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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立法权与法律解释权辨析
【作者】 魏胜强【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
【分类】 中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立法权;法律解释权;辨析;共同点;区别
【文章编码】 1008-6951(2009)02-0053-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2
【页码】 53
【摘要】

立法权是国家立法机关行使的制定、修改和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权力。法律解释权属于国家权力体系当中的司法权,是法官在个案审理过程中对法律和事实进行解释说明的权力。立法权和法律解释权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易于混淆,但二者也有许多明显的区别。把法律解释权和立法权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行对比,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二者。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8899    
  
  法律解释权是近年学者们在研究法律解释问题的时候提出的一个概念,认为它属于司法权的一部分,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作出法律解释的时候所拥有的一种权力。作为一种国家权力,法律解释权并非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国家各种权力所组成的权力体系中。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人们一般把一个国家的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大类,法律解释权属于司法权,因而它存在于以这三种权力为内容的权力体系当中。为了进一步说清法律解释权,我们可以把法律解释权与其他权力做一个比较。在三种权力中,立法权与法律解释权较为相近,能够产生模糊之处,我们在此对法律解释权与立法权作一个简单的辨析。由于“立法权”这一概念的存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人们普遍对它比较熟悉,而“法律解释权”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人们对它的了解较少,我们在对二者辨析的时候,就先介绍立法权,再介绍法律解释权。
  一、立法权与法律解释权的概念考察
  (一)立法权的含义
  由于对立法认识不同[1],人们对于什么是立法权也必然有很大的分歧。立法权曾被简单地表述为国家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权力,但是,有的学者对这样一种认识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将国家作为立法权的主体是不周延的,在近现代,立法权的主体更趋于多元化;将国家作为立法权的主体违背了“分权理论”;立法权的行为方式在这一定义中未被穷尽。进而,该学者认为,立法权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上进行理解。从广义上理解,立法权是指所有的行使立法的权力,即所有创制、认可、修改、废止法规范和法规则的权力。这样,立法权的主体就不仅仅是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和其他代议机关,而且还包括某些有立法权的国家行政机关以及英美法系国家创制判例的司法机关。也就是说,广义的立法权是指一切立法主体依法行使创制、认可、修改或废止法规范的权力。从狭义上理解,立法权是指立法机关(议会或其他代议机构)行使的创制、认可、修改或废止法规范的权力。从狭义上看,立法权可以被视为是立法机关职权的一部分,即它不包括立法机关的监督权、议决预案权、议决条约案、宣战案、媾和案、议决戒严案、议决大赦案,以及质询权、同意权、弹劾权、不信任投票权等权力{1}。我们认为对立法权的这种理解比较全面,因为在我们的现实政治和法律生活中,确实有不同的主体在行使立法权,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权几乎延伸到了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各个领域。对于行政机关制定抽象性规则的权力,我们说它是行政权也可,说它是立法权也可。还有一些地方政权机关制定抽象性法律文件的权力,也可以被称为立法权,只不过它是“地方立法权”,但是从国家的三种权力当中严格地去定位它,又感到它很难被称为是真正的“立法权”。
  立法权的含义这样复杂,我们到底该怎么辨析它与法律解释权呢?或者说,我们这里应当坚持立法权的哪一种含义呢?这要从立法权的原本意义上去思考。立法权来自于近代的分权理论,洛克是近代分权理论的首创者。洛克从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财产等自然权利出发,提出了分权理论,把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立法权是指可以用来指导国家力量的运用以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执行权就是执行法律的权力,包括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对外权是指关于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开展一切事务的权力。他说:“只要有人被认为独揽一切,握有全部立法和执行的权力,那就不存在裁判者;由君主或他的命令所造成的损失或不幸,就无法向公正无私和有权裁判的人提出申诉,通过他的裁决可以期望得到救济和解决。”{2}洛克所分的三权实际上只是两权,他对司法权重视不够,而过多地注意了立法权。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虽然有一定的缺陷,但他的分权思想影响很大,孟德斯鸠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提出了更为合理的三权分立思想。孟德斯鸠认为,对自由的最大的威胁在于权力的滥用,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他提出的三权分立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立,而且不同的权力之间应当互相牵制。“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3}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被历史证明具有相当的真理性,备受思想界的推崇,美国1787年宪法和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最早贯彻了这一分权思想。从现代意义上立法权的理论来源看,立法权实际上是与行政权、司法权相对应的一种国家权力,是在三权分立的理论框架之下被分立出来的一种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立法权应当是立法者或者立法机关行使的创制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权力。虽然行政机关甚至某些司法机关也拥有一定的“立法性”的职权,但那种权力不属于我们所说的立法权。
