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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网络化社会的戏仿与公平竞争
【副标题】 关于著作权制度设计的比较分析
【英文标题】 Parody and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Network Society
【作者】 季卫东【作者单位】 日本神户大学
【分类】 著作权法
【中文关键词】 作者人格权 戏仿的类型 数码网络化 公平使用原则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3
【页码】 17
【摘要】

本文关于戏仿与著作权的讨论,侧重于数码网络化对法律秩序的深刻影响以及各种创新型制度设计。作者认为,对所谓公平使用原则的考量,必须以严格区分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为前提;中国现行著作权法极其强调对作者人格的保护,固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信息流通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也可以说,“馒头血案”与《无极》的碰撞,其实提出了一些涉及法与社会转型的根本问题:怎样才能避免通讯技术引起著作权的解体或贬值?人际互动与大批量的契约群以及民主决定的法律程序要件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重构?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对权利处理的不同方式进行比较。

【英文摘要】

In the discussion about parody and copyright,this article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great impacts of digital networking upon legal order as well as different new—type institutional designs.The author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American model and the European model of copyright law, and to consider the“fair use”principle in this context.The fact that China’s copyright law in force emphasizes protection of the personal rights of authors truly has its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However,this feature may also hinder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Therefore,it is possible to say that the clash between a brief video“Murder by Mantou”and a famous movie“Promise”actually raised some basic questions concerning law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following:How Can we avoid the disintegration or devaluation of copyright caus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How should we reconstruct the relations among personal interactions,a vast amount of contracts,and procedural requisites for free 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tic decision?The key to the questions is jus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e different ways and means for handling legal righ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82    
  一、主焦点:数码网络化对知识财产法的冲击
