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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研究
【英文标题】 A Study on Investigative Measures in Occupational Crimes
【作者】 朱孝清【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侦察学
【中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侦查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1
【页码】 128
【摘要】 职务犯罪是智能型、高隐秘型犯罪。职务犯罪侦查较之普通犯罪侦查,具有案件一般不会自行暴露、侦查进路一般是“由人查事”、物证少而言词证据和书证地位突出、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外界干扰大和证据收集、固定难等特点。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针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规定相应的特殊侦查措施,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步履维艰。为了提高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根据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需要,借鉴国外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法律应当增设技术侦查、派遣秘密侦查员、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以及测谎、强制证人作证等措施,完善拘传、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并建立和完善有关的侦查保障措施。
【英文摘要】 Occupational crime is a kind of high intelligent and deep—covered one.The investigation of this kind of crime has som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common crimes,and current laws do not specify different investigational measures.This author proposes some special investigational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needs and foreign experienc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6    
  
  犯罪的种类按性质划分,一般可以分为普通犯罪、职务犯罪、特种犯罪三大类。普通犯罪是以破坏社会秩序为主要特征的犯罪,如杀人、抢劫、盗窃、诈骗等犯罪;职务犯罪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或亵渎职责,以破坏国家管理职能和职务行为勤勉廉洁性为特征的犯罪,[1]如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犯罪;[2]特种犯罪是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特征的犯罪,如间谍、特务等犯罪。上述三种犯罪既有共性,又各有特殊性,因而法律在设置侦查措施时,既要考虑其共性,又要充分考虑各自的特殊性,以特殊应对特殊,只有这样,侦查措施才能满足其揭露和证实不同类型犯罪的需要。然而,我国现行的侦查措施,包括强制措施和侦查取证措施,总体上是根据普通犯罪的特点来设置的,基本上没有考虑职务犯罪的特点,因而难以适应揭露和证实职务犯罪的需要,致使侦查工作常常陷入困境,特别是对较高职务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往往不得不依赖纪检监察机关的非诉讼措施,严重影响了法定侦查机关侦查职能的发挥和对职务犯罪及时、有力地惩处。因此,研究职务犯罪侦查的措施,对于适应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提高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推进惩治职务犯罪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矛盾的特殊性,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矛盾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3]因此,研究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就应当从研究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和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人手。
