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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环境法侵害排除和排除危害制度
【副标题】 从美、日、德相关诉讼制度的视角
【英文标题】 On Environmental Injunction System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t
【英文副标题】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s Systems in the US,Japan and Germany
【作者】 王小钢【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
【分类】 环境程序法
【中文关键词】 环境法;排除危害;侵害排除;禁令;侵扰;诉讼
【英文关键词】 environmental law;public nuisance;private nuisance;injunction;immission;litigation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5年
【期号】 3【页码】 127
【摘要】

美、日、德法院可以依据环境法适用侵害排除和排除危害责任。该适用大概分为两个阶段,即法律对危害事实存在的不合法性判断,以及法院对环境危害的不合理性判断。但我国环境法在侵害排除和排除危害制度方面存在缺失和不足,为完善我国侵害排除和排除危害制度,污染防治法应确认受害者、检察机关和环保公益性组织的排除危害请求权。

【英文摘要】

Courts in the US,Japan and Germany often enforce relevant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laws and institutions.There ale a couple of requirements,including the existence of nuisance and the test of unreason—able consequence and interference,for the plaintiff to obtain injunction from courts in these litigations But Few Laws and institutions of injunction litigations ale available in China.In order to improve injunction litigation systems in China,some environmental laws should entitle the victim,public procurator and environmental NGOs standings of injunction litigations to facilitate nuisance lawsui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383    
  