  谁也没有想到,2006年中国的开门红,竟是网络视频搞笑剧《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这部短片由数码信息技术的业余爱好者胡戈,采取改组和拼贴各种现成的映像资料的方式而成。内容基本上出自戏仿(parody),以20分钟的通俗小品,解构了电影《无极》以120分钟演绎的哲理叙说,赋予完全不同的涵意,其中巧妙的情节构思以及戏谑、滑稽的镜头搭配和画外音不时令人捧腹大笑。
  正忙于向国际影坛推销《无极》的陈凯歌导演,面对肆无忌惮地戏仿自己历时大约3年、耗费超过3亿的得意之作的视频短片,面对这个小品居然如此“轻易”地吸引走无数眼球、激发起不息欢声的意外场景,深感困惑、不满、愤慨。以至于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他禁不住要从道德上谴责胡戈,声讨“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1],并进一步宣称要提起诉讼、彻底追究侵权责任。于是,法律领域也顿时热闹起来。国家版权局新闻发言人虽然表态慎重,但明确指出有关争议应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2]。当事者双方已经分别委托律师处理有关纠纷,还有些热心的法律人主动说愿意免费为胡戈提供代理服务[3]。一些学术机构组织了专题讨论[4]。综合见仁见智的各种主张,多数专家的论述集中在对著作权的条文解释和技术性推理方面,侧重于知识财产保护程度的斟酌[5];也有些学者把推敲的层次提升到宪法原则的高度,主张表达的自由应该具有价值排序上的优越性[6]。
  如何定位戏仿及其限度,这本来就是著作权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陈凯歌对胡戈的聚讼纷纭,涉及的范围显然更广泛些,既把著作权法与税法同样具有全民性的本质揭示出来了,同时也使戏仿成为举国上下关心的热门话题,无论结局如何,都会在中国现代法制发展的史册上留下浓重的笔划。在我看来,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馒头血案”实际上也提出了在数码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位著作权法这样的崭新任务。因为视频等新媒体技术借助互联网可以向全世界自动发射信息,造成复制、改编以及传播的任意性,造成旧的举证责任规则空洞化,这种情形是各国现行著作权法都没有预料到的。不仅如此,这场争论还把沟通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以及法治范型转换等一系列制度变迁的需求都纳入了公共视野之中[7]。最近,有位记者就诙谐地采用“新媒体‘无极’时代”的词组,来表述数码网络社会的特色以及治理上的困难[8]。
  由此可见,如果把戏仿现象当作《无极》与“馒头血案”之间冲突和法律争议的主轴,那么,与戏仿平行的著作权光线折射后再聚集的焦点,就在于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数码网络化社会对法治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的问题。假设这样的光线向周围环境发散之后,再让它沿着公益反向延伸,其实还是会与网络结构里的秩序究竟应该如何建构这样的规范性问题相交。所以我认为,在这里各种议论内容及其背后的涵意脉络的主焦点,与其说戏仿本身,毋宁说应该落在以数码网络的普及为前提的制度设计上。
  二、戏仿的自由与著作权保护
  1.中国自古多戏仿
  尽管近世的道学家们在中国人脸谱上反复涂抹厚粉和浓妆,留下了过于严肃、模式化、一本正经、缺乏幽默感的印象,但实际上,我们从来就不缺乏戏仿的文化基因。早在战国时代,庄子曾经以假托儒家草创期师徒关于政治改革的对话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批评,把超越与机诈、责任与解脱拼贴在一起,颠覆了孔子的圣贤造型和高标德治的理想,使他的言行或多或少沾染些人间烟火味,甚至江湖气,俨然一位明哲保身的处世术教练[9]。以此为标志起算,中国的戏仿至少已经有两千三百余年的悠久历史。如果再往后推四百年的话,还可以举出更典型的实例:东汉学者张衡,一面捉摸着能及时预警山崩地裂的地动仪设计,一面以戏仿班固的辉煌颂歌《两都赋》的方式写下了《两京赋》,对腐化的繁荣极尽针砭之能事,并在其中咏出“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名句[10]。何况中国旧文学很强调拈用、缀合、膺古、点化以及典故反用的技法,始终延续着按照本调的表现形式写诗填词、和韵酬唱的传统,因此围绕某一名作各自争奇斗妍、版本翻新的笔墨游戏很繁盛是不足为奇的。虽然采用这类修辞手法未必都与讽刺相关,但流行所至,也有利于戏仿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不少诗词标题就明言“戏仿’[11],稍委婉些的譬如李商隐的七律《杜工部蜀中离席》[12],一方面暗示要追求杜甫诗篇那种心事沉重、忧国恤民的警醒而崇高的境界,另一方面又使之与座中醉客那种“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的日常生活谐趣以及自己的艳羡、留恋形成对照和嘲弄,就很得戏仿的个中三昧。
