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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临时仲裁的中国尝试:制度困境与现实路径
【副标题】 以中国自贸试验区为视角【作者】 李建忠
【作者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分类】 仲裁
【中文关键词】 临时仲裁;自贸试验区;争议解决机制创新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2
【页码】 31
【摘要】

欧美仲裁制度的历史和立法实践表明:临时仲裁不仅是其仲裁制度传统,而且是其仲裁法立法体系的结构主体。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建立与扩围对临时仲裁的引入提出了迫切需求。最高人民法院《提供司法保障意见》、珠海仲裁委员会《横琴规则》和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联盟对接规则》是我国自贸试验区引入临时仲裁的制度尝试,但由于我国《仲裁法》对临时仲裁的体系性否定和这三份文件自身的罅漏,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的引入仍然存在诸多制度障碍。为排除自贸试验区引入临时仲裁的制度障碍,立法机关和相关部门应借鉴域外的立法经验,从暂停《仲裁法》第16条和第18条在自贸试验区的适用、制定普遍适用于各自贸试验区的临时仲裁规则和推进《仲裁法》的改革并系统植入临时仲裁制度这三个层面有序推进,最终建构一个理念先进、体系完整、规则精细的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体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6831    
  

一、引言

受到我国仲裁法律文化滞后的影响,我国仲裁法对临时仲裁历来持模糊态度,并在实践中采用双重标准:即国内商事仲裁中不认可临时仲裁,但依据相关公约和双边条约有限承认外国临时仲裁裁决和双边投资争端中的临时仲裁。[1]我国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下文简称“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区内的多元化化纠纷解决机制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得临时仲裁在自贸试验区的引入成为重要议题。

为支持自贸试验区争议解决机制的创新,最高院于2016年12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下文简称《提供司法保障意见》)。该意见第9.3条突破了我国《仲裁法》第16条要求仲裁协议必须选定仲裁委员会的规定,要求各级法院认可自贸试验区企业之间约定在“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并由“特定人员”仲裁的仲裁协议,因而在实质上承认了临时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为响应《提供司法保障意见》对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的支持立场,并推动临时仲裁在自贸试验区的有效落实,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新区管委会和珠海仲裁委联合发布了我国的首部临时仲裁规则《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下文简称《横琴规则》);随后,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2]又发布了《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对接规则》(下文简称《联盟对接规则》),以期建立一种临时仲裁程序和裁决向机构仲裁程序和裁决转化的机制。这三份文件的出台反映了我国官方对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立场的松动和民间对自贸试验区引入临时仲裁的积极态度。但从性质和内容来看,它们都不是官方的立法文件,且存在诸多瑕疵,无法形成体系完整且具有普适性的法律制度与规则体系,也不足以支撑临时仲裁在自贸试验区的有效落实。

对于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的制度尝试,国内学者或从文本视野解读《提供司法保障意见》和《横琴规则》,并从多个维度指出了这两份文件存在的缺漏与瑕疵;[3]或以肯定的态度评析《提供司法保障意见》和《横琴规则》的现实价值,并展望了临时仲裁在我国自贸试验区发展的可能态势;[4]但总体而言,学界对临时仲裁的历史、临时仲裁的核心制度以及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引入的制度困境等基础性问题尚未做深入研究,其有关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的论断也并非建立在对临时仲裁制度的准确认知之上,因而无法理性回应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的制度构建问题。鉴于上述制度现状和理论研究的不足,本文拟从理论视野梳理欧美临时仲裁的历史,观察临时仲裁制度的核心要素,继而分析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的制度实践与困境,探寻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构建的现实路径。

二、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临时仲裁:欧美仲裁制度的传统基因与结构主体

临时仲裁(Ad-hoc arbitration)即没有仲裁机构管理仲裁程序的仲裁。[5]由于机构仲裁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且当代欧美各国的仲裁立法在体例设计上并未严格区分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因此,从仲裁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欧美各国的临时仲裁与其仲裁制度有着相同的历史轨迹,并于近代社会分化出机构仲裁,形成了今天欧美各国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交融并存的二元结构。在这个二元结构中,临时仲裁不仅是欧美现代仲裁制度的传统基因,而且在体系结构上构成了其仲裁立法的制度主体与内核,并仍然在现代商事争议解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

