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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论“本质错误”
【副标题】 以罗马法为中心【英文标题】 On Error in Substantia
【英文副标题】 Based on Roman Law【作者】 赵毅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本质错误;材料错误;罗马法;醋为酒卖案
【英文关键词】 error in substantia error in material Roman law the Case of Vinegar Sold as Wine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3)04-0067-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4
【页码】 67
【摘要】

在罗马法中,本质错误与身份错误、行为性质的错误、标的物错误并称为使行为无效的四种实质性错误。本质错误与材料错误相关又不等同于材料错误。本质错误的内涵见于D.18,1,9,2中的“醋为酒卖”案,是在社会经济功能影响下的标的物之内在特性发生错误。本质错误的外延见于“古杯”案及D.18,1,11、D.18,1,14等文本,涵涉了大部分的材料错误和性别错误,并可以作为一种兜底条款适用于那些对诸如艺术品价值、作者发生错误的情形。本质错误在近代演化为法国法的“实质错误”、意大利法的“本质上的错误”、瑞士法的“重大错误”、德国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法的“性质错误”,在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功能上,它们和中国大陆民法的错误制度殊途同归。

【英文摘要】

In Roman law, four types of substantial errors account for invalid contracts including error in substantia, error in persona, error in negotio, and error in corpora. Error in substantia is related to but differs from error in materia. The connotation of error in substantia can be interpreted in the case of ‘vinegar sold as wine’ in Digest of Justinian of No. D.18,1,9,2, in which the error of the inner nature of an object occurs influenced by social-economic conditions. The denotation of error in substantia can be found in the Dutch Kantharos Case and the texts of D.18,1,11 and D.18,1,14, where error in gender and error in materia often occur. Rules on such errors can be applied as a save clause to similar situations where errors occur in the value of the artwork or in the author. Error in substantia has evolved in modern times with different forms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such as l’erreur sur la substance in French law, l’errore essenziale in Italian law, Wesentlichen Irrtum in Swiss law, and Eigenschaftsirrtum in German law and in laws in Taiwan area. With respect to the function of judges’ discretional power, these forms are similar to rules on error in civil laws of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6846    
  本文旨在考察现代民法典中所谓“性质错误”、{1}“特性错误(Eigenschaftsirrtum)”、{2}“本质性的错误(l’errore essenziale)”、{3}“实质错误(l’erreur sur la substance)”{4}等类似规定的罗马法根源,主要以优士丁尼《学说汇纂》在D.18,1,9,2片段中收录的“醋为酒卖”案为中心,揭示这些规定共同的法理,并对其在后世之演化作一考察,以求正本清源之效。
  一、片段与翻译
  Ulpianus libro vicensimo octavo ad Sabinum.
  2 stat. Inde quaeritur, si in ipso corpore non erratur, sed in substantia error sit, ut puta si acetum pro vino veneat, aes pro auro vel plumbum pro argento vel quid aliud argento simile, an emptio et venditio sit. Marcellus scripsit libro sexto digestorum: emptionem esse et venditionem, quia in corpus consensum est, etsi in materia sit erratum. ego in vino quidem consentio, quia eadem prope ou,σíα est, si modo vinum acuit: ceterum si vinum non acuit, sed ab initio acetum fuit, ut embamma, aliud pro alio venisse videtur. in ceteris autem nullam esse venditionem puto, quotiens in materia erratur.{5}
