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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法国生态损害之民法构造及其启示
【副标题】 以损害概念之扩张为进路【作者】 李琳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侵权法【中文关键词】 生态损害;法国法;比较法;侵权责任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2
【页码】 87
【摘要】

我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构建已经进入关键期。民法分编草案侵权责任编三审稿规定了损害生态环境责任的内容,然而其与《环境保护法》中的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等制度间的关系还没有厘清。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研究进路选择不恰当,没有以侵权责任的核心概念即损害为进路进行研究。从历史上来看,损害的概念一直在扩张,而民法越来越有集体化的倾向,即通过集体损害的概念,将生态损害纳入到私法体系中。这样革命性的选择,实际上是损害概念不断发展变化与生态损害概念本质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以此为基础,法国判例经历了间接承认生态损害到直接承认生态损害的过程,最终于2016年形成了生态损害之民法构造,开大陆法系之先河完成了理论上的“飞跃”。因为损害的概念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法国的人文主义和以民事责任为基础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建构,对我国相关理论和制度建构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6836    
  

一、问题的提出

自近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生态损害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这些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建设科学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显得势在必行。[1]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民法分编草案侵权责任编三审稿也规定了损害生态环境责任的内容;还有《环境保护法》中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这些制度描绘了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草图。然而相关重大理论问题以及各个制度间应当如何衔接和运行的问题仍然没有厘清。

生态问题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法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中历史长久且成果丰富。特别是2016年8月9日颁布的第2016-1087号关于恢复生物多样性、自然环境和风景的法律,[2]第一次将生态损害的概念纳入到了侵权责任体系之中,形成了以民事责任为基础的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将这项新制度融入200多年历史的旧法典之中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其中存在着重大的理论问题,比如生态损害的定义和性质是什么;生态损害能否进入民法损害的概念之中;生态损害的赔偿之诉的主体范围;生态损害赔偿的方式等。

这些问题也一直横亘在中国法学界面前,给传统的法学理论特别是民法理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以至于很多学者认为,生态利益由于无法归类到个人权利范畴,因此无法在传统私法体系中加以妥当保护。[3]

针对这个问题,各方学者纷纷提出解决方案,大有群雄逐鹿之势。主要存在公法和私法两大进路。赞成公法进路的主要是宪法和环境法学者,主要主张另辟蹊径,于传统侵权责任之外构建单独的生态环境侵权体系。[4]赞成私法进路的主要是民法学者,主张应当在民法的体系内构建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同时提出了各种解决传统民法与生态损害无法兼容问题的方法。[5]

各界对于生态损害及其制度构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理论上的混乱造成各个制度间出现龃龉。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研究进路选择不恰当。中国学者采环境权、自然资源权等权利进路,或者从损害拟制等间接进路,抑或是直接抛弃传统民法侵权责任,而另采“环境损害”或单行法的进路。但没有着重研究损害概念之进路。

而在法国的解决方案中,我们看到一条损害概念扩张的进路,即直接尝试将生态损害的概念纳入到损害的概念之中。这对于大陆法系国家来说,乃革命性创举。然而,要完成这项革命,需要克服至少一个理论障碍,即损害的“个人性(personnel)”。法国民法典著名的原1382条规定,必须使“他人(autrui)”受到损害时,才得发生损害赔偿。[6]根据这一条,法国判例确立了只有受到损害的人方可以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原则。[7]然而,在生态损害中,不存在特定的受害人。事实上,受害“人”是自然环境本身,而后者并不具备法律上的人格。

面对这样一个很多中国学者认为无法跨越的障碍,法国不仅在理论上成功克服,同时还直接写入了民法典中,使生态损害成为传统私法体系的一部分。事实上,法国民法作出这理论上的“飞跃”并不是偶然,而是在两百多年甚至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奠定了基调。从阿奎利亚法损害,到损害一般化;从法国判例对民法典1382条的不断扩充,到“集体损害”概念的出现,损害的概念不断地在扩张,于是这“飞跃”乃是水到渠成之事。

