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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追寻中国宪政的童年
【英文标题】 The Childhood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China
【作者】 俞荣根徐燕斌【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中国宪法【中文关键词】 宪政;宪政的童年;宪政运动
【英文关键词】 constitutionalism;childhood of constitutionalism;constitutionalism movements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5年
【期号】 5【页码】 26
【摘要】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转型时期。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宪政观念开始萌芽,并催生了20世纪初蓬勃的宪政运动。虽然这个时期在中国宪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从整体来看,却是处于宪政的童年。中国宪政童年的特征为君主宪政、官绅宪政、救亡宪政。但因对宪政工具性的理解以致中国宪政运动从一开始便偏离了宪政的实质。

【英文摘要】

From Opium War till the 1911 Revolution,China experienced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By the stimulation of extra factors,the ideas of constitutionalism germinated.and led to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s at the dawn of the 20th century.Although the period is quite critical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constitutionalism,its only the childhood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whole.This childhood is briefly reviewed in this paper,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constitutionalism is analyzed.Then,the reason that the constitutionalism fail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s discussed Still,the nature of that childhood is described as prince’s constitutionalism.official and gentry’s constitutionaliam,a constitutionalism to save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446    
  
  近代宪政理论的产生,是在恢复古代政治思想话语的基础上,对君主服从法律原则的充分发挥并付诸于实践的结果。它发轫于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时代。[1]宪政概念出现后,不久即在西方发展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政治思潮,进而对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的演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宪政是个多层次的概念,每个时期人们对它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宪政的内涵本身也在不断丰富。在中国,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主要是在经济和技术层面“师夷长技”的话,那么,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则主要是在政治制度层面效法西制。后面这18年,各种政改方案急促登场,而以宪政诉求最为活跃。但从整个中国宪政史来看,这只是宪政的童年时期。
  一、宪政观念的萌芽
  中国近代宪政观念的萌发,直接催化剂是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大清帝国封闭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洞穿。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失败,不仅在于科技的落后,还在于政治制度的衰锈。应时之需,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的论著逐渐增多。早在1875年,《万国公报》就曾介绍过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最要言之不过分行权柄而已”,“一曰行权,二曰掌律,三曰议法”,并具体介绍了三权的职能。该报还第一次把美国1787年的联邦宪法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内容相当详细和准确。{1}(P72—74)三权分立、宪法等概念的传人,无疑对中国宪政观念的萌芽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时期人物的作品中,虽不曾直接运用“宪政”这一词汇来论述宪政问题,而是以倡民权、设议院为话语的主题词。但正是通过“民权”、“议会”等词汇,描绘着一幅宪政的憧憬画。
  “民权”一词,最早使用者当是郭嵩焘。郭氏在1878年5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2}(P11)继郭嵩焘后,薛福成在他的日记中也这样写过:“其(指欧洲君民共主之国一笔者注)政权亦在议院,大约民权十之七八,君权十之二三”。{3}(P225)“民权常重于君”、“民权(占)十之七八”,这类断语在当时若播向社会,不啻是投了政治思想炸弹。惜为私人日记,未得广泛传播。然可看到,当时社会先进分子思想的前锋所指:重民轻君,弘大民权,倡行议会。它向着“宪政”迈开了第一步。
