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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
2016年法学教育研究综述
【英文标题】 A Summary of Studies on Legal Education in 2016
【作者】 刘坤轮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分类】 法律教育
【中文关键词】 法学教育;研究综述;时代背景;比较研究;基础理论研究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第1辑)
【页码】 39
【摘要】

本文对2016年我国法学教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梳理,包括著作类成果和论文类成果。著作类成果在2016年只有一部作品产出,因此本文主体内容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法学教育文献为基础,对2016年所收录的240篇法学教育研究论文进行梳理,从时代背景、比较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等角度,对2016年法学教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并提出了当前我们法学教育研究所应该关注的八大时代背景和九大核心问题。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3840    
  引言
  法学教育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法学教育的研究对于司法改革而言,是前置性的基础性研究。随着我国国家层面“四个全面”战略的全面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也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拉开帷幕。《决定》对新时期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科学论断与决策部署,为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工作指明了改革方向,构成了法学教育改革的政策背景,同时也构成了我国法学教育研究的重要时代背景。在新的历史时期,法学教育的研究自然将会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下,紧密结合法学教育的各项改革展开。
  2016年,关于法学教育的研究,著作类只有费安玲教授针对本科课程体系改革的一部研究文献,研究内容包括三部分:一是对法学本科生课程设置的纵深性的历史溯源以及不同国家大学法学院法学课程设置的横向性的比较分析,对若干大学法学本科生课程的设置进行了重点剖析;二是将法学本科课程设置划分为专业素养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拓展课和专业实践课,其中对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实践课做了重点研究;三是将有关法学本科课程设置的改革放置在体系化、非静态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提出了法、学本科课程设置改革的基本思路、原则与路径。针对目前我国大学法学院系在本科生课程设置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定的建议及可行性论证分析。我们期希该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法学人才的培养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改革思路与建议。[1]
  除著作之外,本文主体内容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法学教育文献为基础,对2016年我国关于法学教育的研究进行梳理。截至2016年12月20日,中国知网共收录法学教育的研究文献240篇。经过收集整理,本文发现,在2016年关于法学教育的研究中,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类:一是结合时代背景,尤其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进行法学教育的研究;二是法学教育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延续了法学教育积极吸取域外经验的一贯研究风格,对域外代表性国家的法学教育状况和经验进行梳理,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未来走向和改革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三是关于法学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既有法学教育培养体制的研究,也有法学教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同时,由于比较研究和国情分析有着不可分割的特性,一些研究可能交叉涉及我国法学教育的时代背景和对域外法学教育的经验研究,同时也涉及法学教育的基本理论研究,这些在述评中不再单独指出。
  一、关于时代背景导向的法学教育研究
  新时期法学教育的研究,离不开法学教育所依托的时代背景,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我国几个重要国家战略的实施。首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决定》中明确了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要求。其次是我国高等教育创新创业背景,这就要求法学教育要培养创新型高级法律人才。最后是我国于2015年12月4日正式出台了《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明确指向我国法治工作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人才保障。2016年,结合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时代背景的法学教育研究,大体不脱离这三大基本政策背景。
  在关于依法治国背景下的法学教育改革研究中,艾尔肯通过对美国法学教育的管理体制、学制、学位、教学方法等进行分析介绍后,结合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明确指出:开弓没有回头箭
  “虽然美国的法学教育是其自身特色的体现,有些体制和理念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是,为了全面实现《决定》指出的总目标,应当采取客观比较的方法对美国法学教育的成功经验进行评价,发现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之处,对借鉴和引进的法学教育制度进行研究,提出科学合理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抉择和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法学院校和每一个法学教育工作者都需要进行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必须设计科学合理的教育模式,改进和完善法学教育体制,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学教育之路,承担起培养高素质法律职业人才的历史任务。”[2]在关于法治人才创新机制的研究中,王允武结合时代背景和少数民族法律人才缺乏的现实,指出:“法学教育大一统要求,培养模式单一,导致不同地区、不同院校人才培养的同质性。