我国侵权法体系与法国法颇为接近,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采取了与法国类似的开放模式。我们不禁要问,法国的“飞跃”在中国法上是否可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法国的“飞跃”,是其独特国情偶在的反映,还是传统私法体系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因为每个国家在建设具体制度时,会根据自身不同的情况而采取不同的进路。而普遍原理,则是不变的,是建设具体制度的基石。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进入制度构建的细枝末节,而是致力于厘清此原理。

因此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法国纯粹生态损害的民法构造何以可能。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第一部分,回顾法国生态损害的民法构造的历程;第二部分,简述法国生态损害的民法构造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阐述进行生态损害的民法构造的基础;第四部分,分析生态损害如何进入民法体系;最后一部分总结相应的启示。

二、法国生态损害的民法构造之历程

法国民法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由于法国的侵权法律规则主要来自于判例法,因此民法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在司法判例中建立起来。而后虽然在2008年,因为要执行欧盟的指令,环境法典中增加了相应的制度,但是直到2016年,“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才被正式写入民法典。而这个过程也颇为波折。

(一)判例法中的“生态损害”

1.对生态损害的间接承认

法国的判例法一直扮演着立法改革的先锋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最高法院就通过一系列判决,间接地承认了生态损害的赔偿。当时法院采取的方法是创建一种名为“环境保护组织精神损害赔偿(Préjudice moral)”的制度。在1982年的一份判决中,最高法院认定猎人捕杀一种猛禽的行为,阻碍了相应环境保护组织的目的事业的实现,对其造成了“与其目标事业相关的直接精神损害”。[8]在这个判决之后,相似的判决如雨后春笋涌出。例如判决在没有事先许可的情况下,对某些环境保护设施的改变造成了相应组织的精神损害;[9]判决对海洋的污染也造成了这样的精神损害。[10]

所有的这些判决明确地体现了法官想对生态损害进行赔偿的意愿。然而,通过这样“精神损害”对生态损害进行赔偿的“曲线救国”策略是否合适,还值得探讨。“精神损害”是一个内涵非常广的概念,用其来涵括生态损害这样特殊的内涵,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法国的法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法院逐渐开始尝试摆脱精神损害的概念,转而直接承认生态损害。

2.?对生态损害的直接承认

自80年代开始,法国的一些地方法院就已经尝试直接承认所谓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早在1988年,Brest轻罪法庭就认为排污对水体中鱼类造成的死亡是一种“生物损害”,这与环保组织受到的精神损害不同。[11]而在一份2001年的判决中,Libourne轻罪法庭认为,责任人在野外排放油污的行为使得“环境遭受了毋庸置疑的减损”,因此需要向相应组织支付赔偿。[12]另外在2005年的判决中,波尔多上诉法院认为在河道内非法筑堤会对相关区域的生态平衡造成损害。[13]而在另一份波尔多上诉法院判决中,责任人被要求向多家社团赔偿对水体中的动植物以及对水体本身造成的损害,理由是责任人未经许可在干涸的河床中施工。[14]

可以看出,这些判决中的损害,已经明显脱离了精神损害的外壳,逐渐向“纯粹的生态损害”发展。而真正在判例法上一举确立“生态损害”概念,则要等到2012年最高法院判决的“Erika”油轮泄漏事件。[15]

此案首先经过巴黎大审法院漫长的一审。2008年,一审判决相关责任人不仅需要承担受害人人身财产等损害赔偿责任,还需要赔偿“因为破解生态而造成的生态损害”。[16]二审巴黎上诉法院随后基本维持了一审的判决。[17]这两份判决都明确地将生态损害定义为独立于人的人身财产损害之外的损害,并且也与环保组织精神损害以及一些集体利益的损害相区别。如果说这两个判决不是直接承认生态损害的第一个判决的话,其重大意义在于判决的说理非常丰富,并且案件受到世人的关注,因此影响力很大。

当事人不服判决,上诉到了最高法院。当时舆论普遍认为最高法院很大可能撤销原判,因为实际上最高法院从来没有直接承认过生态损害。更糟糕的是当时的检察长和案件的报告人法官都认为应当撤销原判。他们认为“生态损害”并不是一个合法有效的概念,无法与环保组织的精神损害相区分,应当只根据民事责任公约(Civil liability convention)判决赔偿经济损失的部分。一般来说,最高法院很少与检察长的意见背道而驰。

