≤0。所以,劳动者面对用人单位侵权时,一般会忍气吞声,避免因维权行为产生更大的损失。
  最后推回到第一回合用人单位的考虑。用人单位知道当自己选择侵权时,劳动者一般会忍气吞声而选择不维权。因此,用人单位选择侵权或不侵权需要比较侵权与不侵权时自己的得益情况。当用人单位选择不侵权时,能得到正常收益;而当用人单位选择侵权时,能得到侵权产生的额外收益(α-ω)。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用人单位会选择侵权。所以,({侵权,不服从仲裁,起诉},不维权)或({侵权,服从仲裁},{不维权,起诉})是本博弈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解。双方得益为(R1+α-ω,0)。
  可见,在“先裁后审”模式下,用人单位的最优策略是选择侵权,这会增加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加大争议处理机构的工作负荷。而且,在这一模式下,由于仲裁前置导致法律资源的浪费,双方的收益都要打一个折扣。同时,争议处理的周期长,劳动者的维权成本高,收益低,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4.“或裁或审”模式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博弈的过程及其分析。在“或裁或审”模式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博弈参与人、策略以及行动顺序和“先裁后审”模式下是大致相同的。与“先裁后审”模式不同的是,劳动者在用人单位选择侵权时,选择维权或不维权只是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一种威胁。只有当用人单位选择不妥协时,劳动者才会作出起诉或仲裁的选择。另外,在“或裁或审”机制作用下,选择仲裁还是起诉对于劳动者来说具有同等效果。
  同样用逆推归纳法分析这个博弈。在第三个回合,用人单位的方案是妥协或不妥协。妥协意味着劳动者维权的威胁是可信的,不妥协意味着劳动者的威胁不可信。用人单位需要比较两者的得益,即R1+α-ω-pm和R1+α-m的大小。基于实践中劳动争议案件往往是由于用人单位肆意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而引发,且《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76763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