  总的来说,“从应然方面讲,立法权是专属于民意机关(国会或议会)的一种权力,其他国家机关不应享有这项职权。但这并不排斥国会(议会)将其所专有的立法权授予其他国家机关行使。……从实然方面看,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抑或英美法系国家,均原则上强调立法权的统一,其他国家机关所享有的立法权是被授予的权力,不是其故有职权。”{4}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由于管理事项越来越复杂,政府的行政权一直在扩张,行政机关行使立法权和对某些纠纷的裁决权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但这绝不意味着行政机关本来就拥有立法权,更不意味着三权开始走向合并。它只不过是在立法机关的授权或者委托之下行使有限的“立法性”的权力,或者是在根据行政权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罢了。至于司法机关、地方政权机关等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职权,同样是国家立法权的派生物,要受制于国家的立法权。因此,尽管有些学者对于立法权的分析非常到位,很有说服力,但我们在这里只能强调,立法权是立法机关行使的制定、修改和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权力,或者说是狭义上的立法权。至于其他意义上的立法权,我们或许并不否认其合理性,但不属于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范围。
  (二)法律解释权的含义
  法律解释权这一概念在英美法系国家并没有被单独列出来进行讨论,在他们看来法律解释权是法官的天然职权,这是不证自明的。大陆法系国家曾一度把法律解释权单列出来,作为立法机关职权的一部分,由立法机关行使,严格限制司法机关解释法律,然而这些做法最终被证明无济于事。“从主张只有立法机关可以行使法律解释权和严格分权原则,到立法性法院的出现,再到有权审查和纠正下级法院错误的法律解释的法院产生这样一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对普通法院法律解释权的逐步承认。”{5}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之后,不管是否得到法律的公开承认,大陆法系的法官在事实上最终掌握了法律解释权。我国学界对法律解释权的研究是近年的事情,特别是很多学者根据法律解释原理对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解释法律的体制提出批评之后,强调由司法机关和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的观点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法律解释权这一概念也随之受到了重视。
  董皞博士认为,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可以而且也必须对法律理解并作出说明与解释,其法律解释究竟是方法、手段还是权力,要从不同角度去考察。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手段。从法律适用主体—法官的角度看,法律解释是法官适用法律的操作方法。从案件利益相关人的角度看,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才成为一种权力。对案件利益相关人来说,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对他的利益至关重要,只有法官才有资格这么做。对于不能主宰自己利益的当事人来说,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字字句句随时可能对他造成重大影响,因而法官对法律的解释自然被他们视为是一种权力{6}。
  陈金钊教授在他的著作《法律解释的哲理》当中提到了法律解释权问题。他先对“法律解释”和“解释法律”作了区分,指出法律解释就是有权的机关对法律意义的阐明,剔除了非正式解释部分,进而论证了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法律解释权都应当取消,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法律解释权属于司法权的范畴,法院不仅要垄断审判权,还要垄断法律解释权{7}。在这本书中作者只是采用了法律解释权的概念,并对它的属性和行使者作了认定,除此之外便没有更深入的涉及。倒是在几年之后的一篇文章中,他详细论述了法律解释权的构成要素。作者从规范法学的角度,沿用法律关系的一般要素,对法律解释权所必须具备的主体、客体(对象)和内容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剖析{8}。作者认为,法律解释权主要是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的审案法官对各种法源形式和事实的法律意义的解释和说明。最高法院解决的是统一解释的问题,而法官解决的是在个案中释明法律的意义的问题。
  张志铭研究员在论及法律解释主体的时候,谈到了法律解释权问题,他认为把法律解释作为一种权力,并把这种权力归之于少数法定的主体,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法律解释活动的垄断或控制观念。这种做法,在中外历史上都有很深的渊源。有法律就必然有对法律的解释需求。对法律的自由解释会导致法律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削弱法律的权威,就使得统治者对法律解释活动往往采取戒备或控制的态度,建立官方法律解释权制度,同时对民间尤其是法学家的法律解释活动采取否定的态度,或者采取积极利用的态度{9}。在这里,张志铭研究员实际上已经把法律解释视为一种权力,认可了法律解释权的存在。