随后,在2012年9月25日,最高法院刑庭全体会议作出最终裁决。裁决没有采纳检察长的意见,而是首先确认了确实存在“对生态环境直接或者间接的损害”,然后确认这样的损害可以获得赔偿。[18]最高法院并没有采用巴黎上诉法院的定义,而将生态损害定义为“违反法律对环境造成的直接或者间接的侵害”。[19]

“Erika”案一举在最高司法层级确立了生态损害赔偿责任,这一概念已经由此进入实证法,为各级地方法院所遵守。比如在2013年,蒙彼利埃上诉法院就以生态损害为由判决一个滥砍滥伐责任人向当地集体赔偿12000欧元。[20]

在2016年3月22日的一份判决中,最高法院进一步强调,生态损害是一项建立在普通法侵权责任之上的责任,即使还存在着其他特别法上关于环境损害的救济机制,也不会对生态损害赔偿产生影响。民法典第1382条[21]侵权责任条款中规定的损害“他人(autrui)”并不构成生态损害赔偿的障碍。[22]也就是说,侵权责任的构成不一定需要明确和特定的受害人。

虽然最高法院已经为生态损害“加冕”,但是还留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谁可以提出诉讼、生态损害如何确定和救济等。[23]司法已经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走出了第一步,这之后需要立法者通过成文法对司法作出回应。

(二)成文法中的“生态损害”

欧盟在2004年颁布的2004/35/CE指令[24]要求各成员国建立环境损害赔偿的制度。于是,为了遵守这个指令,法国于2008年8月1日颁布了第2008-757号关于环境责任与衔接欧盟环境相关制度的法律。[25]

然而这项法律并不是建立在民事责任基础之上,而是行政性质的法律。同时也具有很多不足。于是自2012年开始,将“生态损害”纳入到民法典侵权责任的立法工作被议员和学者提上了议事日程。

1.立法程序之前的准备

鉴于环境行政责任的局限性,司法实践中,如上文所述,赔偿申请人经常诉诸民事诉讼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法官经常将民事责任作为生态损害赔偿的基础。

事实上,法国侵权责任基础是原1382条,即现在的1240条以及以下的几个条文。这些条文自1804年以来基本没有变化,侵权责任法规则主要体现为判例法。[26]可见判例在法国侵权责任法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虽然成文法上没有任何编号,最高法院通过“Erika”案的判例,实质上在适用中确立了生态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基础。从法国的立法经验来看,这基本上为生态损害责任进入民法典铺平了道路。

然而,无论最高法院的判例意义多么重大,因为判例法的局限,还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需要立法者的介入。例如,首先判例法具有不稳定性,其效力低于法律。最高法院可以随时通过新的判决推翻之前的判例。这成为了法律安全性的隐患。其次,事实上作为责任基础的民法典条文并没有修改。而民法典第1420条中规定的损害赔偿一般条款还是强调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也就是说需要受害人的特定化。而生态损害中并不存在特定的受害人。这样,实际上最高法院“Erika”案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成文法的基础,可以说是在“裸奔”。最后,“Erika”案的判例与2008年法律规定的环境损害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界定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有鉴于此,法国各界关于生态损害民事责任入典呼声与日俱增。在行政方面,“Erika”案判决刚落地,时任生态部长旋即向议会表明了政府要将其写入民法典的意愿。[27]在学者方面,关于债法改革的卡塔拉草案和泰雷草案,以及法学家俱乐部的相关报告中,都提出了在民法典中写入生态损害赔偿制度。[28]在立法方面,2012年的5月23日,参议员B. Retailleau提出了将生态损害写入民法典的法律议案,参议院在2013年5月全体一致通过了此议案。

然而,生态损害作为一种新型的制度,要融入秉承罗马法传统的旧法典并不是顺风顺水的事。主要存在几个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首先,生态损害没有特定的受害人,损害的是国家或者人类共同的财产;第二,生态损害难以计算,与民法上的完全赔偿或禁止得利原则无法兼容;第三,向某些特定的申请人支付损害赔偿金是否合适。在法国法上,赔偿权利人可以自由支配这笔赔偿金。

