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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当代中国政法学界四个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批判
【作者】 李川【作者单位】 山东警察学院科研处
【分类】 理论法学
【中文关键词】 辩证唯物主义;范式;当代中国;政法学界;错误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9)04-0033-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33
【摘要】

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研究范式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政法学界有些学者常犯以下四个错误:一是规律意识淡漠,从主观愿望出发研究问题;二是忽视矛盾的普遍性,脱离所处的矛盾关系僵化地看待事物;三是孤立、静止、片面、表面地,而不是普遍联系、发展、全面、深刻地谈权力制约关系;四是公式化、定型化而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利用西方政法理论。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653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这就意味着辩证唯物主义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信念、原则、方法和标准。熟悉范式理论的学者马上就会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完全可以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范式,因此,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范式,以笔者熟悉的当代中国政法学界为研究对象,列举并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法学界常见且比较严重的四个错误,以推动辩证唯物主义在政治学、法学界的范式化。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属于学术批评的范围,但是本文所列举的均是笔者自己曾经或多或少犯过的错误,这也许可以表明本文无意否定政法学界的学者们在推动中国发展进步事业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只是试图随着时代的进步,推动建立一个更高的学术标准,为实现知识分子所抱持的积累知识、创造新知识、以知识改造世界的学术理想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当代中国政法学界有些学者规律意识淡漠,从主观愿望出发研究问题

首先,不尊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普遍规律,割裂社会存在与主观意识的关系,从而将自己根据主观判断认定的观念性问题看作是超越社会存在的第一性的问题。比如,当代中国政法学界有些学者谈论人权问题时,从来或很少谈自己奉持的人权观到底是由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主观地把人权看作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很少甚至从不对人权问题进行辩证的思考,久而久之就下意识地将人权问题从规律的制约下抽象出来,把人权问题看作是可以超越规律的第一性的问题,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因此,毫不意外的是,这些学者在讨论人权问题时,不顾甚至不考虑规律的制约作用,将对人类生活必要性的考虑抛之脑后,将人类生活的需要对人类行为的强制性制约置之不顾,主观地将生存权、发展权置于个人的政治自由权之下,意识不到自己的主观意识很可能是被自己的、具体的社会存在决定的,是将自己主观上对某种特定人权观念的嘉许置于规律、生活的必要性、生活的强制性约束之上,是将自己个人的、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存在假定为社会整体性的对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存在。在实质上是将自己嘉许或奉持的某种特定的人权观看作可以超越规律的规律、超越必要性的必要性、超越需要的需要。在这种观念下,人权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存在,也自然可以超越具体的社会和发展阶段。这种看法在历史上是没有证据的,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得到支持而且会受到规律的无情制约的,在理论上只是一种幼稚片面的主观判断而已。熟悉马斯洛需求层次说的学者经过简单的学术工作就可以判断出这种观念是在哪一个需求层次解决之后才提出来的,而且充满了个人化的、对本人已经解决了的需求下意识地忽视,本人待解决的需求下意识地夸大的色彩。这种现象的实质是将自己的主观愿望置于客观现实之上,是从主观愿望而不是从现实性、可能性、可行性、可实现性出发研究问题。

其次,不尊重人类认识活动的基本规律,“将理论、认识看成是脱离了实践的绝对的东西”{2}。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活动首先得到的是感性认识,然后再上升为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返回到实践,经过实践理性认识得到检验从而进一步的全面和完善。理论知识学习现象的存在并不等于说人们可以直接建立理性认识,理论知识是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的,但是这种感性认识是前人的感性认识。学习者学习理论仍需要借助前人的感性认识和自己相关的感性认识,也就是从间接经验和自己的直接经验出发,而且,“从直接的或间接的经验出发,理解了某个理论原则,这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还只是走了一半路程。”{3}人的认识活动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曲折性,“人们通过生动直观和抽象思维所取得的理性认识,一般说来一次就能达到和对象符合的情形是很少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不断的往返流动和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实现的。”{4}而当代中国政法学界的某些学者却形成了一种从理论到理论、从文本到文本的可以称之为“文本中心主义”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学者习惯于在书斋中通过搜集查找书面资料开展研究工作。其对实践采取了忽视的态度,甚至部分学者轻率地将实践中与自己信奉的理论不一致的地方看作是实务界的种种错误,将自己看作是批判精神的化身、真理在握的客观知识的代言人;很显然,其他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不断往返流动和相互转化的过程,将实践、感性认识看作了理论、理性认识的对立面,将理论、认识看成是脱离了实践的绝对的东西,因而违背了人类认识活动的基本规律。