  在广西玉林大气污染案中,原告芒果专业户请求法院满足其损害赔偿和完善环保设施的要求。法院满足了其部分损害赔偿要求,但未判令被告两水泥厂采取完善环保设施。在该案法官的眼里,责令侵害排除似乎是行政部门的职责,法院无权判令被告完善环保设施以排除侵害。司法实践中,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环境侵害的受害者提起侵害排除和赔偿损害的民事诉讼并不少见。检察机关和环保公益性组织代表公共环境利益提起排除危害的公益诉讼也曾见之于一些报刊。正如玉林大气污染案一样,我国法院往往能满足受害者的损害赔偿要求,但极少支持侵害排除或排除危害请求。
  我国目前环境法理论还没有区分侵害排除制度和排除危害制度。本文认为,排除危害制度是污染防治法上的法律规定,而侵害排除制度是民法上的法律规定,不应将两者简单地混为一谈。民法上环境侵害排除制度和污染防治法上排除危害制度在环境危害性质、制度设计程式等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二者都存在环境危害事实,但在排除危害中公共环境利益受到了损害,而在侵害排除中私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受到了侵害。但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诸多原因,我国民法上侵害排除制度并不健全,污染防治法上排除危害制度更不完善。发达国家是否具有更完善的诉讼制度呢?
  一、美、日、德相关诉讼制度概述
  在美国,根据普通法上公益妨害(public nuisance)和成文法公民诉讼(citizen suit)条款提出的禁令诉讼(injunction),相当于我国污染防治法上排除危害制度;根据私益妨害(private nuisance)和“侵犯他人土地”(trespass to land)提出的禁令诉讼,相当于我国民法上环境侵害排除制度。在日本,对日照、采光和通风等生活妨害和主要侵犯私权的所谓“私害”提出的“差止请求”诉讼,相当于我国民法上侵害排除诉讼;对道路公害、粪便公害、飞机噪音公害等主要侵犯公共利益的“公害”提出的“差止请求”诉讼,相当于我国污染防治法上排除危害诉讼。在德国,既可依据《联邦污染控制法》提出排除危害诉讼,也可依据《德国民法典》“不可称量的物质的侵入”条款提起侵扰(immission)排除诉讼。
  (一)被告范围
  在美国,私益妨害者、公益妨害者和“侵犯他人土地者”是禁令诉讼的被告。私益妨害者是指通过排放污染物损害他人土地,损害土地占有人的生命健康、感情宁静和精神稳定的人,包括私益妨害制造者及其雇主、被代理人。公益妨害者包括排放污染物或未采取环保措施,危害公共卫生、健康和安全,扰乱公共安宁和精神稳定的人。“侵犯他人土地者”包括持续性地排放废水、煤烟的人,允许气体、油类连续地流入他人土地的人。在日本,生活妨害制造者、公害制造者,以及机场、基地和道路等营造物的实施者,都可能是“差止请求”诉讼的被告。在德国,进行侵扰或造成公共环境危害的公民和企业可成为被告。
  (二)原告范围
  在美国,公益妨害被认为是一种轻微的犯罪,一般由检察官或政府公务员针对公益妨害提起禁令诉讼。遭受的伤害与公众遭受的妨害类型不同的纳税人也可以就公益妨害提起禁令诉讼。目前也发展到由公民或公益性组织代表公共利益提起禁令诉讼。[1]关于私益妨害,土地占有人和承租人,可以提起禁令诉讼。土地实际占有人有权提起对“侵犯他人土地者”的禁令诉讼。在日本,受害者和土地占有人有权提起私害“差止请求”诉讼。受害者基于环境私权提起的公害“差止请求”诉讼,往往得不到法院支持。在德国,所有权人依据《德国民法典》享有侵扰排除请求权,受害者可根据《联邦污染控制法》提起排除危害之诉。
  二、环境危害成立之客观要件:法律对环境危害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
  在美国,公益妨害和私益妨害成立的客观要件有所不同。关于公益妨害,根据《侵权法重述(第二版)》,必须考虑以下因素:(1)对公共健康、公共安全、公共和平、公共舒适或公共便利的重大干预行为;(2)成文法、命令或行政规章所禁止的行为;(3)行为人知悉或可得知悉其行为具有继续性、永久性或长久性且其行为对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实际上,对公共权利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substantial consequences),即构成了公益妨害。而私益妨害的成立,只须具备“严重的干扰”(substantial interference)。“严重的干扰”是指干扰必须是冒犯的、不便的、困扰社区中的普通人。如果对处于非正常条件下或特别使用时的财产,或仅仅对高度敏感者产生干扰,则一般不被认为是“严重的干扰”。
  在日本,构成公害的客观要件是(1)属于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振动、地面下沉和恶臭等七种典型危害之一;(2)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活环境。私害成立的要件是存在妨害日照、采光和通风的事实。在德国,根据《联邦污染控制法》第3条,经许可营业活动引起的环境危害的成立要件包括(1)大气污染、噪声、振动、光、热、射线和类似的环境危害;(2)对人类、动物、植物、土地、水、空气、农作物和其他物体产生影响。根据《德国民法典》,构成侵扰的客观要件是(1)煤气、蒸汽、臭气、烟气、热气、噪声、振动等不可称量物质的侵入;(2)超出法律或者法令确定的极限数值或者标准数值。法小宝
  本文认为,美、日、德法律均分别规定了私法上侵害排除制度和公法上排除危害制度,并对环境危害成立客观要件做了不同的规定。一般来说,后者的成立条件比前者要严格,如美国公益妨害成立的客观条件是“严重的危害后果”,而私益妨害只须具备“严重的干扰”。无论是在美国的妨害诉讼、公民诉讼和“侵犯他人土地”诉讼中,还是在德国的排除危害和侵扰排除诉讼或日本“差止请求”诉讼中,适用侵害排除和排除危害责任时,都必须首先根据法律(成文法、衡平法或普通法)判断环境危害是否成立。除具备客观要件,还须具备主观要件。例如,在美国,妨害须是被告故意而为,或过失所致,或从事危险活动之结果。简言之,妨害成立除具备“严重的危害后果”或“严重的干扰”外,在主观方面须是故意、过失,或符合严格责任。
  三、侵害排除和排除危害责任之适用:法院对环境危害的不合理性判断
  环境危害之成立与侵害排除和排除危害责任之适用是两个概念。环境危害的成立只是一个法律判断(不合法性判断),只要符合了法律规定的主客观要件,就可以成立环境危害。而侵害排除和排除危害责任的适用还有一个价值判断(不合理性判断)问题。法官查明环境危害成立后,须根据各种法律原则、社会观念和公共利益,并运用利益衡量和成本效益分析等利益衡平方法作出价值判断,才能最后决定是否适用排除侵害或排除危害责任。
  适用侵害排除责任与排除危害责任的条件并不相同。能否适用侵害排除责任,只须根据利益衡量或成本效益分析对环境侵害行为作出利益衡平;是否适用排除危害责任,还须根据法律规定、社会观念和公共利益对环境危害行为作出一个更为复杂的价值衡量。
  (一)美国理论和实践
  在美国,对于已成立的妨害,法院是否发出禁令,判决被告清除污染物,须考虑利益衡量原则。利益衡量,又叫权衡平衡(balancing the equities)或效用比较(balancing of utilities)。在判定是否禁止被告的行为时,要以该原则来判断干扰行为或危害行为的合理性。该判断又称“不合理干扰”(unreasonable interference)检验或“不合理危害后果”(unreasonable consequences)检验。“不合理干扰”一般是私益妨害,“不合理危害后果”主要针对公益妨害。
  对于私益妨害进行“不合理干扰”检验是指法官比较造成妨害的活动外部化收益和外部化成本并作出判断。外部化收益是指妨害行为创造的社会效用、社会价值和公共利益,外部化成本是指妨害行为产生的损害。只有当外部化成本远远超过外部化收益时,法院才认为是不合理干扰。{1}(P526)法官是将被告行为产生的公共利益与对原告的干扰相比较,而不是将被告获得的个人利润与对原告的干扰相比较。如果法官查明被告行为造成的损害足够严重以致大于产生的公共利益,将发出禁令,命令被告停止侵害或清除污染物。
  对公益妨害进行“不合理危害后果”检验时,法官会综合考虑妨害场所环境、原告负担、原告忍受能力、被告活动在当地是否是正常的、活动的时间先后、受侵犯权利的性质、土地使用历史,以及其他情况,作出危害后果是否合理的决定。例如在Lincoln Properties,Ltd.v.Higgins[2]一案中,干洗店主将含PCE的废水排人干洗设备附近的排水沟,进而污染了购物中心地下的土壤和水体。由于受到的损害不同于公众遭受的妨害,购物中心有权根据《资源保护回收法》和《加州公益妨害法》提起诉讼。法庭查明“重大和严重的危害”(imminent and substantial endangerment)(即“严重的危害后果”)并不要求必须是人们或其他形式生命受到威胁,“严重的危害后果”还包括损害大气、土壤和水的环境,因此店主行为足以适用《资源保护回收法》和《加州公益妨害法》上的排除危害责任。法庭进而发出一个禁令,命令干洗店主清除PCE。{2}(P97—116)
  (二)13本理论和实践
  在13本法学理论方面,原田尚彦主张,对于明显地会引起人的生命损害等严重健康损害的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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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Ronald G.Aronovsky.Liability Theories in Contaminated Groundwater Litigation.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Forensics.Vol.1,September,2000.

{2}Washburn Law Journal.2002 Vol.41

北大法宝

{3}(日)原田尚彦著,环境法(M).于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日)野弥生.尼崎公害诉讼第一审判决(J).环境 公害,2000,Vol.29,N0.4.

{5}(日)村松昭夫著,杨素娟译.日本公害审判制度的改进与律师的作用(A).王灿发.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和实践(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6}金瑞林.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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