  一般而言,带讽刺意味的表达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基于愤世嫉俗,另一种是流于戏谑滑稽。与张衡大约同时在世的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Decimus J.Juvenalis)被公认为属前者,他舌锋尖刻如刀,公开亮出的招牌标语就是“愤怒出诗句”[13]。而作为其前辈的贺拉斯(Flaccus Q.Horatius)则归类后者,例如他在讽刺诗第一首《女巫卡尼蒂娅——普里阿普斯的述说》里,竟然不顾猥亵之讥公然让男根发言、以响屁成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大众娱乐狂欢的轻松情趣。远在尤维纳利斯还没有出生的古昔,孔子也说过“诗可以怨”[14],意谓不妨抱怨、揶揄以及讥讽时政,当然还要容许愤怒。或许是受圣人影响,西汉问世的《诗经。毛诗序》鼓吹了“下以风刺上”的批评精神,在文学艺术上也形成了“美刺”、“优谏”的传统。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虽然不乏禁令和“文字狱”作梗,虽然王朝之间也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基本上还是愤世嫉俗派左右着清议舆论。的确,司马迁早就在《史记》里留下了“滑稽列传”的篇幅,古典戏剧也有寓忠告于滑稽笑谈的表演策略,但当时也好、后来也好,真正以类似古罗马文学滑稽派那样的面目出现或出名者,屈指可数。
  固然也有些作品(甚至也包括学术性文章)介于两派之间。例如晚清民初的文坛怪杰、咱们北大老校友辜鸿铭的许多妙语,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看是“愤世”,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看就显得很有些“玩世”[15]。如果玩世的成分更多些,便成为犬儒主义(cynicism)。但辜鸿铭的绰号不是“犬儒”,而是“狂儒”[16]。他的话语策略以围绕中国传统现象的解释进行以新奇守故旧式的“抬杠”为基本特征,极其擅长在“喜新”的欧美人与“不厌旧”的中国人之间一击两鸣;不管正确与否,总是与普遍恒久的公理以及推进改革的时论大唱其反调,只要足够机智,这就可以通过颠覆性的符号操作给他人以新颖的感觉,并由此获取这样那样的虚名和实利。当然不能否认他在东西文化沟通方面也有些重要贡献。然而,挑明了看,反着说、对着干的“抬杠”其实多半属于一种戏谑滑稽的模仿。正如列许登堡(G.C.Lichtenberg)指出的那样,模仿有正反之分,亦步亦趋是模仿,“反其道以行也是模仿”[17]。
  不得不承认,1990年代以来中国都会的世风,颇有耽于饱食与游戏的趋势。因而市民的生活价值,或多或少,与罗马帝国五贤君时代相类似。借用尤维纳利斯的讽喻来表述,“为面包和马戏(paner et circenses)”而已[18]。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对过去宏伟叙事的反动,各种形式的戏说、搞笑、打趣、嘲弄、歪批甚至其末流的痞化也应运而生、广为流行。虽然在王兴伟的油画《东方之路》(1998年,戏仿“文革”期间为人治造势的思想宣传)、蔡国强的雕塑《威尼斯(收租院)》(1999年,戏仿改变经济基础的阶级斗争方式)、金海曙、林兆华的史诗般演出节目《赵氏孤儿》(2003年,对悲惨政治故事的双重戏仿)具有鲜明的愤世反讽色彩[19],但例如“玩的就是心跳”的王朔文学现象(198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黄金罡的剧本《阿Q同志》(1996年)、刁奕男的《风雨保尔·柯察金》(1998年)等先锋戏剧以及阎连科的古典小说新编《金莲,你好》(1997年),则明显地倾向于“告别革命”(李泽厚、刘再复的用语)之后的放松、俏皮、调侃以及对大小事件起哄看热闹,当然,也不乏某种玩世不恭的狂狷甚至极其深沉的虚无感[20]。特别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影碟风行全国之后,以香甜幽默的市民娱乐演艺为主食、也略带些批评性麻辣味的滑稽派的精神野餐似乎日益流行,其表达风格逐步向社会各方面渗透,并且大有争夺话语主导权的架势。数码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创作者与读者或观众、听众之间没有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更为“搞笑共欣赏、叫骂相与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戈的网络视频短片才赢得了占压倒优势的群众支持。爱法律,有未来
