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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论中国死刑发展趋势
【英文标题】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Death Penalty in China
【作者】 田文昌颜九红【作者单位】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中国死刑制度;严重犯罪;民意;死刑废除
【英文关键词】 death penalty system in China;severe crime;popular will;the elimination of death penalty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5年
【期号】 2【页码】 27
【摘要】

现阶段,死刑的威慑力和一般预防的作用受到广泛质疑。就中国适用死刑而言,死刑不是严重犯罪的杀手铜,应在死刑与重刑主义之外寻求和制定更为科学的刑事政策;死刑误判危害是巨大的也是双重的,不仅给无辜者造成终生难忘的伤痛和屈辱,而且严重损害了国家司法公正的形象;死刑适用应体现立法中已表达的民意,而不是屈从于局部民愤而扭曲法律的规定。中国死刑制度在大幅度削减的基础上,最终走向废除,这是我国死刑的发展趋势所在。

【英文摘要】

At the present stage,the function of deterrence and prevention of death penalty is widely doubted.In China,death penalty is not the most effective tool against severe crimes;more scientific criminal policies should be sought and made.The mis—judge of death penalty has fatal and dual harmfulness.It not only confers sadness and mortification to the innocent,but also besmirches the image the state judgment.The application of death penalty should embody the will of the people by law,but not distort the stipulation of the law inorder to meet some people’s wrath.The future trend of death penalty will be that greatly reduce the application of it then abolish it ultimate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407    
  