  在现代对罗马法错误问题的研究中,error in substantia同身份错误(error in persona)、行为性质的错误(error in negotio)、标的物错误(error in corpore)一起,并称为使行为无效的四种实质性错误。{6}本片段是error in substantia的代表性片段,出自乌尔比安的《萨宾评注》。在本片段中,乌尔比安对比其稍早的法学家马尔切勒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后者承认在“把醋当作酒、把铜当作金、把锡或别的类似于银之物当作银出售”时买卖合同的效力,而乌尔比安则显然进行了更深入一步的分析:“在售酒的情形中我持相同看法,因为葡萄酒变酸即可成为醋,两者在ou,σíα上几乎一样;但如果不是葡萄酒变酸了,而是从一开始就是醋,例如用其他植物制成的醋,那么事情就是把此物作彼物出售。但是在其余情形中,我坚持认为无论何时,只要存在materia的错误,就没有买卖存在。”
  在对substantia、ou,σíα与materia等词的翻译中,无论英译者还是中译者皆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学者的不同处理反映了他们自身看待问题的不同维度和哲学。
  (一)英译片段的处理
  斯科特和沃森是英语世界权威的罗马法原始文献翻译者。对片段里甚为重要的这三个词而言,两位英译者皆无章法。按先后顺序排列,前者译本的对应关系如下:substantia—substance,materia—matter,ou,σíα—substance,materia—substance;{7}后者译本的对应关系如下:substantia—substance,materia—substance,ou,σíα—essence,materia—material。{8}可以发现,两位学者都无对三词明确区分的意识。而英国学者泽洛埃塔的处理较为有对应关系:substantia—substance,materia—material,ou,σíα—ou,σíα,materia—material。{9}除了微小的改动之外,戈得雷在其有关合同理论起源的专著中所引用的就是这个译本。{10}
  ou,σíα是西方哲学史中的重要概念,但在罗马法中并不常见,它是拉丁文ousia的希腊文形式,是来自动词eimi(是,存在)的阴性分词ousa的一个名词,按字义就是“是或存在之物”,其通常的含义是“所有物”、“财产”。在较早的哲学文献中,ousia作为phusis(自然物,自然构成或本性)的同义词使用。在柏拉图的著作中,ousia有了较专门的运用,主要指与可感事物、与非存在相对立的真实存在,即永不变灭的可知世界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以ousia为中心的一套哲学。到中世纪,普遍采用substantia来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ousia,substantia,进入英语就是substance,所以 substance实际上是有历史渊源的对ousia的转译。{11}尽管不少西方学者对substance作为ousia的译名表示过不满,也提出过这样那样的改译建议,{12}但 substance至今仍是最通用的译名。
  (二)中国学者的处理
  有的中国学者统一理解片段里这三个词,有的则加以区分。前者如丁玫在1992年第一个译本中将他们都翻译为“质”,{13}其后的修订版又改译为“材料”。{14}刘家安统一译为“物质属性”。{15}采区分模式的学者则与泽洛埃塔和戈德雷的处理方式一脉相承:substance—物质,material—质料,ousia—实体。{16}这实际上反映了对substantia的两种不同处理模式:第一,形而下的理解。无论是“材料说”还是“物质说”,都反映了将error in substantia与error in materia等同的意识,这也可以在阿道夫·伯格的《罗马法百科全书》中找到论据。{17}周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error in substantia作“物质的错误”理解的。{18}第二,形而上的理解。更多的罗马法学者和错误问题研究者则对substantia与materia进行了区分,黄风将他们分别称为“实体”和“材料”,{19}唐晓晴将他们称为“本质”和“物质”。{20}张金海的“本质错误”、{21}渠涛的“本质(动机)错误”、{22}梅伟的“性质错误”、{23}周忠海等的“实质错误”{24}皆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error in substantia的。
  Ousia 在汉语学术界一般用“实体”表示,{25}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样翻译容易被误解为以具体实在形式而存在的物体,故译为“本体”更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原意。{26}如前所述,在法学上,substantia一词更受欢迎。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该词(包括其变位和变格形式)出现5次,译者亦是或形而上地理解为“个性”(I.2,1,28)、“实体”(I.2,4pr.)、“本质”(I.2,23,12),或形而下地理解为“财产”(I.2,8pr.,I.2,22,2)。