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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权利问题研究与中国当代劳动法观念的更新
【英文标题】 The Research of Rights and the Innovation of Notion in Labor Law in China
【作者】 李拥军【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权力本位;权利本位;社会本位;劳动关系
【英文关键词】 power—oriented;right—oriented;society—oriented;labor relation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5年
【期号】 5【页码】 149
【摘要】

正确的观念是正确理论的基础,先进的观念是先进制度的先导。我国传统劳动法学的落后首先是观念的落后,因此,只有注入权利的思维来实现劳动法研究的观念更新,具体要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利益一致到利益协调的观念转变,才能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劳动法律制度。

【英文摘要】

Corrective notion is the basis of correct theory,and advanced notion is the forerunner of advanced system.The labor law in China is out of date,and,among which the most significant is its notion.Therefore.the notion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power—oriented to fight—oriented,from state—oriented to society—oriented,from unifying of interests to harmonizing of interests,so as to establish a modem legal systems of labo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rket econom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430    
  
  权利作为标明和实现人的利益的手段从来都不是抽象的,法对权利的确认与保护是通过各个具体法律对各种不同性质和样态的权利的规定来实现的。劳动权是现代人权的基本形态之一,它是通过劳动法的具体保护来实现的,现代意义上的劳动法从根本上说就是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然而我国现存的劳动法律和劳动法学由于受传统劳动法研究的影响,许多方面根本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人权保护的要求,我国的劳动法学必须跳出旧传统的羁束,用权利的思维、方法、模式和理念来深化劳动法学研究,从而从根本上实现观念的更新、理论的发展和制度的创新。传统中国劳动法学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是观念的滞后,主要表现在没能确立劳动权利本位的观念。笔者认为只有注入权利的思维来实现劳动法研究的观念更新,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它理论的发展和法制的创新。
  一、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
  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有优势地位,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主流文化的价值趋向,宗法制度是维系该社会的纽带。因此,在该种社会经济条件下,其主流文化必然表现为一种“权力文化”。在古代中国公权力具有绝对至上的位置,私权利受到极度的漠视。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人只能从属于社会共同体——国与家,个人无权利可言,只有众多的义务——对君主的义务、对国家的义务、对父母的义务、对家庭的义务等。这种文化针对少数人来说是权力本位的,针对多数人来说是义务本位的。
  我国建国之初选择了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是典型的“权力经济”。在计划经济中,社会的概念被抽象到国家的概念之中,个人利益被抽象到国家利益之中,经济问题也要赋予政治意义。整个社会强调国家的管理和公民的服从。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型或权力型的社会,计划经济不过是旧制度的翻版。自然经济下,国家将民众控制在家族或家庭之中,通过培养个人对家的孝,从而实现对国的忠。计划经济将公民控制在单位之中,通过单位对职工的管理从而实现国家对公民的控制。理论上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很多权利,但由于他连诸如劳动力、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基本资源都不能自由支配,加之用人权国家垄断,所以劳动者连最起码的劳动自由都没有,其它权利就更无从保障了。因此,计划经济下的个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而是一种畸型的“国家人”、“单位人”。{1}(P77—78)国家控制单位,单位控制职工,公权力牢牢地控制着整个社会。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正是我国传统劳动法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公权力垄断下形成的国家本位或权力本位思想是其主导思想。近年来,随着劳动法研究的转向,虽然说这种思想已不占主导地位,但也未完全消失,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仍有遗迹。其主要表现为:
  1.将劳动法不是定义为劳动权益保护法而是定义为劳动行政管理法。比如赵林余等主编的《企业法律管理基础》一书中将劳动法定义为“劳动管理法”,{2}(P231—252)1990年国内一部相对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将劳动法称为“劳动行政法”。{3}(P2)有些学者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劳动行政法或劳动管理法的概念,但当阐述劳动法的地位时,往往将劳动法与民法、经济法相区别,却单单不与行政法相区别。[1]笔者认为,民法、经济法、行政法是与劳动法性质最为相近的法律,这些学者的以上作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认为劳动法律实际是行政管理法的观点。
  2.认为劳动法的首要作用是“合理组织社会劳动,巩固和发展劳动组织”、“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贯彻党的劳动政策、保证建立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工资机制或劳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加强国家对劳动工作的领导”等,而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2]
  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依据对劳动关系进行分类,认为劳动法调整:全民所有制单位中的劳动关系、集体所有制单位中的劳动关系、个体经济中的劳动关系、私营或民营企业中的劳动关系和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劳动关系等,[3]这种区分是计划经济中主体身份不平等的体现。