  职务犯罪较之普通犯罪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1)犯罪主体是国家公职人员。在我国,职务犯罪主体绝大多数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少数犯罪(如行贿、介绍贿赂犯罪)的主体虽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他们所实施的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主体犯罪具有密切的联系。而普通犯罪的主体是一般公民,大多不具有特殊的身份。职务犯罪主体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和智商、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经验,犯罪时工于心计,善于谋划。因而属于智能型犯罪。(2)犯罪行为与职务具有密切的联系。职务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犯罪行为与犯罪主体的职务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行为,或者亵渎职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正因为该类犯罪具有这一特点,所以被称为“职务犯罪”。而普通犯罪在客观方面虽然表现形式多样,但都与职务没有直接的联系。职务犯罪行为的这种特殊性,使得其犯罪行为可以凭借职务行为作掩护或利用职权加以掩盖,因而属于高隐秘型犯罪。职务犯罪这两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职务犯罪侦查也有别于普通犯罪侦查,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4]
  1.案件一般不会自行暴露。普通犯罪案件一般有具体的被害人,有较明确的能够被人的感官感知的犯罪现场、犯罪痕迹或者犯罪结果,犯罪一般会因被害人报案、控告或被人发现而暴露,所以,普通犯罪侦查一般不需要研究案件的发现问题。而职务犯罪案件侵害的大多数是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除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犯罪外,暴力色彩淡薄,一般没有具体被害的自然人,不直接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公民控告、作证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像普通犯罪案件那样高;犯罪行为与权力相结合,作案手段狡猾隐蔽,再加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隐伏期较长,难以及时发现,因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一般不会自行暴露,属于“隐性犯罪”。正由于这一特点,使得客观上是否发生了职务犯罪案件、发生了多少职务犯罪案件,都难以被人们和检察机关所掌握,因而会出现群众认为职务犯罪严重而检察机关却无案可办的情况。
  2.侦查进路一般是“由人查事”。由于普通犯罪案件容易自行暴露,犯罪事实比较明确,只是犯罪人不明,故其侦查进路一般是“由事查人”,即从已经存在的犯罪事实人手,一步一步追查犯罪嫌疑人。而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一般先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但由于举报、控告者受多方面的限制,往往难以提供更具体的情况,有的甚至只能提供诸如“某某家中暴富,财产收支明显不符”、“某件事情不正常”等疑点,至于是否有犯罪事实、有什么样的犯罪事实,则不清楚。因而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只能从所掌握的案件线索和犯罪嫌疑人的职务行为人手,广泛收集有关证据,查出犯罪事实,故侦查进路一般是“由人查事”。
  3.物证少,言词证据、书证地位突出。普通犯罪案件大多以具体的人或物为侵害对象,因而大多有犯罪现场和犯罪痕迹,并且存在有形的危害后果,故在犯罪证据方面,物证(如指纹、脚印、凶器、毛发、唾液、烟蒂、精斑、伤口等)的地位突出。与此相适应,侦查中的现场勘查、侦查技术中的痕迹鉴定和同一认定占有重要地位。而职务犯罪案件大多不以具体的人或物为侵害对象,因而大多没有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也很少留有实物证据,即使存在某些实物证据,犯罪人也有充分的时间、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其毁灭或者掩盖,这就使得职务犯罪很少留下实物证据。职务犯罪的事实主要通过证人证言、会议记录、账册中的记录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等证据予以证明,如贪污犯罪案件中的账目、单据,贿赂犯罪案件中的行贿、受贿双方的口供等言词证据,渎职犯罪案件中有关知情人或有关文书对犯罪嫌疑人职务行为是否正当的回忆和记载,等等。因此,在证据体系中,言词证据、文书证据的地位突出;在侦查行为上,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以及收集文书材料就显得十分重要。
  4.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职务犯罪是特殊主体的智能型犯罪,有些主体还熟悉法律,懂得侦查技能,加上有一定的职权和社会地位,因而其反侦查能力特别强。主要表现在:作案前精心谋划、充分准备;作案时手段狡诈隐蔽,不留痕迹;作案后采取种种伎俩对抗侦查,如伪造毁灭证据,采取“洗钱”手段将赃款“合法化”,与同案人订立攻守同盟,利用职权威胁、阻挠知情人检举揭发,贿赂讨好有关领导或司法干部,以编织关系网加厚保护层,制造谣言散发材料诽谤侦查人员,动用新闻工具施加压力,调动关系网或煽动群众阻挠查处,等等。
