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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产品责任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英文标题】 About Setting up the Regulation of Moral Damage Compensation for Product Defect in China
【作者】 张云【作者单位】 中国计量学院
【分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产品质量法
【中文关键词】 产品责任;惩罚性损害赔偿;法理分析;经济分析
【英文关键词】 product defect;moral damage compensation;comparative research;scope of compensation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5年
【期号】 5【页码】 120
【摘要】 我国立法中对于产品责任欠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规定,消费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为此,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产生与演变人手,分析了对于产品责任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法理基础;效益与正义,并对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确定进行了经济分析,比较研究了各国及地区的相关规定,提出应在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中引进这一制度的建议。
【英文摘要】 In China the law of product quality does not include the regulation of moral damage compensation,so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re not properly guaranteed.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etting an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the regulation of moral damage compensation has the function of compensating and punishing.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dea of designing the regulation of moral damage compensation regarding scope and amount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egislations of other countri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417    
  引言
  惩罚性损害赔偿作为古代侵权法中对侵害财产行为进行惩罚的制度,{1}(P125)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000年,汉穆拉比法典第八章就规定,如果某人从寺庙里偷了一头牲畜,他应当30倍地还给寺庙。《圣经》中的《出埃及记》、巴比伦的法律、印度的《摩奴法典》以及古希腊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罗马法时代,惩罚性赔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大陆法系从罗马法中逐渐演化,但关于惩罚性赔偿却逐渐被抛弃。与之相反,惩罚性赔偿在英美法系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早在1278年,英国就有了复合性赔偿的规定,1763年的Wilks v Wood一案被认为是英国最早承认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案件。在同一年的Huckle诉Money案中,惩罚性赔偿措施在英国普通法上首次得以运用。美国法院于1784年在Genay v.Norris一案中最早确认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后来广泛地适用于各个领域。19世纪的美国一方面谴责惩罚性赔偿,认为其是不正当的,是荒诞的异端邪说,{2}(e65)扭曲了法律的对称性等。另一方面,惩罚性赔偿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讨论。美国法院常常在判决中作出惊人数额的赔偿判决而引起世人注目。美国法院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最高额判决为1985年12月10日由德克萨斯州法院作出的总额为111亿元的判决,其中包括30亿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3}(P76)
  一、产品责任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分析
  产品责任的理论基础呈多元化和多样性,有关正义的道德、政治哲学、有关社会发展的政策考虑、有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都对产品责任法的发展有重要影响。{4}(P27)而对于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笔者认为其法理基础应当兼顾效益与正义。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在法律上被设计为个人利益的精明追求者,理性而富于算计,节制有度而富于远见,能理智的决策并避免损失。当时,人们整体处于熟人社会当中,分工没有充分展开,产品具有同质化,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没有尖锐地暴露出来。在这种“透明”的环境中,违约与侵权的发现成本极低,任何一方的投机主义,都可以因受害人发动诉讼而使加害人的利益归于消灭。高概率与低成本的发现机制,使加害行为与侵权责任能处于“一一对应”,损害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谈判得以解决,有限的交往空间使得加害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完全补偿使得侵权人无利可图。为此,传统立法奉行补偿性赔偿也能完好地起到威慑与遏制的作用,“在有关合同的法律中没有‘报复性的’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规定,不管被告的行为如何严重违法,也不能要他给予损害赔偿的方式惩罚他。”{5}(P243)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商品的多样化、新颖化、大量销售、制造的专业化、功能的复杂化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商品的制造者和商品的使用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分布,消费者在使用商品时人身和财产受到伤害的情形多有发生,特别是高度危险的汽车、航空器等,更易造成危险事故的发生。而生产的目的在于发展经济,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角度而言,就是追求效益,从这个层面观之,不能禁止商品的生产。而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若不及时补救,又势必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阻碍交易的快速便捷。而如果消费者在交易时都得花费大量的精力及金钱确保商品不致危害到自己的人身及财产,交易成本势必大幅度的提升,最终影响经济的发展。如何衡平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效益出发来确定责任,这正是对产品责任制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分析法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