即使有这些困难,各界推动生态损害入典的决心比较坚决,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法。有学者认为,应当在民法典中增加可赔偿损害的定义,将生态损害纳入其中。然后通过立法技术,将可赔偿的生态损害类型化,以避免赔偿不足,或者多倍赔偿。在2012年参议员B. Retailleau提出的法律议案中,建议增加“损害环境的责任”一节,并包含三条。其中第一条为:“所有因过错对环境造成损害的人应当填补损害”;第二条:“生态损害主要以实际修复为主要的责任承担方式”;第三条:“预防或者防止生态损害的费用可以作为损害赔偿的内容”。[29]

随后在2013年4月,时任司法部部长委托Jégouzo教授团队编写关于生态损害的研究报告,其主要任务包括研究在生态损害入典的可行性,生态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和规则,以及研究成立生态损害赔偿基金来接收生态损害赔偿金、研究建立生态损害的相关概念库以防止双倍赔偿等。最后报告在2013年9月提交给了司法部。此报告提出了十条优化生态损害赔偿的建议,主要包括:[30]第一,在民法典之中设立一条独立的生态损害赔偿条款,并将生态损害定义为“对生态系统的要素或功能,或者对人们从环境中获取的集体利益造成的非正常的侵害”;[31]第二,加强生态损害的预防,将预防的费用作为可以请求赔偿的损害;第三,尽可能地扩大赔偿权利人的范围;第四,设立一个管理生态损害赔偿的行政机构,负责组织专家评估和管理赔偿金;第五,为生态损害请求权规定特殊的时效;第六,设立专门化的生态损害司法审判机构或队伍;第七,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专家管理制度和合格的专家队伍;第八,确立生态损害以环境修复为主要的责任承担方式;第九,设立生态损害赔偿基金;第十,对于以损害环境牟利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以上工作都为立法机构最后讨论通过生态损害入典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特别是Jégouzo报告,对之后的立法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立法程序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生态多样性的保护,法国政府于2014年3月26日向议会提出了生态多样性法律草案。令人不解的是,最初的草案里面并未涉及到生态损害入典的内容。甚至根本没有提到生态损害这个概念。而后的国民议会的一审中,也没有议员提出这方面的问题。直到国民议会一审后移送参议院一审时,参议员J. Bignon和B. Retailleau将之前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又重新整合到了草案的第2bis条中,从而形成了最初的生态损害入典的文本。随后,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对草案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修改。两院都分别交替进行了三次审议,召开了一次两院协调委员会,都无法形成双方都满意的文本。最后国民议会动用了最终立法权,才确定了最终的文本,经宪法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最终在2016年8月9日颁布,成为第2016-1087号关于恢复生物多样性、自然环境和风景的法律。[32]这部法律从提出草案到最终通过,历史将近两年半,走完了所有可能的立法程序,相当于进行了七次全体审议。由此可见其复杂性和重要性。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是其中争议最大的一项制度之一。

根据立法资料,两院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生态损害的定义、生态损害赔偿之诉的方式,比如诉讼主体的范围以及支付损害赔偿金的条件等。以下是两院一些主要的不同观点:[33]

国民议会构建了一个无过失责任制度,即所有对生态造成损害的人都应当承担修复的责任。而生态损害应当定义为“对生态系统的要素或功能,或者对人们从环境中获取的集体利益造成的不可忽视的侵害”。

其中的“不可忽视(non négligeable)”的限定来自于巴黎上诉法院2010年3月30日“Erika”案判决中的定义,即生态损害时“所有对于自然环境,即空气、水、土地、风景、生态多样性以及这些元素间的互动的不可忽视的损害,其没有对特定的人的利益造成影响,但是却影响了合法的集体利益”。[34]而“对生态系统的要素或功能,或者对人们从环境中获取的集体利益造成的侵害”的表达则受到了Jégouzo报告的启发。