  死刑是人类最古老的刑罚种类,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曾占据过最重要的地位。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死刑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死刑不再是最重要的刑罚方式,其威慑力和一般预防的作用也受到广泛质疑。目前,世界上超过半数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废除死刑或者不再执行死刑。[1]我国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可以处死刑的罪名多达69个,是1979年刑法所规定的27个死刑罪名的2.55倍。这与世界刑罚发展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中国死刑何时能够大幅度削减?中国死刑有废止之日吗?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其意义已远远超出死刑本身,而与中国的法治建设息息相关。
  一、死刑与严重犯罪的关系——死刑的威慑力有多大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死刑的威慑力是无与伦比的,死刑在阻止犯罪人实施严重犯罪方面,具有十分有效的一般预防作用。废除死刑,社会就会大乱,是万万不可能的。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大误解。如果说死刑对于严重犯罪具有威慑力的话,这种威慑力也是十分有限的。
  (一)犯罪人实施犯罪具有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往往是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因素和犯罪人主观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死刑的阻吓作用只能在某些时候、某些人身上有所体现,但总体作用微小,尤其对突发性犯罪。对于经济利益诱惑大的犯罪以及行为人不要命的犯罪,几乎没有什么威慑力。
  联合国1988年进行了一项关于死刑和杀人罪比率之间关系的调查研究。研究表明,尚未发现科学的证据证明死刑比无期徒刑具有更大的威慑效果,而且在未来也不可能发现这样的证据。所发现的证据在整体上仍难以支持关于死刑具有威慑力的假想。[2]
  我国的情况,可通过盗窃罪法定刑的几次变化来观察。1979年刑法盗窃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加重盗窃罪的处罚力度,规定其法定最高刑为死刑。根据当时的司法解释,[3]盗窃两、三万元就被判处死刑的不在少数。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刑法取消了普通盗窃罪的死刑,只对盗窃金融机构和盗窃珍贵文物两种特殊盗窃罪保留死刑。然而,从1981年至2001年盗窃罪案以及严重盗窃罪案的发案数量来看,死刑的一般预防作用微乎其微。中国20余年来的盗窃罪案发案数量没有因为规定死刑而大幅度减少,也没有因为废除死刑而激增。[4]
  死刑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效果不大。在我国,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出狱后,只有不足5%的重犯率。假设死刑犯可以重生,其重新犯罪的比率也很小。因此,死刑的特殊预防效果不大。一般预防,是指警示社会上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使其不致走上犯罪的道路。一般预防的理论基础在于假设那些想犯罪的人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不去实施犯罪。实践证明,这种假设成立的前提是有限度的。因为,许多人在实施犯罪时往往感情冲动,根本无暇去权衡惩罚问题便一蹴而就。这种情况在重大暴力犯罪中更为普遍。可以说,长期以来,人们所公认和普遍接受的关于刑罚一般预防的理论是建立在对人的本性的过于理性化的想象之上的。符合实际的认识应当是,在诸多引起犯罪的动机因素中,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1}。
  (二)我国经过多次“严打”,被“从重从快”执行死刑的犯罪人数量不少,但是,现如今严重暴力犯罪并没有持续下降的势头,反而不断出现重大恶性刑事案件。这一现象,应当促使国人科学地认识死刑问题,并对长期以来坚持的重刑主义观念进行反思。
  我国1983年开始第一次“严打”以来,进行过多次“严打”[5]和各种专项斗争,死刑的适用数量不小。但是,严重犯罪案件不但没有持续下降,反而在略有收敛以后呈上升态势。而且,恶性暴力案件频发,不断出现象鹿宪州、白宝山、张君、黄勇、杨新海、李平平、李义江等骇人听闻的杀人、抢劫、强奸恶魔。“杀人者死罪”这样的基本社会常识,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震慑作用。象鹿宪州、杨新海、黄勇等这些人或者对社会极端仇视,或者长时间游离于社会之外,缺乏正常的情感反应,对他人的生命早已麻木了。明知杀死他人会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们已经不在乎了。这印证了菲利的话:“用暴力来矫正暴力总不是一种好方法。在中世纪,刑罚异常严酷,但犯罪也同样残忍。社会在与犯罪的残暴之间的斗争失去效力时,便会恶性循环。”{2}(P78)
  历史上面对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恶化的状况,人们总把原因归结为惩罚不够,打击不力,并倾向于重用死刑,加大对犯罪人的惩处力度。立法者和执政者也总是以这样的观念制定刑事政策。[6]但是,由此导致的恶性循环,却被社会大众忽视了。[7]是继续重用死刑,使罪刑内在的比例关系进一步受到破坏,进而导致深一步的恶性循环,还是在死刑与重刑主义之外寻求缓和社会矛盾的策略,制定更为科学的社会政策,追求宽容平和的社会主义建设环境?这一抉择十分紧要。贝卡利亚说:“刑罚重到一定程度后,其威慑力呈递减的趋势。持续地适用死刑,其震慑效果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小。”{3}实践证明,这是科学的断言。
  二、死刑与误判——人命关天
  人死不能复生。在死刑判处中一旦出现错误,即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错判一个人死刑的危害要远远大于错放一个杀人犯,被误判者的家属、亲友,将对中国的司法制度产生极大的怀疑,并直接体现为与司法人员的对抗,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误判在世界各国都是避免不了的。因为人类总免不了犯错误,司法人员也不例外。[8]在我国,以下几种情况影响死刑判决,使死刑误判可能性增大:
  (一)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是,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配合多,制约少。尤其是对于重大刑事案件,常常是政法委牵头,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使三机关互相制约徒有其名。律师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普遍存在着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质证难等一系列困难,其合理意见难以被采纳,作用微乎其微。而且,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律师辩护率不足40%,并且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这样就导致了刑事案件在审判中严重一边倒,被告人的辩护权受到极大限制,被告人的其他各项合法权益极容易受到侵害,可能被误判死刑。甘肃武威冤案、[9]辽宁李化伟案件、[10]云南杜培武案件[11]等等,都是典型例证。
