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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与法律》
法律制度中的科学因素
【副标题】 以“错斩崔宁”为例【作者】 孙光宁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分类】 科学技术管理法
【中文关键词】 证据;口供;裁判方法;正式制度;科学因素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5
【页码】 87
【摘要】

在错斩崔宁案中,司法官员基本上是严格按照当时的法律制度进行裁判的,所以,在认定案件事实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并不应当归责于司法官员。在正式法律制度不可能完全杜绝案件错误的情况下,引入并提升更多法律制度内的科学因素应当成为我们从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1882    
  一、追究:所谓“错案”的责任归属
  “错斩崔宁”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著名故事,其大意是:刘氏娘子因丈夫戏言而深夜离家,路上巧遇书生崔宁同行。是夜,山贼劫杀其夫,掠走十五贯钱。众人追赶上二人时,发现崔宁身上也有十五贯钱,遂认定二人通奸杀人而告于临安府。府尹在刑讯后获得崔宁口供而斩之。后山贼被捕方真相大白。
  从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契约制发达、审判制度变革、司法官员选任方式和务实重民观念等方面的影响都造成了宋代证据制度的高度发达,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发生了严重违背事实真相的“错案”,错案的成因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事实的发现在司法过程中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原因可以从主体、对象、手段和时限性等多个方面予以分析。虽然绝对意义上的事实发现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应当是尽量接近客观真实。在当时的司法制度中,主要依靠法官来发现真相,错斩崔宁的主要责任在多数读者看来应当归责于那位临安府尹。的确,由于府尹在接触案件之后已经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基本确定崔宁的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又听信了邻人的言辞,最后施以酷刑而得到口供,造成了错案。应当说,在任何社会中都必然存在着不那么称职的司法官员,而这些司法官员所犯的错误也不完全归因于个人,值得我们探讨的是个人因素之外的内容。就崔宁案件来说,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分析临安府尹犯错的原因。
  一方面,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可以分为司法观念和司法的整体制度两个层次。对于前者,“在中国古代司法中,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是,司法往往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按照法律逻辑的规则来认定事实,分析法律要点,从而得出裁判结果,而是在总体上、宏观上把握案件,基于经验推理直接获得结论,即‘片言折狱’。”[1]在现代意义的法治社会中,我们总是强调程序的重大意义,甚至在程序正义与实质真实之间仍然执著于前者。但是,在宋代的历史条件下就具备这种司法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奢望。而且,中国历来是一个强调伦理的社会,对正常伦理制度的破坏(如通奸)很容易引起强烈的反感,这种观念同样作用于司法官员,由此不难理解临安府尹一接触案情就“大怒”。就司法的整体制度而言,府尹的职责涵盖了多种权力,特别是兼顾检察官和法官的角色,很难保证今天司法所强调的裁判中立性,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举证责任问题上,“我国古代的诉讼制度,恰恰没有确立明确的无罪推定原则,从而也就没有确立明确的举证责任规则,所以导致司法官员经常不恰当地将举证责任强加在被告人身上;对于这一在很多时候本质上属于‘不可能的任务’,被告人当然无法完成。从而,对其进行拷打也就成了家常便饭。”[2]具体到崔宁案中,我们既不可能奢望临安府尹具备超出时代的司法观念,也不可能要求他完全摆脱既定的整体司法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临安府尹的错误有相当部分是由其无法左右的因素造成的。