{27}可见,substantia就是一个多意词,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但正如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悖论一样,没有对error in substantia之内涵外延的考察就不可能得出准确的理解与翻译,而如果不对其赋予一个基本的语言指称,后文的论述又无法进行。“翻译者必须把所要理解的意义置入另一个谈话者所生活的语境中”,{28}所以至少在本论题的范围内,笔者还是试图遵循“区别说”的处理方法,因为既然语词各不相同,那一定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功能,如果将substantia翻译成“材料”,那么中国读者将难以区分拉丁原本中到底存在的单词是substantia还是materia,同时“材料”一词也很难对应substantia本身所具有的某些更形而上、更抽象的内涵。故而substantia作“性质”、“本质”理解为佳,在本文后面的语言表达上,笔者将一律称error in substantia为“本质错误”,称error in materia为“材料错误”,这一方面是为了语词上的对应便利,同时也给法解释者留下空间,法律适用者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内涵与外延作不同的解读。当然,笔者也希望通过后文的研究证明,在错误问题上,本质错误与材料错误并不相同,前者的范围比后者大得多,并承载了在成文法理性与语言局限性之间的两
  难困境。
  二、“本质错误”的内涵
  齐默尔曼认为,“对罗马法学家们来说,本质错误是既激发探究欲又最引发争论的一种错误类型。”{29}马尔切勒与乌尔比安就对其理解不一,而乌尔比安自身在“醋为酒卖”案中针对不同情况所作的相反处理更值得深究。这就需要我们厘清“本质错误”的内涵:既然“铜为金卖”、“锡为银卖”等由金属材料不同引发的错误为本质错误,那么在醋为酒卖案中,如果说“醋”与“酒”也是不同材料的话,为何要将是否由醋变酸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非为酒变酸的醋”(即“其他植物制成之醋”)为酒卖构成本质错误,而“由酒变酸而成之醋”为酒卖将不构成本质错误。后世的法学家也多有迷惑并提出了不同解读。开弓没有回头箭
  (一)对“本质”的哲学探讨
  何为“本质”?乌尔比安并无明确定义,以至于戈得雷认为,乌尔比安自己都不清楚他用这些术语表示何种含义。{30}法国学者科尼奥雷承认古典的解决方式是经验主义的且被一种诡辩主义的方法论严重影响,但他们也不完全是任意作出的,且乌尔比安对错误的处理自有其精妙之处。{31}无论如何,中世纪法学家率先展开了对“本质”义理的解读。
  1.注释法学派的观点
  从公元1100年依尔内留斯在波伦亚讲授《市民法大全》开始,注释法学派即开始了对罗马法的注解工作。其中,13世纪早期阿佐和阿库修斯的影响最为巨大。然而,注释法学家们对语词的运用是含糊不清的,对罗马法文本的解读也以自发经验为主。对于错误问题,他们局限于记录不同文本规定的使得合同无效的各种错误类型。根据阿佐和阿库修斯的看法,罗马法中存在着六种具有这种作用的错误类型,分别为:(1)买卖事实的错误;(2)价金错误;(3)标的物错误;(4)材料错误(error in materia);(5)本质错误(error in ousia or substantia);(6)性别错误。{32}
  在醋为酒卖(这里应该指的是“‘由酒变酸而成之醋’为酒卖”的情况)的问题上,他们试图说明在实体上(ousia)酒和醋完全一样,如阿库修斯遵循着阿佐的思路说道:“尽管醋的味道更浓一些,但醋和酒在实质上的品性是相同的。片段文本说‘几乎一样’,是因为酒是暖和湿润的而醋是寒冷干燥的。然而,并不能否认双方所理解的单个物体是同一的”。{33}
  然而,注释法学派的观点广受诟病。首先,在对错误的分类上,材料错误与本质错误成为并行的两种独立错误类型,但这样的结论很难成立,因为“铜为金卖”、“锡为银卖”等本质错误皆是材料上发生错误,两者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其次,对于片段中提到的“本质”、“材料”、“实体”等哲学术语如何与个案产生联系,注释学者也未能给出一个确切的解释。第三,在“‘由酒变酸而成之醋’为酒卖”的案件中,无论说两者具有“实质上的品性”还是“单个物体是同一的”,都相当牵强并使人不知所云。同时,即使两者“同一”,为何片段采取了根据酒是否变酸为前提条件来进行是否具备本质错误的认定,注释学者无法给出答案。故戈得雷认为,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缺乏认识的表现,{34}而随后登上历史舞台的评注法学派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2.评注法学派的观点
  13世纪中期开始的评注法学派利用了当时翻译成全本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伦理学、物理学及政治学著作,其代表人物巴托鲁斯和巴尔都斯尝试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解释这个片段以及其他的错误类型。
  根据苏格兰法学家马克雷德的观点,乌尔比安所揭示的“本质错误”的概念是切题的,因为它影响到了物体的本质或实体(ousia)。而后面这个词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与范畴理论的中心,在该理论中,它被用于界定一个事物本身的特征,如果其本质特征改变,那么物品x将不再是x。古典罗马法学家则可能不会用这种方式理解这个文本,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极大地支配了中世纪法学家的思想,使得中世纪罗马法学家们觉得这成为一个可能。{35}
  亚里士多德严格区分了本质和材料。本质形式(substantial form)或本质(essence)使一物成其所是,而质料因(material cause)或物质(matter)则使一物由其制成。事物的本质就是一个人在其头脑中形成的关于该物的概念,并与其实质形式一致的东西。当一个人把握了某个物的本质,他就理解了这个物之所是。故而,戈得雷说道:“只需一小步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因为合同约定的履行存在实质或本质错误,所以合同是无效的。”{36}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术语中,犯有这种错误的人不想要合同约定的东西。托马斯·阿奎那据此认为,如果当事人就婚姻关系的本质存在错误,婚姻合约就是无效的。{37}