  (二)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广泛存在的指供、诱供、刑讯逼供现象,使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的情况频繁出现,增加了死刑误判的可能性。将口供奉为证据之王的思想和做法,虽然在我国受到批判、在法律上予以否定,[12]但是,这种批判和否定不够彻底,尤其是针对地方上有重大影响的恶性暴力案件,司法机关的破案压力很大。为了突击结案,有可能对犯罪嫌疑人使用疲劳战术、暴力手段、甚至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不惜代价逼取口供。再加上某些办案人员自身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淡薄,认为犯罪分子不打不老实,不打不成招,不打破不了案,使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绝。由此导致的死刑误判情况,危害是巨大的,也是双重的:不仅给无辜者造成终生难忘的伤痛和屈辱,而且严重损害了国家司法公正的形象。
  (三)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缺陷使死刑的救济程序缺少了关键的一环。死刑复核程序设立的目的,就在于贯彻我国“慎杀、少杀、防止错杀”的死刑政策,在于多一个程序,多一道把关,因而多一个发现错误的机会,以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死刑复核程序作为一个特殊程序应具有三种特性:一是最高性,即审判法院必须具有最高的级别;二是最严性,即审判程序必须最为严格;三是最终性,即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复核程序的这三种特性是由死刑案件关乎被告人的生命权,一旦剥夺无法挽回的特征所决定的。{4}但是,我国1983年9月2日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均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1983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上述规定。发出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后来毒品犯罪死刑案件核准权也被下放到各高级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法刑法修改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下文继续下放死刑核准权,使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上述缺陷仍然没有得到纠正。死刑核准权的下放,一方面使死刑的适用失去了严格的程序限制,另一方面也使死刑案件在证据和适用法律的审查上缺少了关键的一环,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死刑误判的可能性。[13]
  三、死刑与民意——怎样正确理解民意
  (一)什么是民意
  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时常说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以民愤极大作为建议判处死刑的理由之一。我国司法实践中也一直提倡办案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判决是否反映民意,往往是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的直接体现。那么,到底什么是民意呢?
  民意,从字面上解释,就是民众的意见。一个严重刑事案件发生后,哪些民众会发表意见呢?通常有这样几个类型:被害人及其亲友;被告人及其亲友;司法机关;一般民众。被害人及其亲友希望犯罪人被判处死刑;[14]被告人及其亲属往往希望能留有活路,并且为此奔波努力,不惜代价。这两部分人的意见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不分上下,难以看出民意的内容。涉案的司法机关也有其看法,主要通过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表现出来,一般不会向社会公众传播案情。向社会传播案件情况的是新闻媒体。广大民众即民意的主体,主要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刊物来了解案情的。可以说,新闻媒体在民意的形成中作用重大。那么,新闻媒体所进行的舆论监督在刑事审判中应当起什么作用呢?
  舆论监督绝不应是舆论审判。我国刑事诉讼法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认有罪。”对未决案件,新闻媒体只应如实报道进展情况,并应慎重进行评论。过早对案件定性,甚至使用容易激起人们愤怒的激烈的评语,会错误地引导民众的意见,也就会使所谓的“民愤极大’’留有巨大疑问。民意受到误导,并进而成为影响判处死刑的因素之一,必然出现两个错误:第一,违反我国宪法126条和第131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所体现出来的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第二,使被告人受到不公正对待,严重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极易导致司法不公。诚然,我国司法界向来将公众的意见看得很重,并将民愤视为量刑的酌定情节。但必须认识到,若完全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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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Joachim Herrmann:Capital Punishment一Why it Needs to be Abolished?De Jure,Jaargang 20,Volume 2,1993.

{2}(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3}(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4}秦平,宋英辉,刘金友,田文昌.尊重生命,从慎重对待死刑复核开始(N).法制日报,2004—03—18(8).

{5}Joachim Herrmaann.日本死刑若干问题思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5).

{6}田文昌,颜九红.金融诈骗罪的两个误区及立法构想(J).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3).

{7}邱兴隆.比较刑法:第一卷(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8}(英)丹宁勋爵.法律的界碑(M).刘庸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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