(一)历史视野下的临时仲裁:欧美现代商事仲裁制度的传统基因

综观欧美商事仲裁的发展历程,在机构仲裁从传统商事仲裁中分化出来之前,[7]商事仲裁这一争议解决方式主要以私人仲裁(临时仲裁)的形式持续存在,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各自的特定形式。

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早在古希腊的雅典就出现了在性质和功能上与现代商事仲裁类似的私人仲裁,在这些仲裁中,仲裁者通常由当事人自己选择,其审理案件的权力都受制于当事人的约定,且宣誓要公正地裁决有关案件,而当事人则通过自我约束来遵守裁决且不向法院起诉。[8]如在古代希腊辩论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反对美狄亚斯(Meidias)的辩护中,他援引的雅典法律就规定:“如果当事人就私人债务争议选择仲裁者,他们可以合法地自主选择任何人来担任。但一旦他们共同选择了仲裁者,就应当遵守他的裁决,而不得向法庭提起上诉,因为仲裁者的裁决是终局的。”[9]古罗马时期的相关文献中也记载了仲裁员依据当事人的协议审理案件,并根据“善良和公平”标准判定向原告清偿债务的“仲裁诉讼”(arbitrariae)制度,[10]而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和《民法大全》等法律文献中也出现了关于仲裁者[11]和通过仲裁解决争端[12]的叙述。另外,根据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第4章和第8章的记载,以当事人的协议为管辖基础,且以当事人提供的保证金作为裁决履行保障的私人仲裁更是罗马法律实践中解决争端的常用手段。[13]

中世纪的私人仲裁大约出现在14世纪前期。[14]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英格兰在1347年的年鉴中就有了仲裁的记载,而瑞典则在14世纪中叶便确认了仲裁作为契约争议解决的合法形式。[15]这一论断也可以从英国王室于1353年颁布《贸易中心法》(the Statute of the Staple)中得到印证:该法允许商事争议当事人就商人法庭和私人仲裁的裁决向大法官(chancellor)和皇家法律顾问委员会(King’council)提出上诉,以限制商事法院和私人仲裁对商事案件的垄断。[16]而在1609年审理的维诺尔案(Vynior case)中,法官柯克勋爵(Lord Coke)也援引了1375年鉴中的案例以证明仲裁协议的可撤销原则。[17]在随后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私人仲裁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逐渐发展成商事争议解决的重要途径。[18]

总体而言,中世纪欧洲的私人仲裁基本上延续和综合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私人仲裁的基本特征,并具体表现为:仲裁管辖权基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仲裁者的选定基于当事人的委任;仲裁者裁决的依据是一般的公平正义原则而非法律;裁决的履行依赖于惩罚条款(penalty clauses)和履约保证金(或称违约金,penal bond);裁决具有终局效力且排除当事人向法院上诉。[19]

现代仲裁制度肇始于17世纪英国私人仲裁的法定化。从仲裁法立法的基本历程来看,近代欧美各主要国家的仲裁立法最早可追溯到英国议会1697年通过的仲裁法案,该法案虽然只有两个条文,但一改英国王室长期来对私人仲裁的排斥态度,首次从立法层面肯定了仲裁制度在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合法地位。[20]随后,英国国会又于1889年通过了完全取代1697年仲裁法案的第一部仲裁法(Arbitration Act 1889),该法历经1934年、1950年、1975年、1979年和1996年五次重大修立,最终形成了一个以临时仲裁为传统,兼容机构仲裁的仲裁法体系。

法国近代历史上并未制定专门的仲裁法,其以临时仲裁为主体的仲裁制度主要通过专篇方式存在于《法国民事诉讼法典》中。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1790年,国民议会就将私人仲裁确定为民商事争议解决的重要途径。[21]1800年《法院组织法》第3条则规定公民有权选择将其争议交由仲裁员裁判,且仲裁员所作的裁判不受任何审查;1806年颁布《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时,该法典又进一步设立了仲裁专篇。[22]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仲裁立法在欧洲各国的普及,法国于1925年通过立法,认可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同时还修订了《民事诉讼法典》中有关仲裁的法律规定。其后,1980年5月,法国又发布了关于仲裁的第80-354号法令(即《法兰西共和国仲裁法令》)对国内仲裁体系予以重构,该法令于1981年5月并入《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并对国际仲裁作出规定。法国最近一次对仲裁法的修订于2011年完成。[23]