  2.被忽视的版权利益和作者人格
  无论是愤世嫉俗派的年头长,还是滑稽派的时兴短,在中国,戏仿作为整体现象的历史和规模都蔚为大观。这就引起一个问题,难道过去就始终没有发生过与此相关的著作权纠纷?在已知的范围内,似乎学者的考察尚未及此,但关于重视模仿前辈杰作的文化氛围导致忽视版权保护的命题已经引起注意。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安守廉(William P.Afford)教授认为,由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观念的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特别是诗画书法以及复古派散文,始终强调在模仿先例——作为自然以及共有经验而存在的法则——的前提之下的创意,无论原作者还是社会舆论都对模仿非常宽容,结果导致著作权意识无从发育[21]。固然,唐代已经出现针对擅自复印经典的禁令,宋代还建立了出版审查制并惩治私自翻刻行为,但目的是为了对异端邪说的政治控制,并不是保护作者个人的知识产权[22]。我国最负盛名的知识产权法专家郑成思教授不赞同这种政治化解释。他认为中国自1068年“禁擅镌”开始,已经设立翻印特权制度,并且宋代刻版禁制包含经济性动机,即防止合法编辑出版者以外的人“嗜利翻板”,并备有“追板劈毁”等制裁措施[23]。他还根据史料主张,宋代的版权保护涉及编著者和原创性,把非剽窃性劳动作为特许经济利益的根据[24]。在这里,我不对争论的是非进行判断[25]。只想强调,进一步考察并达成共识的关键,在于把原创性与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那种私人诉求究竟能否反映到制度的框架之中,并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
  实际上,虽然民间早就存在保护出版利益的要求,但中国法律似乎始终轻视对创作者以及典籍图册作坊的各种权利的认定、实施,而只注重与社会秩序相关的出版管理法令。其结果,个人的版权诉求只好往公序良俗、政治稳定之类上挂靠,以求获得些许制度化的保障。在这个方面书商的常见对策,正如晚清的叶德辉《书林清话》所揭露的那样:“不过意图垄断渔利,假官牒文字以遂其罔利之私”。就作者而言,文章经国的观念以及“三不朽”的追求自然而然地加强了重义轻利的道德指向,他们更在乎的还是精神上的满足,希望政府能主持公道维护自己的声誉等人格权益,以防止“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语出清初戏剧家李渔的告白)[26]。不妨推而论之,在中国著作权意识的深层,对人格品位的珍视往往重于对经济利益的要求,作者以及社会舆论对戏仿的态度容易趋于要求不抹煞姓名、不损伤声誉、最好事先获得本人承认。但在历代成文规定里,并没有对著作权的保障措施,也谈不上对戏仿的规范性限制。一般而言,中国社会风气对戏仿非常宽容,而作者的权益基本上被置之度外。因此,随着现代知识财产规范体系的完备,法律人特别强调对著作权的保护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
  3.现代著作权法中的戏仿自由悖论
  从1910年颁布大清著作权律,到2001年修改后的现行著作权法,所有条文的内容也均未涉及戏仿。这使得如何协调鼓励创作与促进信息流通这两种不同需求之间的关系、如何防止对著作权保护过度反过来压抑对知识成果加以应用的自由等等,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戏仿现象本身早已司空见惯,现在令人感到新鲜的倒是以下问题:既然正在强调对著作权的保护,是否还要继续承认戏仿的自由?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应该宽容到什么程度?对目前愈演愈烈的戏仿现象要不要采取一定程度的限制举措?原作与仿作之间的竞争,怎样才能不失公平并有益于文化、艺术、知识经济等的发展?如此等等。在社会结构经历数码网络化的巨变之际,这些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馒头血案”引起异常强烈的连锁性反应已经证明了立法和司法机关认真对待戏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既然过去中国一直没有相关规定,也缺乏法理上的研讨推敲,那么面对《无极》与“馒头血案”的现实矛盾时,不得不首先以外国的法律、判例以及学说为线索来理解戏仿的规范性涵意,在比较不同制度类型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生活中的现象和社会文化条件探讨解决有关纠纷、达成法益均衡的适当思路。
