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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
【副标题】 从万隆、多哈、坎昆到香港
【英文标题】 A International Legal Reflection on“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Self—Strengthening”in Last Fifty Years
【作者】 陈安【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
【分类】 国际经济法【中文关键词】 南南联合 国际经济法 WTO体制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
【页码】 85
【摘要】

WTO体制及其各项规则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年来举世瞩目的多哈发展回合谈判,说到底,乃是有关现行国际经贸立法进一步除旧布新的全球性多边磋商。多哈回合谈判于2001年底启动,2003年在WTO坎昆会议上因南北矛盾激化不欢而散。事后,各方又于2005年12月举行WTO香港会议,就多哈回合重启新一轮谈判,初步打破了僵局,但仍留下关键性争端难题,悬而未决。看来,2006年以内及其以后,势必又将面临另一番南北角力,前景难卜。本文根据五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南北矛盾中实行南南联合自强、力争更新国际经济立法的主要史实,并结合WTO香港会议的最新发展,以史为师,尝试探索和论证通过南南联合自强、更新国际立法的历史轨迹,指出:由于“南弱北强”的实力悬殊,弱小民族要求更新国际经济立法、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联合奋斗,只能在步履维艰中曲折行进,不能急于求成或盲目乐观,因此“速胜论”是缺乏足够根据的;另一方面,由于“南北依存”和“南多北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时代潮流,WTO香港会议之后即使谈判再度受挫或破裂,WTO多边体制也未必就此陷于瘫痪瓦解,无须过于失望悲观,因此“瓦解论”也是缺乏足够根据的。弱小民族要求逐步更新国际经济立法,争得自身应有权益,舍韧性的南南联合自强,别无他途可循。

【英文摘要】

WTO system and its rules is substantially all integral par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The Round of Doha Development Agenda(DDA)has actually focused on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embodied in WTO mechanism.WTO’s Cancun Conference failed in Mid—October 2003 without any agreement.Then,WTO’s Hong Kong Conference was held in Mid—December 2005 and concluded with some positive fruits,while leaving some key issues of the DDA pending to be re—negotiated and agreed before the end of 2006.It seems inevitable that the DDA would have to face a new round of haggle and wrestle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Nowadays it is hard to precisely predict its final results.However,this paper,from the posi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devotes to carefully research and summarize the history of and its lessons on the South—South self—reliance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By learning from the history,the paper tries to forecast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s Oil the DDA in the coming day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89    
  引言
  从法律的角度看,WTO体制及其各项多边规则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年来举世瞩目的“多哈回合”谈判[1],说到底,乃是针对有关世界贸易的现行国际经济立法如何进一步除旧布新问题而开展的全球性磋商,其主旨在于促使WTO现行体制及其各项多边规则——各项国际经济立法获得必要的更新和改善。
  多哈回合谈判于2001年底启动后,进展迟缓。2003年9月14日,就多哈回合展开谈判的“坎昆会议”即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由于南北两大类成员之间激烈的利害冲突,导致不欢而散,无果而终。经过两年多大大小小的折冲樽俎,又于2005年12月13—18日在香港召开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即“香港会议”,继续多哈回合谈判。此次会议初步打破了停滞两年多的僵局,获得一些积极进展,但仍留下若干关键性争端难题,悬而未决。鉴于两年来在主要议题上的南北矛盾迄今未能认真化解,看来,今后在新定完成多哈谈判的最后期限即2006年底以前,甚至在其以后,势必继续面临另一番剧烈的南北角力,前景殊难预卜。
  但是,如果认真回顾坎昆会议和香港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历史和现实,似乎也还可以梳理出若干线索,有助于探讨香港会议之后多哈回合谈判的大体走向。
  坎昆会议“失败”初期,世人基于立场和视角的差异,其“第一反应”也是颇有分歧的。归纳起来,约有四种看法:
  (1)认为“两败俱伤”:南北双方僵持各自的立场,形同冰炭,WTO前景暗淡,甚至面临瓦解;
  (2)认为“北赢南输”:北方保住了既得利益,南方要求太苛,“由于拒绝让步,穷国空手而归”(by refusing to compromise,poor countries have come away with nothing);[2]
  (3)iAN“南赢北输”:南方显示了力量,北方尝到了“苦头”,从此北方不敢轻慢、小视南方,多哈发展回合的谈判以及WTO体制可能从此步入坦途;
  (4)认为“输赢未定”:南北两方尚难分胜负,也未必“两败俱伤”,仍有望达到“双赢”——从南北新冲突走向南北新合作。