  在醋为酒卖的例子中,乌尔比安认为,如果酒本身是为酒而准备,只是因变酸而变成了醋,此时两者的本体几乎完全相同,因为此时的醋还保留有酒的本体,故而这无法成为本质错误。这很难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进行理解,因为对于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来说,如果它具有醋的本质形式,它就应是醋,与其是被作为醋来准备无关紧要。当酒变成醋时,酒就失去了它的本质形式。酒和醋应在实体(ousia)上、本质(essence)上或本质形式(substantial form)上加以区分。{38}法国经院哲学家佩鲁斯在这个意义上将标的物错误和材料错误都归入了本质错误,{39}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单个事物即是由其本体形式和物质构成的。
  巴托鲁斯和巴尔都斯则试图为“醋为酒卖”的案例找到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正确解说。如巴托鲁斯自己所说,人造物“从它们指向某个目的的某种倾向来展现其实质形式,制造者正是为着这种目的而制造它们的”。{40}一栋房屋是构造来供人在其中居住的建筑,一把椅子是构造来供人在上面坐的家具。巴托鲁斯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取决于观察该事物的观点,一些土地之所以被视为良田是因为我们把人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巴尔都斯承认,酒和醋并无相同的本质或实体,但是,在解释为什么在“‘由酒变酸而成之醋’为酒卖”这种情况下买方不能主张存在本质错误时,他说道:“除非具有酒的本体且具有酒的味道,酒不能称其为酒;醋始终是醋,不能被说成是酒。但是,如果一开始是酒,其后酒的残余物也仍然是酒。”{41}因此,当酒变酸成为醋时,买方就其本质不能主张错误的原因在于酒并没有完全转变成醋,其残留物也还存在;而当酒被有意弄酸作为醋而出售时,就不存在这样的残留物了。{42}这样的解释显然为人接受并显得有技巧得多,也被后来的经院主义法学家采纳。
  身份错误、行为性质的错误、标的物错误和本质错误这种对罗马法错误类型的四分法就是从评注法学派开始的。本质错误和材料错误如同在片段里体现的那样,通过亚里士多德哲学第一次在理论上得到融合。问题是,本质错误仅仅只是材料的错误吗?
  (二)现代法学家对“本质错误”的分析路径
  在戈得雷看来,19世纪是一个转折点,法学开始少了依托哲学理论的兴趣,因为哲学观点是如此纷繁芜杂并使得法学家眼花缭乱无从选择。{43}这个解读是客观的,注脚即彼时兴起的实证主义——它着重于将法律家的视角局限在规范自身范围之内而寻求问题解决之道。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方式也从未湮灭,对本质错误以及“醋为酒卖”案,现代罗马法学家有的从历史上、有的从体系分析上、有的从社会经济功能上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1.“无特殊条款”论
  “无特殊条款”论设想了一种特殊条款,该条款存在于买卖合同中,凡能适用这种条款的,即非本质上的错误,合同有效;而凡不能适用的,即为本质错误,合同无效。这种分析本质错误的路径首先被科尼奥雷提出,{44}后被荷兰法学家芬斯特拉发展。{45}为探讨这个问题,他们都通过乌尔比安的D.18,1,11,1文本进行对比,在该文本中,乌尔比安提到了一个“女奴案”:一个女奴被售卖,买方错误地认为她是一名处女,但该错误不影响合同效力。
  首先,芬斯特拉从体系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在乌尔比安最初的著作中,D.18.1.9.2应处于D.18,1,11,1之前,而两个片段之间的联系是清楚的。
  其次,可以在不是处女的女奴与变酸的酒之间进行一个类推。虽然这样做看似很荒谬,但如果回到古典罗马法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讨论一个女奴是否为处女和一瓶酒具有何种品质很可能就是争点所在,而该争点在任何对该类物品进行销售的正常合同中很可能都会受到注意。芬斯特拉认为,此处乌尔比安采纳了“买者当心(caveat emptor)”规则。凡是非本质的错误皆适用该规则,此时严法诉讼下更为看重程序的罗马合同法侧重保护卖方利益,货物一经卖出,概不退还。变酸为醋的葡萄酒如此,不是处女的女奴也如此,故而这些错误显然属于非本质错误。在醋为酒卖的案件中,还可以推导出卡托公式(Cato formularies):特殊的标准条款存在于葡萄酒的销售合同中。也就是说,这种条款的存在已经使得变酸为醋的葡萄酒作为酒卖仍然具有了合同需要的效力。当然,芬斯特拉也承认,在证明女奴案中可能存在的同样做法时却并无类似的公式或可以凭借的资源予以援用。
  这样的分析可否经受历史检验是个问题。最初,对该规则的适用只赋予买受人一种救济——买主诉权(actio empti),如果出卖人犯有欺诈或者就买卖标的物的品质作出特别的保证,就可以发生赔偿责任。但很快这种做法便显得不充分了,因为对于善意的出卖人并不成立任何责任;另外,在异邦人参与罗马市场交易的场合,市民法也难以为济。出于应对,公元前二世纪初期(大约在公元前199年),执行市场监督的市政官(aediles curules)作为市场警察行政的一环,发布市政官告示(edictum aedilium curulium),出台了在私法方面保护买受人的强有力的政策,并发展出了有关出卖人

  ······
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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