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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大数据时代下我国犯罪数据公开研究
【副标题】 以中美比较研究为视角
【英文标题】 A Study on Crime Data Disclosure in China in the Era of Big Data
【英文副标题】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作者】 阮重骏【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犯罪数据;犯罪数据公开;大数据;犯罪学;比较研究
【英文关键词】 crime data; disclosure of crime data; big data; criminology; a comparative study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9)04-0109-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109
【摘要】

在大数据时代,犯罪数据分析与挖掘已成为犯罪学研究以及现代犯罪治理的基础手段。犯罪数据在揭示犯罪模式、犯罪原因以及评估犯罪防治效果等诸多方面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我国当前犯罪数据公开面临一些问题,直接导致犯罪学领域实证研究的匮乏,严重掣肘了大数据时代下犯罪数据价值的释放。通过国内外比较研究可知,我国目前需要公开更多样的更加全面的犯罪统计数据,建立交互式的犯罪数据公开平台,切实发挥犯罪数据在犯罪学研究和犯罪防治中的作用。

【英文摘要】

In the era of big data, crime data analysis and mining has become the basic means of criminology research and modern crime control. Crime data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revealing crime patterns, causes and evaluat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ects. At present, China faces some problems in opening crime data, which directly leads to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riminology and seriously restricts release of the value of crime data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it can be seen that China needs to open more diverse and comprehensive crime statistics, establish an interactive crime data disclosure platform,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rime data in criminology research and crime preven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6534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达尔文将着重于测量和观察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研究之中,科学的研究方式逐渐得到认可,数据也随之成为研究的基本要素。犯罪学作为解决现实犯罪问题的学科,尤其重视犯罪数据背后所反映的现实问题。许多犯罪学研究成果的取得以及犯罪学研究领域的拓展都与犯罪数据密不可分。在犯罪防治领域,犯罪数据已成为评估犯罪防治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所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到,犯罪数据价值得到进一步释放。犯罪数据与大数据所准确刻画的公民生活行为、社交网络、社会实时变化等信息的结合,能够极大地拓展犯罪学的研究视野与领域。同时,大数据“快速处理”[1]的特点,也使得实时的犯罪数据分析得以借助犯罪地图这样的方式向社会公布,以提升社会公众自发参与犯罪防范的可能。依托大数据,犯罪数据揭示犯罪模式的作用将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犯罪数据的犯罪预防价值也会被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

然而,现实中,犯罪数据公开的不完善,正在严重掣肘大数据时代下犯罪数据价值的释放。除了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犯罪数据和公开的司法文书中的司法数据,公众很难通过其他途径快捷简便地了解我国犯罪的现实状况。司法数据侧重司法,无法全面反映犯罪问题,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犯罪数据又不够详尽,难以反映犯罪的现实情况,这极大地制约了犯罪数据的价值体现。在犯罪学研究方面,犯罪数据的缺乏直接影响了实证研究的开展,更进一步导致我国犯罪学研究趋于理论化、逻辑化,从而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形成了断层。而美国的犯罪数据公开已经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么,我国到底应该如何完善犯罪数据的公开?如何平衡数据公开、共享与公民隐私权的关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理性分析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先从犯罪数据公开的价值评估入手。

二、大数据时代下犯罪数据公开的价值评估

(一)何为犯罪数据

在界定犯罪数据之前,我们应先理解犯罪数据中“犯罪”的含义。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是刑法学中犯罪的概念,“刑法学将犯罪认定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触犯了刑法并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1}但是“犯罪学不研究如何依法处罚犯罪,只专注为什么人们会实施犯罪以及如何防治犯罪,这两项内容都不必也不应局限于现行法律”{2}。轻微违法行为以及其他一些越轨行为在犯罪趋势、犯罪特点、犯罪原因等方面的研究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例如,破窗效应就揭示了早期的轻微违法行为与之后的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因此,犯罪数据中的犯罪应该从更广义的角度进行解读。笔者以为,凡是故意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客观上又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存在的行为,都应该予以考量,同时应排除犯罪人的年龄、犯罪情节严重程度等问题的干扰。

基于此,犯罪数据则应该是包括“犯罪”行为的时间、空间和属性的数据以及其他一切与“犯罪”行为直接相关的数据的总称。公安机关掌握的接报警数据和刑事、治安案件数据、检察机关的起诉数据、法院的司法数据、纪委部门的反贪及廉政建设数据都是犯罪数据。同时,犯罪数据不仅指犯罪的原始数据,还应该包括基于原始犯罪数据所产生的各种分析结果,如犯罪统计数据、犯罪地图、犯罪人社会网络结构图谱等。