  对此次香港会议的结局,国际舆论的评价又再度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或称“香港会议圆满闭幕,获得圆满成功,为明年完成多哈议程奠定良好基础”;或称香港会议只是“促使多哈回合向前迈进了一小步”;或称香港会议之后“多哈回合前景依然暗淡”;或称“与其假装取胜,不如坦承失败”;或称“香港协议没有兑现多哈承诺,是对穷国的背叛”。
  这些看法,都不是全然没有“根据”,但也未必都很周全。如果站在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视角,则两年多以来,在坎昆会议和香港会议上以“20国集团”等六个南方成员弱势群体的团结和崛起为主要代表的南南联合自强,其来龙去脉,却十分值得认真回顾和思考。
  一、从万隆到多哈:五十年来南南联合自强始终在曲折中行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彻底改变数百年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本民族的积贫积弱,要求彻底改变世界财富国际分配的严重不公,[3]要求更新国际经济立法,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但是,这些正当诉求,却不断地遭到了在国际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发达强国即原先殖民主义强国的阻挠和破坏。它们凭借其长期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积累起来的强大经济实力,千方百计地维持和扩大既得利益,维护既定的国际经济立法和国际经济旧秩序。由于南北实力对比的悬殊,发展中国家共同实现上述正当诉求的进程,可谓步履维艰,进展缓慢。其主要进程大体如下:
  (一)南方国家的“万隆会议”(即首届“亚非会议”)
  1955年4月,《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向全世界宣告了亚非弱小民族共同的奋斗目标和行动准则:迅速根除一切殖民主义祸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并在互利和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为此目的,必要时可以“采取集体行动”,“采取一致的态度”,或“制订共同的政策”,或“在国际会谈中事先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促进它们共同的经济利益”。[4]可以说,正是从此时起,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南北矛盾十分尖锐和“南弱北强”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开始形成了明确的战略思想——南南联合自强。
  (二)南方国家的“77国集团”
  1964年6月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成立的“77国集团”,[5]是全球众多发展中国家实行南南联合自强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它们凝聚分散力量,通过联合奋斗,更新国际经济立法,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破旧立新的重要手段。
  这个国家集团,作为第三世界在联合国内部最大的联合体(as the Largest Third World Coali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组建迄今,已经41年多。在这段历史时期中,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它在南北矛盾一南北对话一南北合作的总进程中,通过南南联合自强,在更新国际立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遭遇到重大的困难,其影响力一度有所削弱。但进入20—21世纪之交,它又重整旗鼓,恢复了活力,开始了新的征程。
  1.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
  在这段时间里77国集团的联合奋斗是卓有成效的。突出的事例是:(1)1964—1968年大力倡导和率先制定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非互惠的普惠待遇”等改革方针和新的法理原则,推动了当时“GAIT1947”旧法律体制的局部改革;[6](2)1974年以压倒性多数票[7],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这些纲领性、法典性国际文献所确立的基本法律观念和基本法理原则,[8]是新型的国际经济法基本规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此后进一步建立新型国际经济法规范体系的重要基石。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这些基本法律观念和基本法理原则已日益深入人心,逐渐形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法律共识。[9]
  2.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许多国际多边谈判中,特别是在长达8年之久(1986—1994)的GAIT/WTO乌拉圭回合谈判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未能像昔日那样凝聚共识,集体决策,联合行动,从而往往在多边谈判中处在弱势地位。相形之下,发达国家,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大国和强国,却常能在旧体制之下,凭借其综合实力,操纵全局,在制定国际经贸大政方针及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游戏规则”(以下简称“法律规则”)方面,处在绝对主导的地位。
  有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回顾和总结了这一历史阶段中的缺失和教训,重新认识到南南联合在南北对话和更新国际经济立法中的重要意义,开始着手自身力量的重新整合。1994年它们一致达成《建立南方中心协定》(Agreement to Establish the South Centre)。据此建立的“南方中心”,是一个政府间组织(int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其主要宗旨是:加强南方各国的团结,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它们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新形势下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应有的共同政策取向和集体联合行动方针,加强研究,提出建议,供77国集团以及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决策当局参考和采用。其后,南方中心逐渐形成专门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出谋划策的一个小型“智囊机构”(a small think tank)。实践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该协定组建的南方中心,在凝聚发展中国家的意志和力量,强化南南联合,促进南北平等对话和南北互利合作,更新国际立法等方面,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智囊作用。