  4.将工会定位于国家劳动管理协助机关,认为调解劳资纠纷是其主要职能,偏离了以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为首要职责的方向。[4]
  经过几十年的痛苦抉择,我们终于选择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因为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主体必须先有自由。市场配置实际是市场主体在利益驱动下自由支配各种资源,从而实现社会动态发展的过程。市场经济是平等经济,各种主体一旦进入市场,不论规模与实力的大小,也不论国有、集体、民营或外资,无高低贵贱之分,平等交易,公平竞争,一切交易须自愿、等价、互惠、互利。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4}(P76)契约是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最基本的联系方式,是主体权利互易的形式。没有契约,经济关系无法维系,诚实信用无从保证,各种交易无法进行。正因如此,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权利经济,它的发展靠的是市场主体的自主活动和对各种资源的自由支配。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P82)追求利益是商品社会中人的最一般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正是无数个为个人利益而追求的人才推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计划经济下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劳动关系转变为利益化和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劳动者对劳动力享有所有权,他可以自由地选择用人单位。同时,用人单位要获得稳定、充足、优质的劳动力必须以给予劳动者足够的利益为条件。劳动力资源配置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政府不是劳动关系的支配者而是服务者,这种服务的目标是使劳动者权益得到实现,劳动关系协调发展。
  劳动关系虽然表面上建立在劳资双方地位平等的基础上,但事实上劳资双方是不平等的,劳动者始终处于弱者地位(后有详述)。法律的价值在于公平,而公平的本质在于对弱者的扶助,因此现代劳动法从本质说是维护弱者——劳动者权益之法。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直接规定劳动者的权利,二是规定用人单位的义务,三是规定政府扶助劳动者、规束用人单位的职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现代意义上的劳动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有的学者称之为劳权本位。{6}(P42)也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劳动法学的研究观念必须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根本性转变。
  二、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
  个人、社会、国家是三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也是人生存与活动的三个不同的领域。它们的逻辑结构应该是个人组成社会、社会抽象出国家。社会处于个人和国家的中间地带,强大的市民社会是个人权利得以实现,国家民主得以发展的基础。市民社会好比是个人与国家间的缓冲区,它的存在既能阻却了国家对个人权利控制的张力,同时市民社会的共同志趣又能规束个人的盲目行为,降低个人行为的破坏性。纵观历史长河,这三种力量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专制时代,国家权力无处不在,它吞噬了社会,进而使个人依附于国家之中。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市民向国家索要权利,市民扩展社会空间的斗争。但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饱受国家之害的市民阶层,一旦取得政权之后,便异常排斥公权力甚至于将之视为一种必要的邪恶。他们认为:公权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为了不可容忍的祸害。”{7}(P3)因此,他们倡导极端的个人主义,认为完全能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奉行“守夜人”式的国家,个人本位为其指导思想,绝对的私权神圣和契约自由是它的立法特征。
  但历史并没有按照市民阶级的初衷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加,也带来了贫富的极端分化;它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了满足,却使另一部分人失去了工作;一部分人的财产权利虽然获得了绝对实现,但同时他们也正在用日益增长的优势有形或无形地限制或剥夺了另一部分人获得财产的机会;契约自由变成了强者压迫弱者的合法依据。{8}(P93)“‘自由变成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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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董保华等,社会法原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赵林余等,企业法律管理基础(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3}董保华,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常凯,劳权本位:劳动法律体系构建的基点和核心(J).工会理论与实践,2001,(6).

{7}(美)潘恩.潘恩选集(M).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程燎原、王人博,权利及其救济(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9}(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王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

{10}(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A).王闯译、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北大法宝

{11}(苏)亚历山大洛夫.苏维埃劳动法(M).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

{12}关怀,劳动法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

{13}史探径,劳动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14}常凯,劳动关系·劳动者·劳权(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

{15}王全兴,劳动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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