(二)犯罪数据公开的价值

1.保障犯罪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犯罪数据是认识犯罪模式的基础,失去犯罪数据的支撑,犯罪学研究者就失去了了解现实世界犯罪模式的最基本途径。这迫使他们以自身经验、域外经验、自身对犯罪学的认识与理解来设定问题、开展研究。而这又进一步导致犯罪学研究难以把握时代变迁、发现问题所在。同时,犯罪学一直是一门务实而严谨的学科。随着环境犯罪学的兴起,如今的犯罪学更加要求研究的科学性,要求所提出的理论能够在现实世界中被印证。犯罪数据的公开为犯罪学研究提供了犯罪数据的支撑,从根本上保障通过研究问题的客观性,实验理论的可能性,也避免犯罪学研究过于理论化、缺乏实践的问题。

2.保障公民知情权以及监督政府的权利

首先,公民应该对与其个人有密切相关的事件享有知情权,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要求。其身边的犯罪情况应当包含其中,因为这直接关系公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安全感,与其密切相关。因此,犯罪数据的公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实现的内容之一。其次,宪法规定为人民监督权力提供了依据。《宪法》第3条第2款、3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治理犯罪也是政府工作的内容之一,理应受到公民的监督,而犯罪数据是公民监督政府治理犯罪的基础。保障犯罪数据的公开才能保证公民真正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监督政府工作的权利。

3.鼓励公民参与犯罪防控

众所周知,政府打击犯罪的能力是有限的,警察部门没有能力时时刻刻关注到每一个街角。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犯罪打击更是需要延伸到网络世界之中,使得这一问题更为显著。要想进一步加强打击犯罪的能力,公民参与打击犯罪的重要性不容忽视。1967年,美国总统犯罪委员会报告中就强调了公民参与打击犯罪和减少产生犯罪的社会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必要性。{3}1975年美国FBI的统一犯罪报告也强调,缺乏公民的参与,美国的执法部门将没有更多的人力、技术、资金来肩负打击犯罪的重任。{4}有学者甚至提出,最有效的打击犯罪的方法,必定要令居民参与到那些旨在减少他们所居住街区内的犯罪发生机会的主动干预措施和参与性项目中。{5}而若要使公民充分参与到犯罪防控之中,单纯地让他们服从安排并不是一个有效途径。犯罪数据的公开让公民了解当地的犯罪情形,关心自己所在社区的问题,能调动其积极性,发挥出其参与犯罪防控的价值。同时,公开犯罪数据也使身处犯罪时空热点的公民,自发地提高防范意识,从而提高犯罪人的犯罪风险,降低犯罪的可能。

4.减少政府部门打击犯罪的资源投入

政府部门打击犯罪能力的局限性,更多来自于其资源的有限性。打击犯罪并非政府部门的唯一任务,因此政府部门只能在十分有限的人、财、物的条件下,承担打击犯罪的重任。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是解决资源有限性问题的可行方案。犯罪数据的公开就起到了这一作用,它允许更多拥有专业技术与知识的研究人员参与到犯罪的分析与防控当中,降低了人力成本的需求;允许非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利用已有的系统与软件进行犯罪数据分析,降低了物力成本的需求。人力物力的降低,令政府部门缩减开支,从而降低了财力成本的需求。不仅如此,专业、科学、全面、及时的犯罪数据分析,还能够帮助政府部门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犯罪防治措施,实施精细化的防控策略,提升打击犯罪的效率,从而进一步降低打击犯罪的资源投入。

(三)大数据时代下犯罪数据公开缘何必要

1.大数据时代下警察机关难以兼顾打击犯罪与犯罪数据分析

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警察部门掌握有大量的犯罪数据,如接报警数据、刑事案件数据、治安案件数据等。但随着犯罪数量的增长以及各种新型犯罪手段的出现,警察部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犯罪打击压力。而大数据时代下,庞大的数据体量以及数据分析的即时性要求,又使得犯罪数据的分析与预测也需要占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警察部门往往不得不在鱼和熊掌之间进行取舍。为了满足现实的、最直接的需要,毫无疑问,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必然成为首要目标,而犯罪数据的分析就只能被置于次要位置。但现实的情况是,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2]的存在,单纯地增加警力再难收获与之匹配的犯罪打击效果。已有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增加警察数量,良好的防治策略才是打击犯罪更为有效的手段。{6}而作为防治策略的产生基础,科学的犯罪数据分析不可或缺。