  南方中心的研究结论强调: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经济大政(macro—economic:work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及其有关国际经济立法,实际上由寥寥几个经济强国组成的七国集团所把持和操纵,没有任何单一的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因此,今后在针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的国际论坛上和多边谈判中,南方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才能赢得公平、公正和合理的成果。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根本利益,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通过精心研究和科学设计,调整和更新77国集团的纲领,重新协调不同的利益,重新增强共识和内部凝聚力。[10]
果然是京城土著

  (三)“南方首脑会议”
  2000年南方首脑会议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这是77国集团成立36年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会议。当时共132个发展中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或其代表聚首一堂,共商全球大计,其中心主题就是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加速全球化给众多南方国家带来的严峻挑战和重大风险;如何通过南方国家的团结一致和联合行动,敦促南北平等对话,力争南北完全平等地参与世界经济大政的决策和有关法律规则的制定;如何开展南北互利合作,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会议结束时,发表了《南方首脑会议宣言》以及为实现此项宣言而制定的《哈瓦那行动纲领》[11]。
  鉴于77国集团组织比较松散,亟需组建一个比较稳定的核心领导机构,此次首脑会议决定筹组一个“南方协调委员会”(South Coordination Commission),由南方首脑会议主席、不结盟运动主席、东南亚国家联盟主席、阿拉伯联盟主席、加勒比共同体主席、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等南方国家各大区域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共同组成,其主要职能就是统一协调和组织实施此次首脑会议制订的《哈瓦那行动纲领》和有关南南合作的各项决定。[12]
  此次南方首脑会议的上述举措和行动,引起举世瞩目。它促使第三世界众多弱小民族重新凝聚,重振旗鼓,焕发出新的团结奋斗精神。因此,国际舆论认为,它标志着77国集团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重大转折,也标志着进一步加强南南联合、更新国际立法、推动国际经济秩序除旧布新和破旧立新,开始了新的征程。[13]此时,原先的GATT体制已进一步发展成为WTO体制,因此,如何在这个号称“经济联合国”的新体制中发挥发展中国家集团的作用,提高自己在全球经贸大政及其法律规则问题上的发言权、参与权、决策权和制定权,就成为77国集团面临的新课题。
  (四)“多哈回合”的启动与中国的“入世”
  在众多发展中国家重新凝聚和强烈要求下,2001年11月10日,WTO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市举行的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称“多哈会议”)通过了《多哈宣言》,决定:以全球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问题为中心,全面启动新一轮的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以便对现有的WTO体制和规则,即有关的国际经济立法,加以必要的改善和更新。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中国自2001年12月11日起正式成为WTO成员。这就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在WTO体制内部开展南南合作和进行联合斗争增添了强大的中坚力量。
  从以上简略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第一,从万隆到多哈,五十年来南南联合自强、更新国际经济立法的过程,始终在曲折中行进;第二,由2001年多哈会议启动的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以及其后2003年坎昆会议和2005年香港会议上的风云变幻,实质上乃是五十年来南北矛盾冲突以及南南联合自强、更新国际经济立法的过程在曲折中行进的一个新阶段。
  二、多哈——坎昆进程中南南联合自强的新面貌和新曲折
  21世纪伊始,77国集团从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角度,回顾和总结了1995年初—2001年初WTO体制运作6年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在多哈会议召开之前19天,即2001年10月22日,发表了一份宣言,即《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关于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宣言》[14],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肯定了这一多边贸易体制及其法律规则在促进全球共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与积极意义,又指出了其中存在许多亟待认真贯彻实施的郑重诺言以及亟待纠正更新的现有立法缺陷,即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和不公;并就贯彻现有的合理协定以及纠正现有的各种立法缺陷提出了全面的改进建议,强调“必须全面地和诚信地实施乌拉圭回合协定并且纠正其中存在的各种失衡与不公”。[15]