  此后,“民权”频见于著述,其思想内涵被当时的思想先铎们反复诠释,从而发扬光大。批判专制制度,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点。陈炽写道:“天生民而立之君,国家之设官以立民也。…至秦以后,(口+弗,左右结构)百姓以从己之欲,以天下奉一人”。{2}(P183)何启、胡礼垣说:“天下之所谓乱者,…其故实由于民之无权”、“民权者,合一国之君民上下而一其心者也”,{4}(P288)议院是民权的制度载体。故由民权而倡设议院,或反过来,由议院而论说民权,是必然的内在逻辑。薛福成在日记中称赞议院为西洋“最良”之政。近代最早提出开设议院要求的是开明官僚崔国因。崔认为:“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5}(P10)郑观应对议院最是衷情,考察甚详,论述亦精。他说:“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所以吞并四海无难也”。郑观应甚至设计了公选议员等议会制度的具体细节:“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6}(P95—97)
  与“民权”、“议院”相伴而生的男一个重要词语是“君民共治”。郑观应首先阐发了这种主张。他在《议言·论议政》中,在介绍了西方议会制度后写道:“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有可豫期者矣。”{6}(P96)王韬则明确提出了“君民共治”:“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意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呋,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7}(P23)“君民共治”,实为君主立宪的雏形。
  早期改良派还初步介绍了“人权”一词。如何启、胡礼垣高度赞扬了西方天赋人权的观念:“权者乃天之所为,非人之所立也。天既赋人以性命,则必畀以顾此性命之权;天既备人以百物,则必与以保其生家之权。”{4}(P288)虽说他们对于人权观念的理解还比较肤浅,且并未作进一步的阐发,但却孕育着重要的思想突破。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中国思想界对宪政的理解,是排除民主的价值含义的。如陈炽在《盛世危言序》中说:“民主之制,犯上作乱之滥觞也。”何启等还特别解释民权与民主的区别:“吾言民权者,谓欲使中国之君世代相承,践天位勿替,非民主之国之谓也。”{4}(P295)王韬也认为:“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7}(P23)表明了他们对民主价值的否定态度,意味着中国宪政童年的艰辛和曲折。
  民权、议会、三权分立、天赋人权,尤其是“君民共治”等政治法律术语的导入,在当时的中国,起到开化民智、启蒙思想的作用,这些思想家虽然不赞成民主立宪,只推崇君主立宪,但君主立宪不也是一种宪政吗?观念所函,话语所旨,“宪政”一词,已是呼之欲出了。
  二、宪政概念的产生
  “宪政”一词在19世纪末中国政治改革舞台上正式登场,是在戊戌君主立宪运动以后了。作为思想和实际运动的确切主题词的生成却晚于思想和运动本身,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尽管屡见不鲜,但具体到中国宪政史的考察上,总不免使人感到有些迟到的遗憾。
  很明显,当时的知识界和政治精英层创造“宪政”这一词语,基于以下三点:第一就是前文所述的民权、议会之类的宪政观念的流行,从而为宪政概念的产生奠立了思想的基础;第二点更为直接,就是戊戌变法这一“君主立宪”运动的推动;第三点虽然比较间接,但却是一种汉语文化的本根。这里所指的是,在古代汉语中早已有“宪”、“法”、“政”一类的词汇,它们为当时人们译介日文或英文的“宪政”概念提供了语言工具。
  “宪”之一词,汉语系统古而有之。据《说文解字》释义:“宪,敏也。敏者,疾也。谥法博文多能为宪。引申之义为法也。”《尔雅义疏》注云:“宪,表也,盖标表亦所以为法矣。”《辞海》列举“宪”的古义,据第一位的便是“法令”,并举《汉书·萧望之传》的“作宪垂法,为无穷之规”为证。在儒家经典中,作为“法令”的“宪”也出现过多次,如“宪宪令德”、“宪宪泻泻制法则也”。{8}(P911)我们常说古代君王“口含天宪”,正是以“宪”作为古代最高位、最重要的法令、纲纪之义来使用的明证。古代汉语中“宪”的这一词义,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介绍、宣扬西方宪政思想,并构建自己宪政理念可资借鉴的语词资源。诚然,古“宪”字不含有“民权”、“议会”之类的近代宪政观念,也不能把这些观念直接涵摄,变出“宪政”一词。真正激活这个古“宪”字,使之与近代宪政观念相整合而发生词义质变的,是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
  甲午战败,中国的知识分子痛定思痛,愈加清醒:宪大的中国之所以败于弹丸之地的日本,实质是专制政体败于立宪政体。康有为可谓一针见血:“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9}(P187)改革中国的专制政体,学习西方的宪政政制,渐成爱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同时,经过早期宪政观念萌芽时期的思想启蒙,人们对于宪政的一些基本理念,如民权、议院、君民共治,乃至人权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思想如果依然在旧的轨道上运行,无论其多么先进,其影响所及也还是知识文化界和社会上层。相对广大民众,他们只是少数。所以说,当时,宪政的观念远未深入人心。这一切,在百日维新期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康、梁领导的“公车上书”,将思想付诸于行动,将宪政的观念扩散到民间,使全中国人民经历了一次宪政思想的洗礼。小词儿都挺能整
  “宪政”一词正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它是由梁启超第一次使用和定义的。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899年,任公发表《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写道:“宪政(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之始祖者,英国是也。英人于七百年前,已由专制之政体,渐变为立宪之政体。……以至今日非徒能不失旧物而已,又能使立宪政体益加进步,成完全无缺之宪政焉。”{10}同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多次沿用这一概念,如“政体频变盖各国宪政之成就不过数十年尔”、“若英国之宪政则不然,自近古以来,非如各国之有大骚动,故能次第进步,继长增高。又各国之宪政多由学问议论而成,英国之宪政,则由实际上而进……”、“宪政之国,在欧洲则除俄罗斯土、耳其之外,其余各国皆是也”。这里,“宪政”已成为作者立论的固定名词,且下了一个定义:“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值得注意的是,在全文中,梁氏并未严格遵守自己对“宪政”所下的这一定义。按照“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来理解“宪政”,显然指的是英国之类的君主立宪政体。但这篇文章的下文中关于“各国之宪政”的说法,则又应包含民主立宪国家如美国、法国等的宪政形态在内。梁氏在此文的论述中,还使用了另一个重要概念“立宪政体”。它在梁启超以后的政论中经常提到,如《立宪法议》一文,梁氏写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日君主专制政体,二日君主立宪政体,三日民主立宪政体。”“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11}梁氏先把“宪政”作为“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来运用,继而又将“宪政”推衍为一切“立宪政体”。足见其所创之“宪政”一词,词义上等同于“立宪政体”,也启迪于“立宪政体”一词,或者说,也是“立宪政体”的“省称”。