  一般而言,现代著作权法所理解的戏仿概念,属于讽刺性表达的一种形式,目的是嘲弄或批评,手段是模仿——这种模仿与剽窃的不同在于必须附加某些创造性劳动。戏仿现象不妨归纳为两种基本类型,即(1)在原作的系列制品或次级制品范围内的派生性戏仿(例如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之于吴承恩的《西游记》)以及(2)完全独立于原作的戏仿性新作(例如爱丽丝·兰得尔的《风起(The Wind Done Gone)》之于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Gone with the Wind)》。在实践中,因为原作有魅力才导致戏仿,所以原作者往往不以为忤。而戏仿要达到目的、得到认可,又必须技高一筹,否则就会被原作的精彩比得暗淡无光,反而自取其辱。在这样的意义上,戏仿甚至有可能比原作更难得,离不开新颖和智慧的贡献这类附加价值——不过,对作者自我戏仿则存在另外的评判标准,无论如何都会被认为是“江郎才尽”、创造力衰减的表现。历史上的确存在许多戏仿比原作更流传、更知名或者完全压倒原作的实例(当然还有许多或者更多的相反实例),像闻名全世界的文学经典《堂·吉诃德》,即一部对骑士传奇的戏仿作品,恶搞得这条著述路上“前车覆、后车诫”。
  但是,在这里似乎可以发现几个深刻的悖论。第一,戏仿在本质上既然是他人作品的翻版,那就绝对不会与他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拙劣的戏仿往往容易败坏原作的名声,而高超的戏仿则很可能有意无意地导致原作的权利贬值,在不同程度上带来经济的或者精神的损失。第二,原则上,戏仿不能以原作权利持有者的承认为前提,否则就会磨损讽刺的锋芒。但对未经承诺的戏仿又不能全盘许可,否则谁都来对名牌效应免费搭车,势必造成著作权制度分崩离析的后果。介于可不可之间的灰色地带很宽广,向侵权行为提供了方便,也给管理制度造成了困难。第三,没有讽刺就无所谓戏仿,而有讽刺则难免夹杂攻讦、暗藏恶毒、流于猥琐,事关原作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名誉甚至社会风气。但是,缩小讽刺的余地却又略等于削弱议论和反思的力度,难免在不经意间逐步陷入以一种宽容(保护私人权利)来抵消另一种宽容(善待公共批评)的不良循环。
  由此可见,从法律的角度来考虑,围绕戏仿现象的核心问题是:在未获原作权利持有者承诺的前提条件下,对原作使用的自由以什么为限度?对著作权保护不足,原作者的诱因就会减少,从而压抑创造动机、妨碍文化发展。反过来,对著作权保护太过分,信息流通的速率和规模势必受到影响,使用原作并花样翻新的各种活动就将趋于消沉。数码化、网络化使上述问题状况变得更加复杂了,但基本矛盾还是戏仿与原作的竞争。也就是说,表达自由与著作权保护之间的张力,即宪法原则与私法原则的张力,在戏仿现象中实际上得到了最充分、最鲜明的体现。法律人以及有关领域的研究者们,必须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之间反复探索,找出一个适当的均衡点,并以此作为规范性决定的基准。这正是近期内在关于“馒头血案”的讨论中人们不断提到公平使用原则的理由。
  三、所谓对作品公平使用的法理
  1.作为美国特色的公平使用原则
  首先应该认识到,“公平使用(fair use)”是美国著作权法的基本特色,并不能无条件地直接引进其他国家的审判实务。众所周知,美国在勃兴过程中非常重视经济价值的实现。反映到著作权保护上,就是立法宗旨强调特许利益要服务于社会目的,把著作权与作者的人格、个性、自然权概念等区隔开来,视为发展文化艺术事业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著作权概念与作为母法的英格兰1709年安娜法案之间存在本质性差异,对作者的人格权不予强调,个人利益上的得失基本上付诸市场竞争机制去调节,属于一种“社会指向的(society—oriented)权利”[27]。正因为这个特色,美国承认,根据一定的公共利益上的理由即政策性考虑,可以对著作权加以限制;而限制的准则,就是著作权法107条(17 U.S.C.§107,Limitation on Exclusive Rights: Fair Use)所规定的公平使用的法理[28]。甚至有的学者还把公平使用定义成市场失败的一种补救措施,暗示著作权内在的公共物品属性要求国家干预[29]。凡涉及戏仿的纠纷,除了另行规定的个别性权利限制之外,也主要根据这个公平使用的一般性条款进行权衡、处理。
  由于美国从“目的一手段”的功利主义角度界定著作权,使作者的合法利益相对化,只在极少数的场合承认作者的人格权,可想而知,在涉及戏仿纠纷时,一般只需考虑作为财产权的狭义著作权概念。而对方当事人为了限制知识产权的涵盖范围,按照法律推理的逻辑,势必强调表达自由原则,以具有更优越性的宪法规范为抗衡的规范性根据。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既然不能从包括人格权在内的广义著作权概念出发提出诉求,现行法律规定也因而多有残缺,作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就只有诉诸公平使用的法理——我认为这就是关于公平使用的一般性条款在美国的独特意义。其结果,自然而然会把一个私法上的诉讼案件置于公共性审议的聚光灯下,于是戏仿问题就成为美国人讨论著作权与表达自由以及政策性利益考量的最佳题材。