  这些针对WTO体制及其现有立法缺陷提出的改进建议,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要求乃是以77国集团当时所实际涵盖的132个发展中国家发表共同宣言的方式,正式提交WTO最高决策机构——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显示出众多发展中国家在新千年新世纪伊始举行的此次南北多边谈判中,确是“有备而来”,确实是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不可忽视的有组织、有纲领的集体力量。
  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努力和共同奋斗下,上述有关改进WTO现状的许多要求和建议,被多哈会议接受作为重新审议和磋商的议题,并且在《多哈宣言》中特别强调:“WTO成员的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部长级会议)寻求把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益摆在本宣言通过的工作方案的中心地位”;[16]同时规定,在下一次即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坎昆会议)上,应当针对各项磋商谈判的进展情况作出评估,作出必要的决定。《多哈宣言》还明确规定:依据本宣言设定各项议题进行新一轮的多边磋商谈判,应当在2005年1月1日以前结束。[17]在新一轮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中,首屈一指的议题和难题是农业问题。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南北经济利害冲突的焦点和核心,也是南北经济合作的主要领域。
  以巴西、印度和中国为首的20个发展中国家经过磋商协调,形成了共同的谈判立场,并于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之前8天,即2003年9月2日,向WTO秘书处总干事递交了一份有关全球农业贸易改革的联合提案——《关于农业问题的框架建议》,[18]要求作为本届会议的正式文件,散发给与会的全体成员代表进行讨论,待取得共识后,纳入本届会议的宣言。这份提案的主要内容是:(1)削减国内资助。一切发达国家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的百分比指标,大幅度削减政府给予本国农业的各种优惠资助和补贴。(2)放宽市场准入。发达国家的进口关税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的百分比指标,加以削减,降低税率,扩大课税进口产品的配额(quota),对配额内的进口产品实行零关税;同时,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差别待遇,包括降低减税指标要求和延长实施过渡期间等。(3)削减和取消出口补贴。发达国家应当承诺在规定的年限内取消对本国农产品出口的各种补贴,特别是取消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的各种出口补贴。
  坎昆会议于2003年9月10日正式开幕后的5天中,各成员代表团纷纷阐述自己对新一轮谈判(多哈回合)各项议题的立场和看法,其中最主要的分歧集中在农业贸易改革问题上。[19]而会上的所有分歧,归根结蒂,最主要的是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之间带根本性的矛盾和利害冲突。由于各方立场差距甚大,争论非常激烈,预定在本次会议结束时发表的部长级宣言草案,几经修订,各方依然在发达国家放宽市场准入、削减国内资助以及削减和取消出口补贴的程度、幅度和期限等方面相持不下,无法打破僵局,形成共识,最终大会主席墨西哥外长宣布会议结束,草草收场。至此,坎昆会议继西雅图会议之后,再次不欢而散,无果而终。[20]
  此次会议虽以无果告终,但它在WTO体制的发展史上,在南北对话的发展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它突出地显示了南南联合自强在南北对话和更新国际经济立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十年来,在全球经贸大政问题的决策上,在世界贸易体制的设计和有关法律规则的制订过程中,一向都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而此次会议上,却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发展中国家比较紧密地联合起来形成各种集团[21],就全球性的经贸重大议题及其有关法律规则,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共同立场和主张,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其中的经济强国公开抗衡。这种新局面,显示了众多发展中国家联合奋斗的意志和实力,引起国际舆论的“刮目相看”。[22]
  事后不久,77国集团和中国的外交部长在一年一度的集会中总结了坎昆会议的得失,明确表示:此次会议未能就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问题达成协议,令人失望。但是,“在坎昆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在多项谈判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fundamental role)。我们郑重地重申,在今后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进一步开展谈判过程中,我们一定会在同等程度上继续显示出目标的一致和力量的团结。”[23]
  可以想见,经过此次坎昆会议的历练,发展中国家今后在多边谈判中,必将更加自觉地加强南南合作,以增强在南北对话中的实力地位,扩大自己在全球经贸大政及其法律规则问题上的发言权、参与权与决策权,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面对发展中国家的重新组合和联合奋斗,少数经济强权国家正在重新耍弄其分化瓦解的故伎,力图通过各种双边谈判或地区性安排,予以各个击破。
  由此可见,在当代国际社会中,有两种力量或两种走向:一方面是加强南南联合,推动国际经济立法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全面更新,从而实现公平互利基础上的南北合作和全球繁荣;另一方面是瓦解南南联合,从而维护少数经济强权国家在既定国际经济立法和国际经济旧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这两种力量、两种走向之间的国际较量和角力,今后还将长期存在。国际经济立法和国际经济秩序破旧立新、新旧更替的历程,依然任重而道远。但南南联合自强的道路合乎时代需要,定会与时俱进,越走越宽!