2.大数据时代下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的需要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大数据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首先,面对大量来源不同、结构不同、形式不同的数据,如何进行数据的搜集与整理已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其次,面对海量、实时变化的大数据,如何在短时间内计算并加以分析,已成为新的挑战。再次,海量数据的存储与管理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最后,由于大数据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技术与方法层出不穷,如何不断更新知识也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难题。而大数据又同时涉及统计、计算机、数学等多个领域,不仅握有犯罪数据的各个部门,甚至于大多数非专业的研究机构或个人,都难以应对这些挑战。因此,不完善的犯罪数据公开制度,将导致犯罪数据的价值被大大浪费。

3.大数据时代下犯罪学研究专业性的需要

运用大数据主要是通过归纳的方式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找出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但这种分析方式难以判断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有学者指出大数据探求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7}虽然,相关关系分析本身具有重大意义,是研究因果关系的基础,{8}但在因果关系不明的情况下,我们难以通过发现并控制影响因素来达到降低犯罪的目的,使研究失去实践价值。因此,有学者提出了从相关分析到因果分析的研究思路。{9}一般而言,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在时序上,因先于果;(2)两者间有实证的相关性;(3)因果关系不是第三个变量的结果。{10}可见,从相关到因果还需满足时序性和真实性的要求,而这需要充分的犯罪学学理支撑。唯有在理论与逻辑上进行严谨的分析与判断,才能在众多的相关关系中找到与犯罪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事物,从而令研究成果发挥出现实价值。一个科学可信的犯罪学研究不会降低对研究人员的犯罪学理论要求,相反,它更需要研究人员在理论、经验与逻辑上对犯罪问题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与把握,它需要的是更加专业的犯罪学研究者。要满足这一点,就必须要允许这些专业的研究者拥有获取犯罪数据的资格,因此数据公开格外重要。

三、犯罪数据公开的风险评估

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共存的,考虑犯罪数据能否应用,需要进行综合的判断,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盲目自信。犯罪数据公开带来的可能性风险也应如是。

(一)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这是对犯罪数据公开最为普遍的担忧,也是犯罪数据公开陷入困境的关键所在。毋庸置疑,不论犯罪人还是被害人,其个人信息都属于公民的隐私,受到法律的保护。但问题是,我们能否将犯罪数据公开和个人隐私的侵犯划上等号呢?笔者以为不可。不否认,犯罪数据的公开确实会增加公民隐私被侵害的风险。但只要有完善的制度与措施的保证,这种风险就是完全可控的。我国司法文书的公开情况就为此提供了佐证。在司法文书公开伊始,对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担忧成为反对者的主要理由之一。但是这些年的实践情况证明,这种担忧并不必要,司法文书的公开并不必然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于此同时,美国多年的犯罪数据公开实践也证明,这种风险完全可控。

(二)引发犯罪恐惧的风险

犯罪数据的公开可能导致民众意识到犯罪热区、犯罪高发时段、犯罪高发人群和高风险被害人群的存在。那么这些新的知识是否会令民众对特殊地点、时段和人群产生犯罪恐惧,并陷入被害的妄想之中,从而给社会运行带来问题呢?这种担忧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尽然。以犯罪热点为例,事实上,只要是在当地生活过一定时间的人,都会对该地区的犯罪情况有着或多或少的认识,虽然这种认识大体准确但不精确。有研究指出,如果将选定的研究区划分成数个较大网格,让当地居民从中选出10个网格作为盗窃犯罪热点时,他们大都能选对6个网格,准确度达到60%,而当该研究区被划成更多较小的网格后再让他们选择时,其准确度一下子就降低到了20%。{11}可见,居民对于犯罪热点的判断只是停留在一个相对模糊的层面。这种对犯罪热点相对准确却不精确的认识也可能带来犯罪恐惧,而又由于模糊性的存在,普通市民的犯罪恐惧只会波及到更大面积的区域。其他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公开犯罪数据,让普通群众对犯罪的认识更加准确,反而能够降低犯罪恐慌的范围。

