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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清代妇女抱告探析
【英文标题】 Analysis About Women’s Representative Action In Qing Dynasty
【作者】 姚志伟【作者单位】 广东金融学院法学研究所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抱告;清代;妇女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8
【页码】 63
【摘要】 传统观点认为清代妇女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往往是缺乏诉讼权利的,而抱告正是对妇女诉讼权利进行限制的制度。本文通过对清代妇女抱告设置的目的、条文规定、司法实践的研究,发现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并不能简单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说法进行全面检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8566    
  
  传统观点认为,清代妇女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受到“三从四德”等伦理规范约束,其权利往往是被压制的,具体到诉讼权利方面,又受到女子不宜抛头露面等观念影响,更是被严格限制,妇女成为诉讼的缺席者。[1]妇女诉讼权利的限制在清代法典上体现为:“生监、妇女、老幼、残疾无抱告者不准。”[2]也就说清代妇女的诉讼权利在制度上受到抱告制度的严格限制,形成“妇女缺少诉讼权利”的结论。[3]但是这种论述符合清代的实情吗?可能事实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本文将通过对清代妇女抱告这一“制度上限制”做全面检讨来回答这一问题。
  所谓“抱告”,指的是官员、士人、妇女以及老幼、残疾等在诉讼时,除少数特定案件外,他们不能自己独立控告,而必须由他人代为诉讼。清代为妇女设置抱告的目的有二:其一,“示矜全”。清人认为抱告是妇女维持体面和风化的工具。为妇女设置抱告是“全其颜面,保其贞操”,所以抱告甚至可以被当成一种特权。其二,“防诬陷”。清代规定妇女告呈需要抱告,一者是出于如果一概禁止他们告诉,则担心遇到“冤抑”而无从告呈;二者是鉴于假如准许他们自行告诉,则又恐通过“赎罪”而逃脱法律的惩罚;三者是抱告既能够满足他们告呈的需要,又可以让抱告来承担诬告的责任,所谓“罪坐代告之人”和“诬告亦得反坐”即是此意。由抱告来代替妇女控告,一旦发生诬告则由抱告来承担责任。这是一个三全之策,既保持恤刑的原则,又不会出现妇女无处申冤的情况,还可以防范她们滥用特权。
  一、妇女抱告的律例规定
  清代有关妇女抱告的例文规定如下:
  年老及废疾之人,并妇人,除告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听自赴官陈告外,其余公事,许令同居亲属通知所告事理的实之人代告;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若妇人夫亡无子,或身受损害无人代告者,听许入官告诉。[4]
  从该条例文来看,妇女告呈存在需要抱告和不需要抱告两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妇女诉讼都必须有他人为其抱告;但是,在呈告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等案件,或者在“夫亡无子”和“身受损害无人代告者”的情况下,允许妇女亲自诉讼,无需抱告。
  但是,妇女诉讼问题的复杂程度尚不止此。清代徽州休宁《词讼条约》即有这样的规定:
  妇女必真正孀妇无嗣,或子幼而事不容缓待者,方许出名告状,仍令亲族弟侄一人抱告;如有夫男之妇,擅自出头者,定拿夫男重责。[5]
  另外,方大提《平平言》也有类似的记载:
  禁妇女出头告状,家有夫男,不亲身具控,而令妇女出头告状,明系捏词图诈,为将来审虚地步,无论有理无理,一概不准,仍将妇女掌责以儆;凡有夫男之家,自不敢令妇女轻于尝试。[6]
  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家有夫男,妇女是不允许出头告状的。在《大清律例》卷30“越诉”条下所附例文也有类似规定:
  军民人等,干己词讼,若无故不行亲赍,并隐下壮丁,故令老幼、残疾、妇女、家人抱赍奏诉者,俱立案不行,仍提本身或壮丁问罪。[7]