  那么,“立宪政体”一词取自何处呢?据考,中国近代最早使用“立宪政体”这一语词的是黄遵宪。在他于1887年成书的《日本国志》一书中,曾提到:“四月废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审院,敕建立宪政体。”在书中还引用了该敕令原文:“…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图公益,渐建立宪政体……朕亲裁之立宪政体,盖谓仿泰西制,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治于法律中也。”“开国会之说,为迟为速,彼此互争;或英或德,又彼此互争。喧哗嚣竞,哓哓未已。而朝廷之下诏,已以渐建立宪政体许之,民论其究竟不敢知矣。”{12}(P46—50)黄遵宪的介绍的日本的“立宪政体”,明确地告诉人们这样的信息:“立宪政体”是天皇主导下通过制定国法进行分权,官民上下皆服从法律的政体。显然,这是一种君主立宪政体。
  黄遵宪曾任驻日参赞,他也是在这段时期开始对日本的研究的。《日本国志》一书,本为记叙、介绍,并重点研究日本明治政改之书。可见,“立宪政体”这一语词概从日本移植而来,或者说,是黄遵宪通过研究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总结出来的。《日本国志》正式刊印后,梁启超1897年为其作后序,可见梁最晚在1897年已见过此书。梁任公与黄遵宪私交甚厚,书信来往频繁,不排除梁启超的文章中出现“立宪政体”的概念是受黄遵宪的影响的可能。梁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深得古“宪”精义,又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直接参加君主立宪运动,集语言大师、思想家、政治运动领袖诸多身份于一身,通过他的笔端,将“立宪君主国政体”,或“立宪政体”一词,“省称”为“宪政”,是水到渠成的事。梁启超的贡献在于,在中国词语史和政治法律史上第一次完整独立使用“宪政”一词,并通过他这支“舆论界骄子”之笔和思想巨子身份的影响,使之迅即扩展为大红大紫的热门话语,引领社会思想的潮流,成为20世纪初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路标。
  三、宪政思潮的涌动
  《辛丑条约》的签订,大大加剧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各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划分,使中国人切实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各派政治力量都把宪政视为救亡图存之策。“宪政”一词的出现,简省明了,大大方便了宪政思想的表述、传播和社会动员。此后十年,宪政思潮如狂飙突进,在中华大地上奔涌。数其大端,不凡有二:
  其一日君主立宪思潮。戊戌变法失败,康、梁流亡海外,于1899年成立了“保皇会”,并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坚持他们所奉行的君主立宪道路,竭力阐扬君主立宪之义,将“务使上至皇室下至庶民皆范围于宪法之列”作为宪政追求目标。{13}(P21—22)立宪派人在国内办的许多报刊,亦都热烈趋从之。
  其二日民主立宪思潮。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恶化,尤其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实际上对东北进行控制的现实,使得一些更为激进的中国人已对满清政府彻底丧失信心。在海外的一些中国留学生由于广泛接触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对于宪政的涵义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开始形成了一股民主宪政思潮。他们不再将目标停留在对清王朝的体制进行枝节的修修补补,主张彻底抛弃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民主立宪政体,认为非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为此,他们积极组织力量,建立具有政党性质的革命团体,创办刊物、出版著作来宣扬民主立宪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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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4。

{2}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A).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5}殷啸虎,近代中国宪政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郑观应,盛世危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7}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叶绍钧,十三经索引(M).北京:中华书局,1987.

法宝

{9}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0}梁启超,各国宪法异同论(A).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四(C).北京:中华书局,1996.

{11}梁启超,立宪法议(A).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五(C).北京:中华书局,1996.

{12}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3}卞修全,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8.

{15}陈蜂,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16}刘笃才,关于清末宪政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2002,(1).

{17}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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