瑞典虽然在14世纪中叶的地方法典中就将临时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之一,但直到1887年才制定了第一个以临时仲裁为传统的仲裁法令。

1919年对1887年仲裁法令作了重要的修改,并于1929年颁布了《1929年仲裁法》和《外国仲裁条例》。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之后,瑞典于1999年颁布了最新的仲裁法。[24]

德国在历史上并无专门的仲裁法立法,其允许以私人仲裁为形式的仲裁规定最早出现1756年《巴伐利亚法典》和1794年《普鲁士法典》中,但这两部法典均对仲裁施加了严格的限制,继而阻碍了仲裁制度在德意志王国的发展。德国真正将仲裁程序合法化的成文立法是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该法典不仅允许当事人将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而且还授权法院在当事人无法就仲裁员的委任达成一致时指定仲裁员,体现了立法对仲裁制度的充分支持。[25]该法自1877年生效后,虽经历多次修订,但有关仲裁的规定变化不大,直到东德与西德统一后的1997年,才对其仲裁法作出了重大修订。

美国在整个19世纪及其之前,普通法中的仲裁制度继受了英国仲裁实践中的“可撤回原则”,认为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来排除法院的管辖权是非法的,因此,法院也无意强制当事人履行仲裁协议。法院的这种消极态度制约了仲裁的发展。但随着商业团体的壮大和仲裁案件的大量发生,美国贸易协会、美国仲裁协会和美国律师协会等民间组织于20世纪早期对源自英国普通法的“可撤回原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最终颠覆了仲裁领域的“可撤销原则”,促成了美国仲裁制度的成文化。[26]美国仲裁法的立法主要有两个法律文件:一是美国国会于1925年制定的《联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简称FAA);二是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和美国律师协会于1955年共同制定的《统一仲裁法案》(Uniform Arbitration Act,简称UAA)。1925年的《联邦仲裁法》属美国联邦法律体系,该法自实施以来至今未作重大修改。1955年《统一仲裁法案》对各州的立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目前有49个州的仲裁法立法不同程度采纳了该法的规定。公元2000年,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通过了《统一仲裁法修订本》(Revised Uniform Arbitration Act,简称RUAA),该法吸收了《联合国贸易委员会仲裁示范法》《纽约公约》和《英国仲裁法

》的合理成分,对1955年《统一仲裁法案》作出了重大修订。[27]

(二)比较视野下的临时仲裁:欧美仲裁法体系的主体与内核

1.临时仲裁在欧美仲裁法和相关国际法文件中的根本地位

临时仲裁作为一种商事争议解决机制虽然有着古老的历史,但作为一种法制化的争议解决机制却始于近代主权国家的仲裁立法和相关国际立法。综观近代以来的欧美各国仲裁立法和相关国际法文件,其并未刻意区分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而是在坚持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将临时仲裁作为整个仲裁法体系的主体与根基,并充分考虑立法体系对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的兼容,在特定的立法条文中融入机构仲裁的元素。基于这样的立法体系,在仲裁实践中,机构仲裁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选择,如果当事人未约定将仲裁程序交给特定的常设仲裁机构来管理,则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应归类于临时仲裁。[28]

以英国《1996年仲裁法》为例,该法虽然有110个条文,但整个体系却保持了临时仲裁的制度传统,仅在9个条文中考虑到机构仲裁的特殊性,融入了仲裁机构的特殊元素。[29]可见,机构仲裁在英国仲裁法的立法体系中主要体现为一些例外情形,整个立法体系兼顾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并以临时仲裁为主体的特征十分明显。

与英国仲裁法的情形类似,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德国《民事诉讼法典》、比利时《司法法典》、瑞典《1999年仲裁法》和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等国内仲裁法立法中,以及在1958年《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1961年《国际商事仲裁欧洲公约》、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下文简称《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等国际法文件中,临时仲裁均以制度传统得以构成整个仲裁法体系的根基,而机构仲裁在立法表现形式上则体现为传统制度的例外。由此可见,临时仲裁作为商事仲裁制度的原初形态,目前仍然是欧美各国仲裁法和相关国际法文件的根基所在,它与机构仲裁交相融合,共同构成了欧美各国仲裁法和相关国际法文件的完整体系。