  5.外界干扰大,证据收集和固定难。由于职务犯罪嫌疑人有地位、有权势,社会关系盘根错节,有些甚至与一些人结成荣辱与共的政治、经济利益共同体,一旦对其实施侦查,就会遇到其关系网的阻抗,说情干扰、威胁恐吓、打招呼、使绊子等等就会纷至沓来,使得侦查十分困难。同时,由于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的庇护,一些官员从局部、部门利益或个人声誉出发,对职务犯罪行为知情不报,有的甚至百般阻挠依法查处,使得侦查工作得不到配合,有些证据无法调取。此外,职务犯罪除侵权犯罪外,侵犯的多为国家和社会利益,个人没有切肤之痛,加上职务犯罪嫌疑人位高权重,一些证人慑于权势,怕打击报复而不愿作证,即使勉强作证,也容易产生反悔心理,证据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有些则因职务犯罪得到了好处(如贿赂罪、渎职罪中的受益者)而“知恩图报”,拒绝作证。即使有的证人作证,其证言作为言词证据,其客观性、准确性和稳定性均远差于物证,造成固定、采信困难。
  总之,由于职务犯罪侦查具有上述特点,使得职务犯罪的侦查比一般刑事犯罪的侦查存在更大的困难,因而要有效地侦破职务犯罪,就应当赋予职务犯罪侦查更多的措施和手段。
  二、国外职务犯罪侦查的有关措施
  针对职务犯罪和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为了保证职务犯罪侦查的顺利进行,有效打击腐败犯罪,世界各国除了赋予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以逮捕、羁押、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搜查、扣押、查封等常规侦查措施外,一般还赋予了一些特殊的侦查措施和有关的保障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大多不仅仅适用于职务犯罪侦查,但却反映了职务犯罪的特点,适应了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归纳起来,这些措施主要有:
  1.诱惑侦查措施。即侦查人员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为实施犯罪提供条件或机会,诱使他人实施犯罪,进而侦破案件并将其拘捕的一种侦查手段。根据所起作用的不同,诱惑侦查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即侦查对象本已存在犯罪意图和倾向,侦查人员的诱惑行为仅是提供了有利于其实施犯罪的机会或条件;另一类是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即侦查对象本无犯罪意图和倾向,由于侦查人员实施积极的诱惑,因而产生犯意并进而实施犯罪。一般认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是合法的,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则是非法的,因而为各国所不许。从国外情况看,诱惑侦查通常是指合法的诱惑侦查,即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诱惑侦查的特点一是主动性。因为一般的侦查措施都是在犯罪后实施,具有被动性,而诱惑侦查一般是在犯罪前实施,其目的在于促使诱惑对象实施犯罪并暴露,从而使侦查人员获取证据,并将其缉获,因而其侦查具有主动性。二是顺向性和直接性。凡被动侦查,其思维都具有逆向性,即通过收集证据,去“回复”和“再现”既往的犯罪事实;侦查人员认识犯罪事实必须通过证据这一中介,具有间接性。而诱惑侦查的犯罪事实及犯罪过程却能直接展现在侦查人员面前,使侦查人员能够像一般案件的证人那样,顺向而直接地认识犯罪事实和过程。[5]正因为诱惑侦查具有这些优点,因而被不少国家用于侦查隐秘性强且无明显被害人的犯罪。由于职务犯罪具有隐秘性强且无明显被害人的特点,因而诱惑侦查除适用于侦查某些普通犯罪外,当然也适用于侦查职务犯罪。例如在美国,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诱惑侦查不仅适用于侦查卖淫、赌博、贩毒、恐怖犯罪、有组织犯罪等普通犯罪,而且适用于侦查行贿、受贿、贪污等职务犯罪。[6]1980年初,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侦查人员化装成阿拉伯石油大亨,向一些国会议员行贿,请托他们利用职权在国会里代为“活动”,使1名参议员和6名众议员入彀。联邦调查局还曾派人化装成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向佛罗里达州的一名法官行贿,并将其送上被告席。联邦调查局还曾在调查洛杉矶警察局缉毒组9名警察涉嫌贪污罚没款的案件中,与当地司法机关联合导演了一场假贩毒行为,并在被警察“查获”后秘密摄录下警察私吞钱款的经过。上述案件都在美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在意大利,诱惑侦查不仅可以使用于普通犯罪,而且可以使用于职务犯罪,如意大利90年代掀起的反腐风暴,使一批高官纷纷落马,溯其起源,则是米兰市检察院派线人以要求承包工程为名,向米兰养老院院长基耶萨行贿。当基耶萨将贿金放入抽屉后,检察官和司法警察一拥而入,人赃俱获。基耶萨被捕后,反贪风暴由此拉开序幕,使得一大批高官落马。[7]在德国,1994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了诱惑侦查措施。由此可见,对于某些难以取证的特殊犯罪(包括某些职务犯罪),许多国家允许采取诱惑侦查措施。