最后,不尊重人类理解活动的基本规律,认为正确的或相对客观的理解是自然而然的。政治学、法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以理解为基础的,而人类理解活动是存在基本规律的。以语词的理解为例,语言学告诉我们一个语词有能指和所指两个问题,即语词能够指称的范围和实际指称的范围是不一样的,能指明显大于所指,而且能指是开放性的,所指是限定性的。时间、空间、历史、文化、实践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限制所指范围的语境性因素。这些因素的变化很有可能造成所指范围的变化,在变化前和变化后同一个语词具体的含义有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化甚至完全相异。比如,尼采说“上帝死了”,从能指的角度来看,可以包括多种复杂的含义,如宗教背景下个人痛苦时的思想困惑;但是对一个认为宗教可有可无的中国人来说,“上帝死了”所指的明显就是“上帝死了”最直白的含义。所以,严格上讲,在理解活动中,人们之间的误解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诠释学大师施莱尔马赫早就明确指出了这个问题。{5}而当代中国政法学界流行的“文本中心主义”的研究方式关注的焦点是文本本身,假定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就是文本本身的含义或者作者的原意,对具体文本脱离其具体语境之后呈现出来的意义开放性缺乏足够的警惕,对有可能影响文本理解的文本之外的因素采取了忽视的态度,从而无意识或下意识地假设了自己理解的正确性或者相对客观性是自然而然、无需置疑甚至毋庸置疑的,这显然违背了人类理解活动的基本规律。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再回到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话题上,理论作为话语也有一个能指和所指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感性认识的限定,理论的能指开放性才转化成所指限定性,理论才转化成理论认识。因此,忽视感性认识的重要意义,是规律意识淡漠的表现,既是对认识规律的漠视,也是对理解规律的漠视,归根到底是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无视,是典型的从自己的主观意识出发研究问题,这是躲在书斋中而不是投入到实践中研究问题不可避免会犯的错误。

二、当代中国政法学界有些学者忽视矛盾的普遍性,脱离所处的矛盾关系僵化地看待事物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6},应当从事物所处的矛盾关系之中把握事物,同时,“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7}不仅如此,我们“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8}对当前的中国政法学界而言,西方政法理论是最重要的理论渊源之一,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政法学界对西方政法理论的认识被局限于就“西方政法理论”论“西方政法理论”,局限于西方政法理论自身的理论框架之内谈问题,跳不出西方政法学说用自身理念作金箍棒所划的圈圈,因此,严格地说,当代中国政法学界尚处在“西方政法学说在中国”而非“借鉴西方的中国政法学说”或“西方政法理论中国化”的阶段。在笔者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当代中国政法学界的某些学者下意识地将西方政法理论从其特定的矛盾关系中抽象出来,以浅层次的理解自我划限,得少为足,进而丧失了对其本质属性的把握,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真正利用西方政法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西方政法理论的中国化,顶多只是形成一个打着西方政法学说旗号,严格意义上讲既没有反映西方政法学说真精神,也无力解决中国真问题的西式的理论体系。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观作为认识基础回到西方政法理论的发展历史当中去。

历史上,罗马帝国首都东迁君士坦丁堡,罗马丧失政治上的首都地位之后,在西方社会逐渐出现以教会为代表的强大的、相对集中的文化权力和以相对分裂的、互相竞争的不同国家的政府为代表的政治权力长期并存的社会现象。教会和政府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就统一的一面而言,一方面教会的影响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政府的支持带来的,如罗马皇帝和帝国归信基督教等,而且受教义的限制,教会不可能完全世俗化,也就是不可能由教会全面且直接地控制世俗社会,教会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世俗政府;另一方面,政府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控制教会,甚至当自己的政治力量不足时,还要借助宗教权力巩固政治权力,如历史上教皇主持国王的加冕礼、以教会作为国家扩张的工具等,都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出自《马太福音》的训令“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显然也为这种统一关系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就对立的一面而言,教会和世俗政府毕竟是两个主体,“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明确指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两个主体管理的事情虽然有区别,但是管理对象却是同一的。更重要的是,早在奥古斯丁时期,便有了崇高的上帝之城和世俗的人之城的区别,这两者显然有一个界线问题,界线上的问题由上帝之城还是人之城管辖呢?哪一方的管辖权更优先一些?这个问题的界线本身就很含糊,在西方历史上曾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可是管辖问题无论在教义上还是在世俗利益上都存在着重大的意义,这也就决定了政府和教会之间必然存在着对立性的关系,历史上,英国国王的离婚问题及其长远影响即是明证。教会和政府的对立统一关系在文化上就表现为一种教会所代表或支持的宗教文化和政府所代表或支持的世俗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这种文化上的对立统一关系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把世俗政府看作是必要的恶的理论会出现在西方社会,这种理论背后若隐若现地显示出教会的影子。理论上当然的结论就是,我们应当在政府与教会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去把握西方政法理论,而不应当把西方政法理论看作是从矛盾关系中抽象出来且绝对正确的理论。