2.欧美仲裁法和相关国际法文件中临时仲裁的个性化元素

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在欧美仲裁法和相关国际法文件中并无清晰界限,而是以一种融合渗透的方式,共同构成了仲裁法的完整体系。当然,受仲裁制度历史传统的影响,其立法体例仍然延续了临时仲裁的主体地位,并在若干核心制度上体现了临时仲裁的个性化元素。

(1)仲裁协议对常设仲裁机构的回避。临时仲裁协议区别于机构仲裁协议的根本特征在于当事人无需约定争议解决的常设机构,而仅需约定仲裁员或仲裁员的指定方式。事实上,由于欧美各国将临时仲裁视作仲裁制度应有的原初形态,因此,其有关仲裁协议的规定在体例上兼顾了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这两种形式,不强求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仲裁机构。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43条规定:“仲裁条款应当指明仲裁员,或者规定指定仲裁员的方式,否则,亦无效”;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第809条第2款也规定:“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应写明指定的仲裁员或规定仲裁员的人数及仲裁员的指定方式”。上述立法条文实质上均回避了当事人对仲裁机构的约定,继而使有关仲裁协议的规定可以兼容适用于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

(2)仲裁员资质的宽松标准和协议约定。仲裁员的资质主要指国内法、仲裁规则和仲裁协议对仲裁员的国籍、法律资格和专业知识素养等所提出的必备条件。就临时仲裁而言,其对仲裁员资质的限定主要通过仲裁法设定的基本要求和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所做的特殊约定来实现。

对于仲裁员资质的基本要求,各国仲裁法一般持宽松态度,以便最大限度地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仲裁员。在具体内容的设计上,这种宽松的限定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形:一是仅要求仲裁员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如法国、瑞典、荷兰、葡萄牙、波兰等国的相关规定;二是不直接规定仲裁员的资格条件,在允许当事人约定仲裁员资质的同时要求法院尊重当事人对仲裁员资质所做的约定,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瑞士等国仲裁法的相关规定;三是以禁止少数群体的方式来限定仲裁员的资质,如意大利、韩国、比利时等国仲裁法的有关规定。[30]

在遵守仲裁法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欧美各国的仲裁法通常还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就仲裁员的国籍、语言、法律资格和专业认证资格等做出约定,从而实现对仲裁员资质的特殊限定。[31]

(3)仲裁庭组成和仲裁员选任的自主性。仲裁庭的组成规则是临时仲裁制度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其内容主要涉及仲裁庭的人数和仲裁员的选任。从欧美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临时仲裁庭的人数和仲裁员的选任或选任方法通常由当事人依法自主约定。

对于仲裁庭的人数,欧美各国的立法普遍遵循奇数原则,要求仲裁庭采用独任仲裁庭或奇数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32]虽然也有少数国家允许当事人选择偶数的仲裁员来组成仲裁庭,但此种情形下一般会要求当事人再额外委任一名仲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或公断人。[33]可见,偶数仲裁庭在本质上仍然是奇数仲裁庭。事实上,欧美各国严格采用偶数仲裁员的仲裁庭并不存在。

独任仲裁庭通常由一名仲裁员组成,其仲裁员的选任规则是由当事人双方在仲裁协议中共同约定一名仲裁员。奇数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通常由三名仲裁员组成,实践中,一般要求当事人先各自选任一名仲裁员,然后再由他们选任的仲裁员共同选任第三名仲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34]如果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没有就仲裁员的人数做出约定,各国仲裁法通常会就此做出强制性的规定:如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仲裁法均规定此种情形下仲裁庭的人数为三人,而许多普通法系国家的仲裁法则将独任仲裁庭作为替补方案。[35]

对于仲裁员的选任或选任方法,《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欧美各国的仲裁法也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自主选任仲裁员或约定仲裁员的指派机构。但在具体实践中,当事人疏于约定仲裁员或仲裁员的指派机构,或虽有约定却无法就仲裁员的选任或选任方法达成一致,或选任的仲裁员无法正常履职等情形十分常见,此种情形将导致仲裁庭的组成陷入僵局。为弥补当事人自主选择权无法有效落实的尴尬局面,《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欧美各国的仲裁法一般都规定当事人一方可以申请有管辖权的法院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指定仲裁员。[36]