  从以上各种法学理论对法律解释权的涉及可以看出,法律解释权所讲的其实是一种权力,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法律文本以及其他法源的法律意义进行说明的权力。既然它是一种权力,那么这种说明就不是任意的、劝说和说服性的,而是官方做出的带有明显的强制性的说明,当然,这种说明是官方在对法源进行理解之后才做出的。根据解释学的原理,理解和解释具有明显的循环性特征。当解释主体在理解法源的时候,不可能凭空地就法源来理解法源,他必须将法律文本等各种各样的法源同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事实根源结合起来,在法律与事实的循环进程中去理解法源,这样的循环就导致解释主体必然去理解和解释案件事实,由此看来,法律解释权作为一种权力,它所要解决的不仅是阐明各种法源的意义,还要阐明案件事实的意义。紧接着又面临的问题是,这种权力应当由哪一种主体来行使。在官方的诸多权力主体当中,一般被归纳为立法主体、行政主体和司法主体,根据法律解释学原理,能够行使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应当是司法主体,因为能够把案件事实与法源统一起来的过程往往是司法过程。立法主体是法律文本的输出者,是法律的作者,根据解释学原理,作品一旦完成,作者便“死了”,不能再对作品进行解释;行政主体在其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中也必然会涉及对法律的应用问题,这种应用过程当然也面临着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我们承认这种解释的存在,但它不属于我们所说的解释权意义之下的解释,至少它不是权威性的终极性的解释。司法主体的解释则不同,由于司法权是在国家权力运作体系中最后行使的权力,它所作出的裁决是终极性的,那么司法主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作出的解释也应当是终极性的权威解释。法律解释权自然应当由司法主体来行使这一点在西方法学理论中也得到证明。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所谓法律解释权,正如陈金钊教授所言,就是司法主体在案件审理中对各种形式的法源以及事实的法律意义进行阐释说明的权力。
  把法律解释权界定为司法主体行使的权力,就意味着它属于司法权的组成部分。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理论在谈论法律解释时往往只研究法官的解释活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理论最终也把法律解释活动落脚到研究法院和法官的解释上,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从司法权这一角度来说,任何司法活动都必然包含着法律解释,所以司法主体在其审判过程中必然要行使法律解释权,司法权本身就包含着法律解释权。明确这一点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对法律解释权的讨论正是站在司法权的立场上进行的。
  二、法律解释权与立法权的共同点
  立法权既然是立法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权力,而法律解释权同样也有创制规范的内容,因而二者有一定的相同之处。把立法权与法律解释权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它们在以下几个方面非常相同或者类似:哎哟不错哦
  (一)依法行使
  虽然立法权的行使导致的结果是出现法律,立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法律的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立法权可以摆脱法律的约束。立法机关必须遵守法律,立法权必须依法行使,已经是立法活动的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立法权的行使直接涉及社会利益的配置,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稍有不慎就会侵犯社会的公共利益,因而它的行使受到了更为严格的监督。无论是立法权的主体、立法权的行使程序还是立法权的内容,都是法律设定好的,立法权必须在这个范围内运作。有些国家专门制定了《立法法》来规范立法权,尽管《立法法》也是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的结果。
  法律解释权在这一点上并不比立法权稍差。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必须是能够依法解释法律的主体,而且他们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不能随意地想怎样解释就怎样解释,他们的解释活动同样受到严格的约束。作为一种司法过程中的权力,法律解释权必须依法进行,必须根据法律进行解释,法律解释权主体的解释活动同样处于法律的监督之下。
  立法权和法律解释权之所以都是依法行使的权力,其原因在于,这是法治社会对权力的最基本的要求。“对权力资源实行法律调控,是法治的重大主题。法治是以法律为基本根据的社会调控方式,它要求根据法律来配置和制约权力。权力是国之大器,在权力事项上离开法律调控,法治便不得要领。对权力资源实行法律调控,是权力资源合法化的必经之途。”{10}权力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既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成为一部分社会成员压制、奴役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工具。脱离了法律的控制,权力就会成为暴虐的帮凶。立法权和法律解释权既然是一种权力,就摆脱不掉权力的这些属性,它们的运行便需要时刻受到法律的约束,这样可以防止出现异化和扭曲,使它们更好地为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服务。
  (二)创制规范
  立法权最重要的任务和最显著的结果就是创制规范。立法权的运行过程表现为立法活动,它运行的目的是为社会订立一种人人都应当遵守的规范。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立法活动,无论立法权怎样行使,它带给这个社会的最终结果就是法律这种规范性文件。即使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仅仅是在修改或者废除法律,这种修改和废除的结果仍然没有摆脱创制规范这一结果,因为当一种旧的规范被修订或者废除之后,就意味着过去的某种限制已经不存在了,新的规范认可了人们更多的自由。同时,对于立法权来说,它也必须为社会创制规范,为社会创制规范是立法机关的使命,如果社会不需要规范,也就不会有立法机关的存在,自然也就没有了立法权。而且,立法机关通过行使立法权所创立的规范,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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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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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See Roger T. Simonds,Rational Individualism:The Perennial Philosoph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Published by Amsterdam-Atlanta,1995,P33.

{20}[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70.

{21}[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M].刘庸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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