关于赔偿请求权,国民议会认为应当大范围的放开,除了国家和集体等行政机关或者组织,还可以向所有利益相关的人开放,不需要许可或者设置相应组织成立年限的限制。

国民议会认为生态损害赔偿应当以实际的环境修复为原则,以支付赔偿金为例外。为防止生态损害发生或扩大而产生的费用也应当获得赔偿,以达到包含环境和预防损害发生的效果。生态损害赔偿之诉的时效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的30年,不超过损害发生之日起的50年。另外还应当设立暂缓判决的制度,以便与环境法典第L.160-1条及以下的行政法上的赔偿制度相协调。

而参议院则认为,国民议会设计的生态损害的定义,与民法典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即原1382条之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样可能会使得生态损害成为一个独立的责任,从而排除了原1382条和1384条的适用。这当然并不是立法者想看到的情况。

关于损害的限定,参议院倾向于适用“不正常的(anormal)”一词。

关于诉讼权利人,参议院认为不应当过于扩大,而是对于环保公益组织,需要设定“已经成立至少五年”的限制。

关于损害赔偿,参议院认为其目的主要为消除、减少和补偿损害。另外如果在修复成本过大的情况下,也可以适用损害赔偿金。而损害赔偿金的目的主要是修复环境,并不是保护环境。为防止生态损害发生或扩大而产生的费用要获得赔偿应当符合“合理支出”的条件。法官应当有权依申请裁定采取措施预防损害的发生和终止损害的发展。

参议院删掉了暂缓判决的制度。同时把诉讼时效调整到了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损害起10年,但是没有最高年限的限制。

由于国民议会拥有最终立法权,在参考了参议院的部分意见之后,国民议会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了终审决议,之后法案被送交宪法委员会。

2016年8月4日,宪法委员会作出最终的决议,关于生态责任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审查。随后法律正式颁布执行。至此,“生态损害”完成了其入典的历程,最终实现了其历史性的“飞跃”。

三、法国生态损害的民法构造之内容

(一)位置

经过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复的修改,最后民法典中的生态损害中共设有八个条文。有七个条文被安排在了新的民法典第三卷第三编债之渊源第二副编合同外责任之中,与一般合同外责任和缺陷产品责任并列,作为一般合同外责任的特殊情况来安排。而关于时效的条文则规定在了债法总则之中。八个条文具体是(以下为2016年债法改革后最新的条文号):原文:

Article 1246

Toute personne responsable d’un préjudice écologique est tenue de le réparer.

Article 1247

Est réparable, dans les conditions prévues au présent titre, le préjudice écologique consistant en une atteinte non négligeable aux éléments ou aux fonctions des écosystèmes ou aux bénéfices collectifs tirés par l'homme de l'environnement.

Article 1248

L'action en réparation du préjudice écologique est ouverte à toute personne ayant qualité et intérêt à agir, telle que l'Etat, l'Agence fran?aise pour la biodiversité, l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et leurs groupements dont le territoire est concerné, ainsi que les établissements publics et les associations agréées ou créées depuis au moins cinq ans à la date d'introduction de l'instance qui ont pour objet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et la défense de l'environnement.

Article 1249

La réparation du préjudice écologique s'effectue par priorité en nature.

En cas d'impossibilité ou d'insuffisance des mesures de réparation, le juge condamne le responsable à verser des dommages et intérêts, affectés à la réparation de l'environnement, au demandeur ou, si celui-ci ne peut prendre les mesures utiles à cette fin, à l'Etat.

L'évaluation du préjudice tient compte, le cas échéant, des mesures de réparation déjà intervenues, en particulier dans le cadre de la mise en ?uvre du titre VI du livre Ier du code de l'environnement.

Article 1250

En cas d'astreinte, celle-ci est liquidée par le juge au profit du demandeur, qui l'affecte à la réparation de l'environnement ou, si le demandeur ne peut prendre les mesures utiles à cette fin, au profit de l'Etat, qui l'affecte à cette même fin.

Le juge se réserve le pouvoir de la liquider.

Article 1251

Les dépenses exposées pour prévenir la réalisation imminente d'un dommage, pour éviter son aggravation ou pour en réduire les conséquences constituent un préjudice réparable.