  清代的成丁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成年,按照此条例文规定,家有成丁之子,也应该由成丁之子而非妇女本身出头告状。这些规定从表面上来看,是在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妇女权利受到男性家长权的制约,因此,在男性家长能够诉讼的情况下,妇女不被允许提起诉讼。但我们稍微注意下其立法理由就可以发现,官府这种规定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发现家有夫男的情况下,让妇女出头,“明系捏词图诈”,即滥用妇女特权诬告,所以才禁止妇女在这种情况下出头告状。因此这种规定虽然有男权社会压制妇女权利的观念基础,但更多是基于防止妇女滥用特权诬告的考虑。
  综合以上材料,妇女告状可以分为三种情况[8]:第一,在丈夫能够诉讼时,妇女不得出头告状;第二,在丈夫不能诉讼时,如果儿子已经成丁,妇女也不得出头告状;第三,在丈夫不能诉讼时,如果无子或子幼,妇女方能出头告状。
  二、妇女抱告的司法实践
  有学者指出,在清代的妇女诉讼中,不使用抱告是一个普遍现象,[9]但司法档案中显示出来的情况并非如此,黄岩档案中妇女为具呈人的案件有20个,这20个案件全部采用了抱告;淡新档案中,妇女诉讼的案件,近九成使用了抱告。[10]从这两份统计来看,清代妇女诉讼使用抱告应该是常态。
  但是使用抱告不代表抱告制度的内涵能够完全实现。前文说过,清代抱告制度设置的目的之一是“示矜全”,通过抱告使得妇女不因诉讼而抛头露面,保存其脸面,但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能够实现呢?我们发现司法档案显示出来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在淡新档案的妇女抱告案件中,只有7%的案件只传讯抱告,原告与抱告都被传讯的占55%,而只传讯原告,不传讯抱告的占38%,是只传讯抱告案件的5倍多。[11]在四川南部档案中,“根据406件档案不完全统计,仅有妇女出庭的就有45件,仅有抱告出庭的13件,妇女、抱告均出庭的达91件。”[12]可见,司法实践中,在有抱告的情况下,原告被传讯的情况占到大多数,审判官员往往并不顾及妇女等人的体面。
  关于使用抱告妇女的身份,黄岩诉讼档案里20个具呈人为妇女的抱告案件中,具呈人身份明确为寡妇的案件有16个,另外有1个案件是具呈人的丈夫“外出有年”(案47)[13],其它3个案件丈夫的情况不详。[14]总的而言,20个案件中有17个是在丈夫无法进行诉讼的情况下发生的,这说明了丈夫无法诉讼的时候,方由妇女告状是当时诉讼的常态。这一点也可以为另外的材料所证实,吴欣对清代由妇女出面进行诉讼的238个案件进行了统计,丈夫能够进行诉讼(即无去世、疾病、外出、被关押等)的情况下由妇女出面诉讼的案件只有12个。[15]美国学者麦柯丽对《朱批奏折》等材料进行了统计,发现28起女性为原告的案件中仅有2个案件中的妇女不是寡妇。[16]
  在司法实践中还发现有妇女以丈夫为抱告的案例。理论上说,丈夫能够诉讼,则应由丈夫出头告状,妇女不应出头。丈夫为何能为抱告呢?淡新档案中以夫为抱告者仅发现3例:淡档33137、淡档33508、淡档34202,[17]这3个案件的共同特点是其夫都在押,并且除34202中的一笔外,其余都是请求保释其夫。其夫在押,说明丈夫不能诉讼,妇女出头就可以理解。所诉是为保释,因此也不可能诬告,抱告成为纯粹形式化的要求,这也许是官府允许这3个案件中丈夫为抱告的原因。
  除丈夫外,家中如果有已成“丁”的儿子,妇女也不应出头告状。渭南知县樊增祥在一个妇女告呈的案件中就曾这样批词:“尔即有十八岁之子,何得隐藏不漏,恃妇出头。”但从黄岩诉讼档案中的情况来看,似乎这种约束不是特别严密。在黄岩诉讼档案中的17件丈夫无法进行诉讼,有6个案件[18]中有成“丁”儿子的存在,这似乎与法律规定相左。在这6个案件中,除了案32,其它5个案件都是由妇女出头告状,其子为抱告。在清代,妇女出头告状,儿子为抱告的情况较为普遍。在淡新档案的妇女抱告案件中,为抱之子共59人,接近抱告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未成年之子为4个,其它皆已成年。[19]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儿为母抱告是当时的习惯做法,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官府所接受。
  虽然这种做法是常规,但在当时是违法的。正如前文所言,如果子已成年,妇女则不应出头诉讼。《大清律例会通新纂》“越诉条”附例所录同治十二年通行控诉条款第十项规定:
  妇女有子,年已成丁,即令其子自行出名呈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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