  2.技术侦查措施。即侦查人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秘密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各种侦查措施的总称。技术侦查措施一般包括麦克风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邮件检查等专门技术手段。[8]技术侦查措施与普通侦查措施不同,具有侦查工具的技术性、侦查方式的秘密性、认识犯罪事实的直接性和对侦查对象民主权利特别是隐私权的损害性等特点,因而是一种“特殊侦查手段”。[9]技术侦查措施在国外普遍使用,不仅使用于普通犯罪案件,而且也使用于职务犯罪案件。例如在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第3条明确规定,对于间谍罪、叛国罪、谋杀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贿赂罪、金融诈骗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严重犯罪案件,可以采取秘密监听和录音录像的侦查措施。[10]在英国,根据有关判例法,在犯罪侦查包括职务犯罪侦查中遇到常规侦查手段难以获取证据或线索时,可以使用秘密窃听、电话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在意大利,根据刑事诉讼法典第266条规定,侦查重罪(包括职务犯罪中的重罪)案件,允许对谈话、电话和其他形式的电讯联系进行窃听。在澳大利亚,对于重要犯罪案件(包括重要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可以采取多种技术侦查措施,例如使用电话监听装置监听犯罪嫌疑人的电话;使用窃听装置纪录犯罪嫌疑人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谈话;使用监控设施跟踪犯罪嫌疑人的行踪等。[11]在德国,技术侦查措施也广泛适用于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e条、110b条等规定,在采取其他侦查方法将成果甚微或者难以取得成果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电讯监听、秘密拍照或录像、窃听等技术侦查手段。[12]在日本,根据《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第3条规定,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员认为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嫌疑人将进行犯罪的通讯时,可以依据令状对与犯罪相关联的通讯进行监听。在俄罗斯联邦,2001年《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86条第1款规定:“如果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和其他人的电话和其他谈话可能含有对刑事案件有意义的内容,则在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犯罪案件中允许监听和录音。”[13]这里的“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犯罪”也包括严重职务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允许在侦查腐败犯罪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如该公约第5条第4款规定:“法律应当为腐败犯罪的侦查活动规定适当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严重的案件中可以包括秘密侦查以及窃听通讯。”第50条第1项规定:“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14]由此可见,技术侦查措施是国外侦查严重职务犯罪的一种常用侦查措施。
  3.派遣秘密侦查员的侦查措施。即侦查机关派遣秘密侦查员收集有关犯罪证据的一种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线人、特情、卧底侦查措施等。这也是许多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侦查措施,例如在美国,对于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除了采取查阅有关人员的财产情况外,还经常利用耳目收集破案线索和证据,派遣特工人员进行化装侦查等。[15]在英国,根据有关判例法,在犯罪侦查包括职务犯罪侦查中,遇到常规侦查手段难以获取证据或线索的情况时,可以使用化装侦查、布设耳目等特殊侦查措施。在德国,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于严重犯罪(包括公职人员严重犯罪)案件,在采取传统侦查措施或技术侦查措施难以取得成果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侦查员卧底侦查、线人等措施。[16]在澳大利亚,对于某些隐秘型犯罪包括职务犯罪的侦查,除了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外,还可以使用线人或卧底侦查措施等。[17]
  4.暂停公职措施。即为了顺利侦查有关公职人员涉嫌的犯罪行为,检察机关有权暂时停止该公职人员职务的一种措施。例如在俄罗斯联邦,根据《刑事诉讼法典》第114条规定,在公职人员作为刑事被告人被追究时,如果需要暂时停止其公职时,则调查人员、侦查人员经检察长同意,报请审前调查进行地的法院批准后,可以对该公职人员采取暂停公职措施。如果被追究的刑事被告人是俄罗斯联邦主体的最高公职人员(俄罗斯联邦主体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并已经对他提起实施严重犯罪或者特别严重的犯罪的指控,需要暂停其公职的,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应当向俄罗斯联邦总统提交上述人员停职的报告,经俄罗斯联邦总统决定后,可以对上述人员采取暂停公职的侦查措施。[18]