在围绕这类纠纷的商议和交涉过程中,公平使用原则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取决于美国法与社会的条件,包括“健讼”文化、司法权优势的权力结构以及通过论证和讨价还价来进行制度创新的各种制度安排。正如中国民法通则132条规定的公平责任原则以及损失分摊的调整一直畅行无阻,主要取决于东方式司法的情境思维以及解纷须互让、双赢的精神结构,道理也是同样。但是,尽管不言而喻,仍然需要顺便提一下:在讨论戏仿问题以及利益权衡之际,不可以让公平使用原则与公平责任原则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相纠缠、相混淆。
  2.判断标准、司法政策以及竞争规则
  1976年美国著作权法107条对以前判例法发展的成果进行归纳和明文规定,提示了关于不被认为是侵犯著作权的公平使用的各种判断指标,尤其是必须在审判实务中斟酌考虑的以下四项要素:(1)使用作品的目的和属性,包括是商业性使用还是以非营利的教育为宗旨的使用,(2)著作权对象(作品)的性质,(3)在著作权对象整体中被使用部分所占的量和质的比重,(4)著作权对象的市场潜力或价格在使用之后受到什么样的影响[30]。显而易见,在这里受到重视的是作品,而不是作者,需要斟酌的是经济损失(根据发行的领域、质量、规模、价格、潜在份额等指标计测衡量),而不是精神损失。与此有关的权利处理基本上都可以采取契约方式,可以付诸市场调节机制。但如果原作者拒绝戏仿,即使事先征求承诺并愿意付费的戏仿也不许可[31],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就无法解决问题,可谓市场的失败,这时需要第三者的裁断,需要公平使用原则作为判决根据。关于使用的公平性标准,法官和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容许戏仿者使用原作品对社会更有益;不会对文化创造性活动的积极性造成实质伤害;原作品与戏仿作品之间不存在直接涉及销量和收益的竞争关系,等等[32]。
  根据上述判断尺度,“馒头血案”的戏仿完全可以获得认可。因为这部视频短片以个人欣赏为目的,没有商业性,谈不上与《无极》的市场竞争关系;已经形成独自的印象,不属于《无极》的派生作品,满足了创造性和劳动付出的要件;也有引用他人作品说明某一问题的旨趣,进行批评的社会效果,符合公益。关于戏仿的批评功能,不妨区分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原作通过戏仿成为批评的工具,例如“馒头血案”里借用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的新闻节目镜头那样的搞笑。概括地说,倘若戏仿主要是把原作当成对文化、社会的某一侧面进行讽喻的工具,几乎可以无条件得到认可。另一种是原作直接成为戏仿的目的,例如“馒头血案”嘲弄《无极》所描绘的情仇切换魔境以及表达技巧上的瑕疵。在这种情形下,对原作的戏仿或多或少能改变观众对原作的印象,影响到著作人的声誉,需要更加慎重对待[34];尽管如此,作为文艺批评的一种方式还是应该允许的。何况在某个电影已经众所周知的时候,引用有关镜头来传达讽刺意味,是以观众已经确立一定印象为前提的,否则也无法产生戏仿者所追求的那种在对照中显出滑稽的嘲弄效果,因此,在这里使用原作就属于使用客观事实(factual use)的范畴,不能以抄袭或篡改的名义追究侵权责任[35]。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宽容戏仿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例如2001年,以前面提到的《风起》戏仿名作《飘》为由而提起的诉讼案件作出终局判断,上诉审法院撤销了原审法院的中止发行决定,承认站在黑人立场批判奴隶制度的《风起》是公平使用了《飘》的内容材料[36]。相关判例中最为重要的是坎贝尔诉音乐录制公司案,其中法院对戏仿流行的电影主题歌“啊,漂亮女人”的反复音节和歌词的“嬉哈饶舌乐节目(rap number)”是否构成侵权所作出的审理结论是:尽管戏仿者具有明显的商业目的,尽管仿作搬用了原作内容的核心部分,但因为是站在黑人立场进行讽刺性社会批评,仍然应该属于公平使用[37]。更有甚者,对原作进行了整体性戏仿的作品,因为照抄全文的意图是进行反驳,所以也被判定为公平使用[38]。放宽著作权保护尺度的益处是可以鼓励点点滴滴的创意、促进对作品的大量使用,从而繁荣不同门类的文化产业。但是,另一方面,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的作品,如果在即将出版发行之际被擅自引用作为戏仿对象,这种情形并不为判例法所认可,恰恰相反,被归于不公平使用的一种[39]。在这里,对戏仿性使用的判 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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