民族地区双语法律人才严重不足,而双语人才培养却缺乏整体规划及长效机制的形成……为解决这些问题,要建立社会合作,协同创新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在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应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因地制宜,允许不同院校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培养符合院校发展定位及当地需求的实用性专业人才。”[3]王博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和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教育计划倡议指出:“应提倡将法教义学方法引入到我国法学教学创新中。高等法学教育的创新应侧重法律方法的传授与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培养学生们‘以法育人,的说理方式与语言转化技能。”[4]胡艳香和陈蓉结合我国法治背景,对我国各个层次的法学教育目标提出了分类规范的建议,认为:“我们必须打破相同层次法学人才培养目标‘千校一面’的旧格局,在国家宏观层面上坚持法学教育多元化的指导方针,在培养单位微观层面上强调和鼓励人才培养的特色化。”[5]
  在创新创业背景下的法学教育研究方面,朱冰结合同济大学工程法学的教育实践,提出“跨学科创新型法学人才培养的实验特区的设立,是拜托传统法学教育专业化之狭隘不足的有益尝试。”[6]姜瀛和王博则以法教义学方法论为视角,对法学教育创新中的法律知识传播能力培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
  “在完善应用型法治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以法律职业技能与法律方法培养为实质内涵的法教义学方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应当提倡通过法教义学方法来实现法学教育的功能转型。”[7]李海滢和高熙鸽则以医事法学为分析对象,结合高校协同创新背景,指出:“只有各主体以共同的创新目标为追求,在形成统一整体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创新参与方式,灵活协同,才能形成医事法学教育协同创新的共赢局面。”[8]徐宜可则直接以法学教育的创新路径为题,结合新时期的特定时代背景,指出我国法学教育需要在培养理念、培养模式、培养方法和内容方面实现全过程的创新。[9]夏红和赵忠江则结合高等教育创新创业的时代背景,指出:“法学专业教育在遵循专业教育教学规律的基础上,将创新创业教育的精髓融入其中,是新的历史时期法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理念—模式—制度’是基本的推进路径,具体制度包括培养方案、教学资源和师资队伍三个子系统,并从创新、创业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四个角度展开,其本质与核心在于法学专业教学的改革和完善。”[10]蒋娟则认为:“法科学生虽然在创新创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由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尚未明确、现有课程体系不完善、教师教学能力有待提高、保障措施不配套等障碍的存在,法科学生的创新创业情形不容乐观。法学专业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应该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力量、保障措施等路径选择予以完善。”[11]
  在《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和法学教育关系的研究方面,葛先园指出:“我国未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背景下,本科法学教育定位应是法律职业教育,基本目标是培养法学本科生法治思维。法学本科教育中,应强化法律职业伦理,强化法治思维能力的培养,教学过程中应通过法治思维类型化及法律职业伦理体系化、案例化处理,实现本科法学教育基本目标和‘伴影目标’。”[12]唐俐仍然认为:改革后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法学教育之间仍然存在着张力,“为达到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之间的平衡,一方面需要对司法考试的形式及内容进行变革,从而与法学教育相契合;另一方面,法学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也应当做出相应调整,以满足实践工作的需求并与司法考试融合。”[13]张峰振和毛宁仙则认为:“封闭的法学教育体系、轻视法律职业技能、忽略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模式,无法承载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赋予法学教育的重任。为此,应改革法学教育,明确法学教育机构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基础地位,加强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注重法律职业伦理教育。”[14]盛凤杰认为:“实践中,高校在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冲突完全可以法律思维为中心进行协调和互动。但是由于各个层次高校的师资力量的差异,如果让所有的高校都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法律思维的培养,终会走入形而上学的泥淖。所以……尽可能保障在各自师资力量允许的情况下做到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良性互动,保障法律思维得到有效的锻炼和培养。”[15]程琳则指出,在新的统一法律资格考试改革背景下,法学教育要回归本质,但是“法学本科课堂教学中不能单纯地去迎合司法考试,而应当从整体把握课堂教学内容,奠定学生的法律基本理念,塑造其基本法律素养”[16]。杨金彪和杨俊杰则从公安法学角度对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将公安执法人员纳入考试主体范围,势必对公安法学教育带来重大影响。在公安院校学科设置、教学方式和内容以及与职前培训的关系上都提出了严峻挑战。公安院校应当在协调学科关系、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强化职前培训的事前准备上作出科学决策。”[17]
  二、关于法学教育的比较研究
  一直以来,法学教育的比较研究都是我国法学教育研究的重头戏,很大程度上,这是和我国法学教育现实困境直接相关的。法学教育的研究者希望通过将域外法学教育的先进理念和具体制度引介进来,推进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目前来看,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仍然在深入推进过程之中,因此,关于法学教育的比较研究仍然在2016年的法学教育研究文献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关于远东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研究。远东法系中,日本、韩国和中国是近邻,文化传统具有极大的同质性,并且这两个国家在新世纪都开始模仿美国法学教育进行了改革,对这些改革的效果,不仅日韩本国关注,我国法学界也同样极其关注。王晨光结合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现状,对日韩法学教育改革进行了评议,他指出:虽然“日韩的改革,对于美国法学教育摹本的误解把法学教育改革和学生导向以司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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