  5.测谎措施。即为了判断犯罪嫌疑人的陈述是否真实,侦查人员通过测谎仪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检测的一种侦查方法。在犯罪侦查中,犯罪嫌疑人的陈述作为证据之一,始终被侦查人员所重视。而犯罪分子受逃避打击的本能所驱使,难免在陈述中存在谎言。因此,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侦查人员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识别谎言,与谎言作斗争,正如现代犯罪侦查学的创始人、奥地利学者汉斯·格罗斯博士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侦查员的绝大部分工作只不过是和撒谎作斗争。”[19]为了识别谎言,测谎措施就应运而生。测谎措施所使用的测谎仪是将心理学、生理学、医学、生物电子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融为一体,能对人说谎所引起的生理指标的变化情况进行检测,以推断被测者是否说谎的一种科学仪器。自从1921年测谎仪在美国研制成功以来,测谎措施在世界各国如美国、加拿大、日本、土耳其、南朝鲜、以色列、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等国都越来越多地将其运用于各种犯罪侦查中。如美国,将测谎措施列入侦查机关犯罪调查的常规程序,仅1982年,就进行了22597次测谎仪检测。1983年,里根总统曾颁布一项命令,要求联邦政府更加广泛地使用测谎仪来进行有关保护国家安全的调查,以防止雇员们向新闻界泄露机密情报。到1988年7月,联邦法院和23个州的法院都承认测谎仪的测试结果可以成为证据。[20]20世纪90年代以来,测谎仪被广泛运用到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的言词证据地位突出,为了鉴别言词证据的真伪,因而测谎措施更广泛地适用于职务犯罪侦查。
  6.强制证人作证措施。即规定证人有到场的义务,侦查机关可以强制证人作证的措施。证人到场的义务是大陆法系国家直接言词原则、英美法系国家反对传闻证据规则的要求,它包括证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到场义务和在审判阶段的到庭义务两方面内容。证人的到场义务表现为证人的可被强迫性,即可以强迫证人作证,如果证人拒绝出庭、拒绝进入证人席、拒绝宣誓或者郑重陈述以及拒绝回答依法向其提出的问题,则可以藐视法庭罪对其进行处罚。强制证人作证是许多国家法律规定的一项重要侦查措施,例如在美国,大陪审团有两种调取证据的措施:一是提交证据令,即责令任何人和单位提交与调查有关的某些特定文书和其它物品;二是作证令,即要求知情人和被调查人到场经过宣誓作证。如果收到以上两种令状的个人或者单位无正当理由故意拒绝提交指定的文书或者物品的,或者拒不到场的,将受到“蔑视法庭罪”的处罚;如果作伪证的,要受到伪证罪的处罚。澳大利亚1995年《证据法》第12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a)每个人都具有作证的适格性,并且(b)对于某事实具有作证适格性的人可以被强迫作证。”[21]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8条第1款规定:“证人有义务应法官的传唤出庭,遵守法官根据诉讼要求而作出的规定,并且有义务如实回答法官的发问。”[22]《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9—111条规定,任何被传唤到庭作证的人,均应当出庭、宣誓并作证。如果不到庭,预审法官可以采取传讯措施,通过警察强制其到庭,并处第五级违警罪的罚款;如果证人出庭但拒绝宣誓作证的,预审法官也可以对其处以同样的刑罚。对任何公开声称认识某种重罪或轻罪的犯罪人而又拒绝回答预审法官为此向他提出问题的人,应判处11天至1年的监禁和375至2万法郎的罚款。[23]德国、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也都有类似的规定。
  为了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有效获得证人证言,许多国家和联合国建立了证人保护制度和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证人保护制度的内容包括对证人的身份和住址保密或者不让证人公开作证、证人及其家属的人身和财产保护、住所转移、更换身份或整容等特殊保护。例如美国1970年《有组织犯罪法》第501条规定:“在任何人被指控参与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法律程序当中,授权美国检察长为政府证人、潜在的政府证人以及政府证人和潜在的政府证人的家庭提供安全保护。”对于特殊证人,可以进行紧急迁居、长期迁居、变更身份、整容等特殊保护。在英国,法律规定了对证人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予以保护、证人可以不公开作证。[24]在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8条明确规定:“如果告诉住所则证人、其他人员将受危险之虞的,可以许可证人不回答住所问题,而是告诉他的就业、公务地点或者其他一个可以传唤的地址。在审判中,如果公开了证人的身份、住所或者居所则对证人或者其他人员的生命、身体或者自由造成危险之虞的,审判长可以许可证人不对个人情况问题作出回答或者只是告诉以前的身份。可以确定证人身份的文件要存放在检察院保管。