  另一方面,从微观的制度运行来看,临安府尹在形式上并没有出现严重错误。宋承唐律,根据《唐律疏议》记载:“依《狱官令》: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也就是说,在初步审理案情(五听)之后,又验证了证人证言,仍然有疑点而嫌疑人又不招供的情况下,就可以实施刑讯。这里表现了证人证言在案件中的重要性,在崔宁案中,邻人都对崔宁的“犯罪事实”提供了证据(“众人齐声道”、“众人齐发起喊来”等等)。从法律条文来看,在确定某项犯罪是否疑罪的过程中,证人的作用不可低估。但若证明无罪的人超过证明有罪的人,则可以以无罪结案,但若证明其有罪的人超过证明无罪的人,则不能即以有罪结案,这时候须要以被告人的认罪口供方可结果,如被告人不肯招供,则构成被告人可以拷讯的条件,也即优势的有罪证词仅是构成拷讯被告人的条件。实际上,司法官员在办案实践中特别偏重口供,除了不可拷讯之人,几乎所有案件都要依据被告口供定案[3]结合本案情况,众人已经提供证言而崔宁本人没有提供口供,在这样的前提下,临安府尹实施刑讯完全符合明确的法定程序,从这个角度来看,临安府尹同样不应当承担造成错案的责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崔宁案发生错误的原因不仅是临安府尹个人的,更有制度上和观念上的因素。与其简单地对个人谴责,不如理性地反思相关的制度建构。中国古代社会对官员建立了一套相当严格的监督制度,特别是司法官员更是受到了包括上级、同僚和民众等多方面的监督,所谓“出入人罪”正是其写照。同时,在我国古代社会,司法官吏在证据审查判断和事实认定方面享有非常大的权力,以自由心证为主要特征,重视直觉、经验、情理和事理在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中的作用,法律对证据能力、证据价值和证明标准几乎不作任何规定[4]。在以上监督压力和规定不足的双重作用下,司法官员必然要充分利用既有的制度,刑讯制度就是如此。如果说个人因素不是造成错案的原因,那么,相关的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错案的成因,就是需要我们深入分析的问题。
  二、局限:制度建构的必然产物
  今天我们认为,刑讯制度的存在就是造成崔宁错案的制度原因,这里也需要对刑讯制度进行一些探讨。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中,犯罪人的口供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证据之王”的地位到现在仍然有很大影响。《周礼·秋官》载:小司寇“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及弊之。”这种倾向与儒家的“审刑”的观点是内在一致的:刑罚要谨慎地使用才能产生威慑力,这样就不仅要做到外在的口服,更要做到心服,而口供正是表现心服的最佳形式。这种目标本身是值得推崇的,但是,在当时科技水平有限的前提下,获得口供较为便捷的方式就是刑讯,加之法律又对刑讯予以明确规定,更加剧了司法裁判过程中刑讯适用的频率。
  刑讯逼供被认为是有违人权的行为,已在世界各国受到了普遍谴责和抵制。但是,当代社会对刑讯逼供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一种所谓的人道立场和纯理性主义的立场,这种发端于启蒙运动的观点用人权和理性取代了神权的地位,从而树立起新的崇拜对象,并将之视为超越时空的真理,这种用普遍性简单套用的做法恰恰忽视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合理性因素。具体到刑讯逼供的问题上来说,正如有些学者所分析的,在传统国家中,刑讯逼供的原因主要包括国家炫耀权力(有效性)的需要;日常监控的薄弱,使证据的客观化(指证据具有实物性、不可更改性)生成机制极为缺乏;社会和个人的相对认同(包括对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对遭受犯罪侵害危险的感受远比对国家权力作恶危险的感受直接和剧烈;在传统社会并不是让人感到极为恐惧的不文明行为,感到恐惧的主要是滥施刑讯)。而与之相反,在现代“日常监控型”国家里,实施惩罚意义与方式的转变和证据客观化生成机制强化,为刑讯逼供的非法化提供了根本的现实性基础,同时,社会意识的转变也使刑讯逼供失去了正当性的支持,这就是使刑讯逼供发生命运转化的根本动力机制[5]。
  简而言之,刑讯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这种做法在世界上其他的古代社会中也是一种普遍做法。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今天法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情况和一种貌似普世的真理简单地评判一种历史制度,而应当以历史的眼光具体分析。为了服从于打击犯罪的功能实现,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在立法者看来就是并非不可接受的结果。而刑讯正是为了侦查犯罪而实施的司法行为,尽管它对嫌疑犯的权利有所损害,但它同传统法律所倡导的牺牲个人利益、维护国家利益的价值并不冲突,因此能够为立法者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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