(三)犯罪人利用犯罪数据的风险

犯罪人是否会借助公开的犯罪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回避热点空间与时间,发现合适的犯罪目标,减少被打击的风险?我们无法否定这一现象存在的可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即使存在,其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首先,大多数犯罪人不需要进行犯罪数据分析。例如,实施激情犯罪、偶然犯罪的犯罪人,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进行犯罪数据研究以支持自己的犯罪行为。而对于那些以轻微侵财犯罪为生的犯罪人来说,考虑投入与产出比,犯罪数据的研究并不能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但这一问题很可能发生在实施有预谋的重大犯罪和白领犯罪的犯罪人上。不过,一般而言,这些犯罪的数据量极少,研究难度大,这些非专业分析人员难以获得足够的情报。其次,就技术层面而言,犯罪数据的分析与挖掘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撑,大多数犯罪人难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犯罪数据分析技术。如果选择犯罪数据分析的外包,则又会陷入投入产出比的经济效益问题以及风险的防控问题。最后,犯罪的时空转移并非轻而易举,而合适的被害人也并不好判断。犯罪时空热点的产生并不是犯罪人主观意愿的结果,更多地是来自周围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日常行为理论告诉我们,犯罪的产生离不开“合适的目标”、“犯罪防范缺失”和“潜在犯罪者”。{12}所以,时空热点的产生是这三者聚集的结果,而非某些人的意愿,避开犯罪的时空热点只会令犯罪更加难以实施。现实中,对于热点警务是否会导致犯罪转移的研究似乎提供了很好的佐证。早期的一些研究指出,犯罪人会因为情景预防措施的存在而转移实施犯罪的地点,{13-16}但是如果仔细回顾这些研究以及其他的一些发现,反而会得出,犯罪转移是少量的,一般来说无足轻重。{17-21}Wesiburd教授在分析了一些有关犯罪转移的研究后指出,“在有关犯罪转移的犯罪控制评估报告中,常见的发现就是,所谓的犯罪转移并无证据支持”{22}。可见,犯罪人想要避开犯罪时空热点的可能性非常低。同时,犯罪数据虽然能够揭示易被害人群的特点,但是若要运用于实施犯罪之上,在现实信息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寻找合适的被害人也并非易事。

四、域外经验:美国犯罪数据公开情况简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经验亦可成为我们前进的路引。作为犯罪学发展最好的国家,美国的犯罪数据公开制度应有其可取之处。了解美国犯罪数据公开或许能为我国的犯罪数据公开带来启示。

(一)统一犯罪报告(Uniform Crime Reports,简称UCR)

UCR数据是美国最常用的犯罪数据来源之一。其数据来自于美国当地的执法机关,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统一编制与维护。最早的统一犯罪报告可以追溯到1929年,由国际警察局长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efs of Police,简称IACP)组织的统一犯罪记录委员会完成并发表。[3]之后,UCR经历了一系列的拓展,在犯罪数据的种类和可靠性上有了巨大提升。1958年,UCR报告改名为“美国犯罪”(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如今,向FBI进行数据报告的执法机关已经超过18000个。[4]UCR数据涵盖美国绝大部分执法机关的犯罪记录,完整地展示了美国的犯罪情况。

UCR提供了国家、州、县以及当地机关等不同层面的犯罪汇总信息,其犯罪数据涉及多种犯罪类型,包含犯罪人、被害人的性别、种族、年龄段等信息。但是,UCR不提供犯罪人的个人信息以及单独犯罪事件信息。根据数据获取渠道的不同,UCR将犯罪统计数据分为执法机关已知的犯罪和逮捕数据。由于并非所有犯罪人都能够被逮捕到案,所以逮捕数据往往在量上小于执法机关已知的犯罪。而由于执法机关已知的犯罪仅是执法机关确认存在的犯罪,所以常常缺失犯罪人信息,无法得出有关犯罪人种族、性别、年龄等的准确统计。

UCR将执法机关已知的犯罪分为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其中,暴力犯罪包括谋杀与误杀、强奸、抢劫、严重故意伤害四种;财产犯罪包括入室盗窃、盗窃、机动车盗窃和纵火。为了拓展执法机关已知的犯罪的信息量,UCR还提供了完结犯罪数据报告和拓展的犯罪数据报告。完结的犯罪数据包含了所有犯罪人被逮捕的案件,以及因一些执法机关不可控的因素使得犯罪人无法被逮捕或被控诉的案件。[5]拓展的犯罪数据报告对犯罪数据进行了拓展,提供有各类犯罪的趋势、犯罪人所使用的武器情况、每十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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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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