  产品责任纠纷争执的焦点是财产赔偿。传统的损害赔偿是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失,不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按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主张,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已经将补偿性损害赔偿考虑到成本中去。如果补偿性损害赔偿数额低于其为避免损害赔偿所增加的成本(预防成本),则生产者从效益出发势必放任损害的发生;另外,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受到损害的消费者都会提起诉讼,经济分析法学者把已得到补偿的受害者在全部受害者中的比例称为履行差错。即使补偿性损害赔偿数额高于生产者的预防成本,但是如果补偿性损害赔偿数额与履行差错的乘积低于生产者的预防成本,生产者仍然会放任损害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惩罚性损害赔偿弥补补偿性损害赔偿的不足。法院可以通过判决生产者支付惩罚性损害赔偿金,使其预期责任高于其预防成本,可以促使生产者采取措施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从而避免损害赔偿的发生。产品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消费者对商品的信任度,刺激购买欲,从而使生产者也受益。因此,惩罚性损害赔偿有利于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
  (二)关注正义
  产品责任理论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其理论基础却可以追朔到古代的正义理论。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所关注的是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进行权利、权力、义务、责任配置的问题;当分配正义的规范被违反时,矫正正义就开始发挥作用。要求对过失进行赔偿。产品的生产者明知自己的产品有缺陷,仍将自己的产品投向市场,无异于将装满了子弹的枪射向人群。根据矫正的正义,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6}(P57)
  生产者应承担补偿性损害赔偿还是惩罚性损害赔偿呢?这里也涉及正义问题。我们知道侵权行为法领域是将补偿性赔偿作为其基本的补偿原则的,虽然这一原则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即补偿性赔偿具有很强的不可操作性。受害人对于损失的求偿存在风险,这些风险包括不求风险,即权利人由于忍让、恐惧,找不到违法行为人等主观或客观不能而没有行使请求权,使受害权利得不到恢复的情形;举证不能的风险,权利人因各种原因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而败诉;错判风险,因法官的义务素质或道德素质低下导致错判而使权利不能恢复;赔偿不能风险,致害方偿付能力低、经济条件进一步恶化、其本人丧失劳动能力或死亡等原因而造成的赔偿不能风险,在人身损害赔偿中,由于人身伤害的损害大,履行赔偿期限长,这种风险尤其大,{7}(P54)另外,高昂的律师费用也使受害者面临赢了官司输了钱的风险。正是这些风险的存在导致大多数的受害者放弃诉讼,从而形成了履行差错,由于履行差错的存在,即使补偿性损害赔偿的数额高于生产者的预防成本,生产者仍有可能获益,从而放任损害。事实上就形成了无辜的消费者承担了不必要的损失(包括财产的、精神的损失),而生产者从中受益的情形。这是和正义理论背道而驰的。康德的正义理论认为:“尊重我的邻人的义务包含在不把他人贬低为我的目的的准则里(不要求他人贬低自己以为我的目的所奴役)。约翰·罗尔斯指出:“正义的原则表明,社会基本结构中的人都有不是把彼此当做手段而是作为目的本身来看待的愿望。”{8}(P196)由消费者自担责任,实际上是使消费者被生产者所“奴役”。
  反对惩罚性损害赔偿理论的学者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产品责任属于民事侵权责任领域,传统的民事侵权理论主张民事主体的平等性,一方受有损失时,侵权理论主张弥补其损失,使其利益恢复至受损前之状态。而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支付给利益受损方的超出其损失的赔偿,其适用缺乏法律依据。惩罚性损害赔偿在美国已形成滥用之势,生产者动辄遭受巨额赔偿之判决,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进步。
  事实上,在违法行为以及损害发生之前,法律赋予社会和各种主体的公平、正义之光,同样普照在当事人身上。但是,一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率先打破了这种平衡和宁静,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从而损害和危及了当事人的平等地位以及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纠正这种失衡是法律义不容辞的责任,当补偿性赔偿不能体现公平正义时,惩罚性损害赔偿就更具有了正义的价值。正如瑞士神学家埃米尔不伦纳指出的:“无论是他还是它只要给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那么该人或物就是正义的:一种态度、一种制度、一部法律、一种关系,只要能使每个人获得应得的东西,那么它就是正义的”。{9}(P165)另外,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有严格的适用条件的。依照常规,在被告的行为是蓄意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故意而又任性的、或者是欺诈性的时候,才可以被裁定为惩罚性赔偿金,且通常情况下,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这样大大限制了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言的生产者人人自危,甚至放弃了产品的生产。
  反对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学者另外一个理论观点是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不确定性,即估算的难度。“由于合同纠纷中的高额赔偿往往缺乏直接证据,很难作出公正的估算,因此,赔偿额的确定肯定会遇到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利于当事人在商业活动中确定自己的责任,因而将会抑制商业活动的发展”。{10}(P178)在侵权领域特别是产品责任的特殊侵权领域也大抵如此。
  对此,笔者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估算难度只是一个实际操作的困难,而非原则问题,只要某一项违法行为被确定为应承担民事责任,那么操作的困难就不是反对的理由。诚如英国法官马斯蒂尔勋爵所言:“在几个领域内,法官们已非常习惯对无形的东西加以估算。只要是正义的要求,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操作上的不精确应成为障碍”。{11}
  二、产品责任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经济分析
  我们已在上一部分的论述中引入了经济分析方法,并定性地描述了产品责任惩罚性损害赔偿是符合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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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英)彼得·斯坦等,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
{2}John Y.Gotanda,Punitiv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38,1997.
{3}刘荣军,惩罚性损害赔偿与消费者保护(J).现代法学,1996,(5).
{4}张骐,在效益与权利之间(J).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2).
{5}(英)A.G.盖斯特.英国合同法与案例(M).张文镇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6}Handerson,Coping with the Time Dimension in Product Liability,69Calif.L.Rev.919.1981.
{7}陈玉萍,石春玲,民事责任原则重构——补偿性责任价值质疑(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8}(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9}(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0}何宝玉,英国合同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1}程啸,违约与非财产损害赔偿(EB/OL).http://www.civillaw.con.2002—6—13.
{12}(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张军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13}朱凯,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侵权法中的基础及其适用(J).中国法学,2003,(3).
{14}赫荣平,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和移植(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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