如果沿着上述这条思路继续深入下去,我们会发现,西方的这种矛盾关系存在很多的特殊性,对本文主题最重要的也许是,偏激的甚至是极端化的理论在这种矛盾关系中有着特殊的存在意义。理论虽然偏激,但是在政府和教会对立统一关系的大局之下,实际效果上却有可能产生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态势,而且自己一方的偏激要求可以用来对冲对立一方的要求。这何乐而不为呢?政府和教会显然都难以抵制利用偏激理论的诱惑。当然,这就意味着西方的某些理论可能只是政府或教会的工具,甚至这个工具的使用者自己也很可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理论是偏激的,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罢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贸然做出一般性的判断,我们需要进一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我们同时能够意识到,教会所代表的文化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的基础文化,从不同学科与基础文化的关系这个角度看,我们会发现有的学科和基础文化的关系十分紧密,有的学科则相对疏远,关系紧密的可以称之为基础文化显性学科,关系疏远的可以称之为基础文化隐性学科。对西方社会来说,如果说神学是与基础文化紧密一体的学科,宗教学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和基础文化拉开了距离,而对于政治学和法学,尤其是西方现代的政治学和法学来说,基督教的影响表面上已经很难看到了,是明显的基础文化隐性学科。从基础文化的隐显与否来看,不同的学科就形成了一个谱系,政府和教会分别站在这个谱系的两端。神学是属于教会的一端,政治学、法学则是属于政府的一端。谁代表这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呢?从一个方面说,在神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共同作用下,可以产生出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行为;从另一个方面说,神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在分别起作用时可能都难以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当然这种分析方法可以进一步细分,基础文化可以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不同领域发挥作用,学科也可以具体到不同的学派,基础文化隐性学科中也可能存在基础文化相对显性的学派,由于本文主题的限制,这只能够留到以后的研究中展开了。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对本文更重要的也许是,这种谱系的存在为利用其他学科的某些不利后果发展自己学科提供了可能性,不同的学科之间很容易形成矛盾关系。如神学和政治学、法学之间就是如此。比如,在西方社会,神学是主张教化民众的,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学派早就系统地指出教化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压抑及相应的种种精神后果[1],某些政治学、法学方面的学者完全可以通过以自己的学说释放民众的这种文化压抑为手段发展自己的学术事业,这就让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某些西方的政法学说把自由、民主、人权提到似乎可以否定规律的高度。依一个冷眼旁观者的观察,西方的某些学说似乎已经到了违反常识的程度,但是在西方社会宗教实践的制约下,尤其是在某些宗教流派向极端化方向发展的前提下,这是正确的斗争手段。当然,这是以两者的依存关系为前提的,如果无视这种依存关系,正确就会向错误转化,一旦分寸把握失败,导致依存关系破裂,就会酿成绝对的错误。西方现代政法学说的发展早已经隐隐出现这种端倪了。

但是,中国政法学界的某些学者不自觉地把上述西方政法学说在特定的矛盾关系中形成的特殊做法留在了自己的学术立场、观点和方法之中,将这种特殊性下意识地当做普遍性拿到自己的学说中,不注意自己应当把持的分寸,尤其是只看到西方政法理论显性的对立、斗争的一面,看不到隐性的依存、统一的另一面,因而他们的学说就滑向了错误的深渊。这是典型的食洋不化,当然,归根结底,还是犯了脱离矛盾关系形而上学地看事物的错误。

三、当代中国政法学界有些学者孤立、静止、片面、表面地,而不是普遍联系、发展、全面、深刻地谈权力制约关系

当代中国政法学界有些学者热衷于讨论如何制约权力,甚至已经接近于把制约权力当做绝对正确的理念的程度。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所谓学术观点广泛传播即是一个明证。但实际上“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不严谨的说法。首先,人类历史上只要有一个人掌握了绝对权力同时又没有腐败就可以否定这个观点,如中国著名的清官海瑞、西方以清廉著名的宗教领袖加尔文等。其次,“绝对”、“权力”、“腐败”都是模糊的需要定义的概念。“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说法的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随意定义概念的方式,甚至是刻意保持概念模糊的方式进行的。再次,和第二点密切相关的,并且更重要的是,据笔者的观察,政法学界在主张“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时,常常是在政治意义上使用“权力”概念,个别时候也在军事意义上使用,很少或者说基本不在经济、文化意义上使用。所以政法学界主张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实质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说“绝对的政治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难道是一种公允的学术态度吗?最后,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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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奋斗,2019,(1):1.

{2}{13}范幼元.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的论述[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84,(6):6.5.

{3}欣芳.学习理论也需要经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吗?[J].前线,1964,(10):24-25.

{4}袁贵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1985,(3):34.

{5}[德]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演[A].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59.

{6}{7}{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5.311.312.

{9}王海明.权力概念辨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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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广军,王明明.央行独立性问题研究述评[J].金融科学,2001,(2):14.

{11}柔性政党[EB/OL].http://baike.haosou.com/doc/33278.html.

{12}何雪莲.代言的冲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底层冲动[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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