只有当危险消除时,才能将它们纳入案件档案”[25]联合国有关文件对证人的保护也作出了明确规定,例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2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措施,为就根据本公约确认的犯罪作证的证人和鉴定人并酌情为其亲属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者提供有效的保护,使其免遭可能的报复或者恐吓。在不影响被告人权利包括正当程序权的情况下,本条第一款所述措施可以包括:(一)制定为证人和鉴定人提供人身保护的程序,例如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将其转移,并在适当情况下允许不披露或者限制披露有关其身份和F落的资料;(二)规定允许以确保证人和鉴定人安全的方式作证的取证规则,例如允许借助于诸如视听技术之类的通信技术或者其他适当手段提供证言。缔约国应当考虑与其他国家订立有关本条第一款所述人员重新定居的协定或者安排。”联合国1990年通过的《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准则》第11条规定:“保护证人免遭暴力和恐吓的办法在刑事侦查和审讯过程中及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执法工作中越来越重要。此办法包括为掩护证人身份以免被告人及其律师获悉的方法、提供受保护的住所的人身保护、转移住所和提供资金援助。”等等。
  证人豁免制度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罪行豁免”,即不得就与证人证言有关的任何犯罪来起诉证人;二是“使用豁免”,即在证人被豁免后任何从证人那里获得的证言都不得在正在进行或随后进行的起诉中用来反对该证人。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都对证人豁免作了规定,例如英国《1981年最高法院法》第72条规定:“任何人在依据法律规定或者法院命令在特定程序中所作的陈述或者自认,不得在追究有关联的犯罪或者进行有关联的处罚程序中,用作不利于陈述人或者其配偶的证据,但陈述人因伪证或者藐视法庭而受追究时,不在此限。”美国《刑事程序统一规则》第732条和《证人豁免法》第六章第2条规定,法院强迫证人回答或者提供信息时,如果证人遵从了法院的命令,该证人不得因其遵从该命令而进行的回答或者提供的信息所涉及的任何行为或者事项而受到起诉或者刑事处罚,有关机构也不得根据证人提供的任何证言或者其他信息在任何刑事案件中用于反对该证人,但证人因伪证、藐视法庭而受到刑事追究除外。[26]由此可见,证人豁免可以用来对抗证人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强迫证人作证,获得有关证人证言,特别是污点证人的证言,以便查明其他人特别是严重犯罪人的犯罪事实。因此,证人豁免制度是司法机关侦破和打击重大犯罪的重要措施。
  7.侦查配套措施。即对职务犯罪侦查起到帮助或辅助作用的有关制度或措施。这些制度和措施虽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但却能转化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或者为职务犯罪侦查提供方便和帮助。从国外情况看,这方面的侦查配套措施主要有以下两种:
  (1)推定犯罪措施。即对职务犯罪采取一系列侦查措施后,虽然未收集到直接有关的犯罪证据,但是发现其所有的财产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且当事人不能说明其财产来源是正当的,就可据此推定其有罪的一种措施。这是某些国家所采取的一种对付职务犯罪的兜底性的手段。例如在新加坡,其《防止贿赂法》设立了两种推定犯罪措施:贿赂罪推定措施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推定措施。即该法第8条规定,依本法被追诉的人,当其被证明在政府或者公共机构供职中的任何报酬,是来自于与政府或者公共机构签订契约的人或者其代理人,该报酬应当视为本法认为的为了诱导或者回报而贿赂地支付、给予或者接受。如果被告人不能圆满地说明其拥有的财产与其已知的财产相符,或者不能圆满地说明这些财产的来源,即可被法庭作为证据证明任何证人在审判或者调查中提供的关于被告人接受或者取得任何报酬的真实性,从而被法庭定罪。在意大利,法律规定,经过侦查后发现,某公职人员的财产如果数额巨大,且不能证明财产的合法来源,其财产就会被没收或者被处以监禁。而为财产来源作假证明的,可处2—6年有期徒刑。[27]
  (2)金融保障措施。即为了有效防止不正当的现金交易、非法收取他人钱物等,而制定的有关金融制度。这是现代许多发达国家控制有关犯罪的重要金融制度,因而也成为查处公职人员犯罪的一种重要保障措施。从国外情况看,金融保障措施主要有以下三项:
  一是限制大额现金交易制度。即国家法律规定,如果交易的资金超过一定数量时,禁止进行现金交易,而只能通过其他形式进行交易的制度。美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联邦等国家都建立了这种制度。例如在意大利,为了防止犯罪分子通过洗钱的手段将非法收入合法化,法律严格限制在交易中使用大额现金和无记名债券,为洗钱提供方便的,要处以2—6年有期徒刑。在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规定,财产交易额超过法定最低工资额100倍的,不得用现金结算。违反这一规定的,财产交易将被宣布无效,双方所获得的收入应上交国库。同时,除在外国履行国家职能者外,禁止国家职员在国外银行有账户。在韩国,《公务员道德法》规定,为了防止资金外流,每次3千美元以上,每年1万美元以上的海外资金流动,应当向国税厅通报并接受检查。同时还规定,1993年8月12日以后的所有不动产交易,都要接受国税厅的资金来源调查。[28]由于确立了该项制度,在一些发达国家,进行现金交易的较少,且大额现金交易比较困难,一般多采取支票、信用卡、信用证等方式通过银行系统进行交易,这样就会在银行系统留下交易的记录,为侦查取证、侦破有关犯罪案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是财产申报制度。