(4)仲裁庭在仲裁程序推进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在临时仲裁语境下,由于没有机构参与仲裁程序的管理,因此,整个仲裁程序的推进除了需要当事人的全力配合以外,主要依赖于仲裁庭独立自主的工作。仲裁庭在仲裁程序推进过程中的这种独立自主性奠定了它在整个仲裁程序推进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从欧美各国仲裁法和《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相关规定来看,仲裁庭在整个仲裁程序推进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主要体现于仲裁庭在诸多重大事项上的主导作用,如对仲裁协议效力和仲裁管辖权的裁定、对程序规则的决定、对仲裁地的确定、对仲裁审理过程的控制、对仲裁裁决的作出以及对仲裁费用承担的裁定等。

(5)仲裁程序规则的自主约定。仲裁规则是仲裁机构制定或当事人自己约定的规范仲裁活动的程序规则,也是仲裁机构、仲裁员和仲裁参与人在仲裁活动中应遵守的准则。[37]在临时仲裁中,仲裁程序规则一般由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协议约定,如《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纽约公约》和大多数国家的仲裁法均有类似的规定。实践中,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设定仲裁程序规则或援引现成的仲裁规则(如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下文简称《UNCITRAL仲裁规则》),来实现约定仲裁程序规则的目的。[38]当然,当事人疏于约定仲裁程序规则的情形在实践中也十分常见,在这种情形下,仲裁程序规则的裁量权将只能由仲裁庭和仲裁员来行使。[39]

(6)司法对仲裁的支持与监督。在临时仲裁中,因没有机构参与仲裁程序的管理,法院的支持与监督往往成为临时仲裁程序得以顺利推进的最后保障。从《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欧美各国仲裁立法的实践来看,法院对临时仲裁的支持与监督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①在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或管辖权提出异议时优先作出裁定;②在当事人无法依据仲裁协议组成仲裁庭或选任仲裁员时指定仲裁员;③在当事人无法就仲裁地的指定达成协议时裁定仲裁地;④在当事人无法就仲裁员的回避与更替达成协议时作出裁定并指定仲裁员;⑤在当事人申请临时措施时提供司法支持;⑥在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时进行监督等。

除了在上述六个核心制度中体现出临时仲裁的个性化元素外,在仲裁地的约定、[40]仲裁语言的约定、[41]仲裁员的回避与更换[42]以及仲裁费用的约定[43]等事项上均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仲裁庭的主导作用,从而体现了临时仲裁的特殊元素。

三、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尝试的文本解读:有限突破及其规则罅漏

(一)临时仲裁在我国自贸试验区的有限实践

1.《提供司法保障意见》对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协议的支持立场

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定,对人民法院的涉自贸试验区审判工作发布了《提供司法保障意见》,该意见第9条要求各级法院“正确认定仲裁协议效力,规范仲裁案件的司法审查”,第3款则进一步要求各级法院认可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下文简称“自贸试验区企业”)之间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的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且在不认可该仲裁协议效力时报请上一级法院审查,上一级法院在支持下级法院意见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由于该条款的规定并不要求当事人选定仲裁委员会,因而突破了我国《仲裁法》第16条和第18条要求仲裁协议必须选定仲裁委员会的强制性规定,被认为是为我国自贸试验区引入临时仲裁打开了制度缺口,并为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合法化提供了制度依据。

2.《横琴规则》为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的引入提供了规则指引

2017年3月,广东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管委会和珠海仲裁委员会联合发布了《横琴规则》。作为我国内地第一部临时仲裁规则,该规则吸收了《UNCITRAL仲裁规则》和其他国家与地区临时仲裁规则的先进经验,在规则设计上体现了国际先进性与本土特色的融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自贸实验区临时仲裁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指引。该规则的核心内容包括:(1)借鉴国际国外先进经验,设计了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仲裁员选任和仲裁庭组成的规则;(2)确立了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的核心地位,赋予了仲裁庭充分的独立自主性,并将这种独立自主性贯彻到仲裁程序的各个重要环节;(3)设计了机构介入模式,并将珠海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程序推进的最终保障;(4)拓展设计了第三方为仲裁庭提供财务管理、秘书服务、场地租赁、案卷保存、代为送达、协助保全等有偿服务的途径;(5)创新设计了临时裁决书和调解书转化为机构仲裁裁决书和调解书的途径——经珠海仲裁委员会同意确认的临时仲裁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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