Article 1252

Indépendamment de la réparation du préjudice écologique, le juge, saisi d'une demande en ce sens par une personne mentionnée à l'article 1248, peut prescrire les mesures raisonnables propres à prévenir ou faire cesser le dommage.

Article 2226-1

L'action en responsabilité tendant à la réparation du préjudice écologique réparable en application du chapitre III du sous-titre II du titre III du présent livre se prescrit par dix ans à compter du jour où le titulaire de l'action a connu ou aurait d? conna?tre la manifestation du préjudice écologique.

翻译:

第1246条

对生态损害负有责任之人有责任补救该损失。

第1247条

依据本编所规定的条件,对生态系统的要素或功能,或者对人们从环境中获取的集体利益造成的不可忽视的侵害是可救济的损害。

第1248条

所有具有诉讼利益与资格的人均可提起环境损害赔偿之诉,例如国家、法国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署、地方政府及其辖区内的公共机构,或者于提起诉讼之日已经核准或创立至少五年以上的旨在保护自然环境的组织。

第1249条

对环境损失的补救优先采用实际修复的方式。

如果实际修复是不可能的或不充分的,法官可以责令责任人以向原告或者当原告无法采取适当措施时向国家支付损害赔偿金用于环境修复。

损失的评估应考量已经采取的补救方式,尤其是基于环境法典第一卷第六编而采取的方式。

第1250条

在责任人被要求缴纳滞纳金(astreinte)时,由法官负责结算,并给与原告用于对环境的修补,或在原告无法采取适当措施修补时给与国家用于同样之目的。

法官保留对滞纳金的结算权。

第1251条

为预防损害的紧迫发生或者避免其加重以及减少其结果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构成一项可赔偿的损失。

第1252条

除了对生态损害的赔偿之外,依第1248条规定的权利人之请求,法官可以命令采取某种合理的措施预防或停止损害的发生。

第2226-1条

适用本卷第三编第二副编第三章的规定提起的生态损害修复之诉适用十年的诉讼时效,自赔偿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生态损害出现时起算。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出台之时,恰逢债法改革法案出台。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因此进入了新的体系之中。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安排,因为包括生态损害赔偿在内的民事责任体系改革正在进行中,日后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体系还面临着修改。

在法国司法部《民事责任改革草案建议稿(2017年3月)》中,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被放在了第二章责任效果中的第二节某些类型损害所引起的损失的特殊补救规则之中,与关于身体和财产损害所致损失的特殊补救规定并列。

其内容基本没有进行修改。只是调整了一些技术性的表达。同时将原来的第1251条移动到了民事责任法的总则之中,成为了所有民事责任的共同规则。而第1252条被放到了责任效力的原则之中,成为了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另外将惩罚性赔偿条款引入了生态损害赔偿之中。

这份建议稿是未来民事责任草案的基础。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刚刚确立,未来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进行大规模修改。

(二)要件

第1246、1247、1248条规定了构成生态损害以及提起损害之诉的要件。

1.一般条款

此次的修改将生态损害一般条款设计为“对生态损害负有责任之人有责任补救该损失”。这是一种客观责任,采取了无过失责任原则[35]。

此条款最初的写法是“引起生态损害之人有责任补救该损失”,这样的规定与原1382条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有些类似。在参议院讨论的时候,有参议院认为这样的表述没有办法囊括替代责任的情况。因此把“引起损害之人”修改为“对生态损害负有责任之人”[36]。国民议会在审议之后保留了这项修改。因此,生态损害的责任人不仅仅是直接责任人,也可以是替代责任人。

2.生态损害定义

生态损害第一次在成文法中进行了定义,即“对生态系统的要素或功能,或者对人们从环境中获取的集体利益造成的不可忽视的侵害是可救济的损害”。立法者采用了“Erika”案中巴黎上诉法院的定义,而没有采用同案中最高法院的定义。[37]

对于可赔偿损害的限定,最后国民议会还是坚持了“不可忽视的”的说法。但是何为“不可忽视的”标准以及如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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