即国家公职人员每年应当定期向有关机关申报其本人、配偶、子女等的财产状况的制度。这是许多国家所采取的一项制度,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一定范围的“公职人员”必须申报财产;二是拒绝或不实申报者要受到定罪处罚。例如在美国,1978年颁布的《政府道德法》确立了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按照该法的规定,包括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在内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中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都必须按时申报其财产收入,包括可估价财产和不可估价财产,还包括其配偶和子女的财产收入。该法还规定了政府官员财产申报资料的保管方法、保存期限、公开方式、查阅手续、以及对拒绝申报和虚假申报的处罚办法。在意大利,为了防止和及时发现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的发生,制定了详细的财产申报制度,对不按时申报收入者,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000万里拉以下罚金。在韩国,1993年颁布的《公务员道德法》规定,政府要员、议员、法院、军人、学校、国家投资机关和地方自治团体的4级以上的公务员需要登记其财产,一级以上的官员需要公开其财产。拒绝财产登记者,要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1000万元以下罚款等。[29]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抑制非法收入,而且也为职务犯罪侦查取证提供了方便。
  三是存款实名制度。即所有公民在银行存款必须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的一项制度。这是许多国家所采取的一项金融制度,例如在韩国,金泳三于1993年8月12日宣布在金融机关实行存款实名制度,要求在银行进行交易的公民必须持居民登记证,以前在银行用假名进行的交易必须改为真名,否则给予一定的处罚。存款实名制还规定30岁以上的成年人财产超过5000万元、20—30岁的成年人财产超过3000万元、20岁以下未成年人财产超过500万元者,均需接受国税厅的财产调查。在澳大利亚。1991年建立了个人税号制度,规定每个公民可以在税务当局申请一个税号(税务档案号码),申请时必须提供个人有关身份证明。如果公民没有税号,则将以47%的最高税率从该公民的收入中扣除税金(有税号的税率为17%),外加1.5%的福利保险税。每个公民在银行开户都要报自己的税号,不论在银行开多少个账户,都只能有一个税号,如果违反上述规定,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30]由此可见,存款实名制度有利于查对每个人的存款数额,因而可以为侦查机关确认公职人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状况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总之,根据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许多国家设置了严密的侦查措施,以破解职务犯罪发现难、取证难、鉴证难和处理难:首先,为了有助于发现职务犯罪,规定了禁止大额现金交易、财产申报和存款实名等制度。其次,为了能够在职务犯罪过程中收集证据,侦破案件,设置了诱惑侦查措施。再次,为了保障在职务犯罪后有效收集证据,除规定了搜查、扣押、强制证人作证等普通侦查措施外,还设置了技术侦查、派遣秘密侦查员、暂停公职等侦查措施。第四,为了鉴别言词证据的真伪,设置了测谎措施。最后,在通过上述各种侦查措施不能收集到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还设置了兜底的推定有罪措施。这些措施和制度基本上适应了职务犯罪的特点,满足了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从而在侦查法律制度上为及时有效地侦破职务犯罪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的缺陷
  我国现行犯罪侦查措施具有单一性、不规范性和欠透明性的特点。所谓单一性,就是刑事诉讼法典只规定了常规的侦查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强制措施和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和通缉等八种侦查取证措施,而未对特殊侦查措施作出规定。所谓不规范性,就是除常规侦查措施外,某些特殊侦查措施(如技术侦查措施)仅在《人民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中作出授权性规定,其具体内容则在侦查机关的内部文件中加以原则规定,而有的侦查措施(如诱惑侦查等)则根本没有规定。同时,在侦查实践中,特殊侦查措施的使用也很不规范。所谓欠透明性,就是除常规侦查措施外,其他侦查措施均不公开透明,具有神秘感。至于职务犯罪侦查,我国法律则只赋予了常规侦查措施,而未根据其特殊性规定针对性的侦查措施。这是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在立法上的总体缺陷。具体地说,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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