  三、坎昆——香港进程中南南联合自强的现状和前景
  坎昆会议“失败”后,自2003年10月至2005年11月,两年多以来WID体制内关于恢复多哈发展回合新一轮谈判的南北磋商,时冷时热“乍暖还寒”;南北两方虽各有妥协让步,但对垒、对抗的局面,迄未根本改善、改变。2004年7—8月间一度出现转机,似见“柳暗花明”,从而响起“乐观”的基调;但此后北方的强者、霸者又再开倒车,依然口惠而实不至,故谈判进展甚微,各方情绪又转化为“悲观”。简况如下:
  (一)坎昆僵局后南北多边谈判停滞不前
  坎昆会议结束以后,在2003年最后一个季度,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其不同的联盟,表达了它们愿意重启WTO多边谈判的意愿,其前提是它们关注的多哈发展议程能得到充分考虑。但在另一方面,主要的发达国家成员欧共体和美国,却刻意冷落多边,移情双边。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佐立克(Zoellick)撰文鼓吹:“美国不能无所事事,坐等那些‘不干’的国家”;并且积极行动,去和那些“愿干”的国家(“will do”countries)在双边基础上寻求“合作”。[24]南北两大类成员方之间谈判立场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致在这段期间多哈谈判基本上停滞不前。
  但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加速发展的当代条件下,眼看进入2004年之后,在日内瓦WIO总部以及各国首都之间各种类型、各种层次和各种规模的体现南南联合自强的外交磋商,接二连三,相当活跃,弱者们的综合实力和对话水平日益提高,不但不肯轻易就范,反而逐渐使美、欧寥寥几个强权成员自陷孤立。有鉴于此,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佐立克在审时度势之余,乃于2004年第二个季度抛出新招:以五个“最具实力的比赛对手”(“key players”)为目标,积极倡导和推动小型的、排他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五方利益集团”(Five Interested Parties)会商,其成员为美国、欧共体、巴西和印度(代表G一20)以及澳大利亚(代表凯恩斯集团),寻求打破谈判僵局。该“五方利益集团”进行了密集磋商,并在2004年7月中旬就《农业框架协定》的主要内容达成一致。
  五方利益集团的出现招致许多WTO成员(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其联盟)的批评。不过,上述会商方式中包含了代表20国集团的巴西和印度,开始打破了多年来GATT/WTO核心决策集团一贯纯由北方垄断的局面,就此点而言,它既是强者们欺软怕硬的体现,也是弱者们联合自强的小胜,值得认真总结。
  (二)南北多边谈判“柳暗花明”
  随后,经过了两个星期的紧张谈判和通宵达旦的最后冲刺,WTO的147个成员终于在2004年8月1日于日内瓦通过了WTO总理事会《多哈工作计划决定》。[25]这是一份关于主要议题谈判的一揽子框架协定,为如何进一步展开谈判的争论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经过坎昆会议后长达十个月的僵局,以欧盟、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迫于发展中国家南南联合的强大压力,终于在农业问题上做出了一些让步,并且同意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在多哈回合期间搁置投资、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问题不予谈判;相应地,发展中国家也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上作了一些让步,从而促成了这份框架协定的最终达成。简言之,南北各方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才将多哈回合的谈判从破裂的边缘挽救了回来,并把原定完成谈判的期限延至2005年7月底。
  对于这样一份框架协定,当时的WTO总干事素帕猜称之为一项“真正的历史性的成就”(a truly historic achievement),认为它巩固了各方对多边进程的信念。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佐立克甚至称其为“里程碑”(milestone)。[26]
  (三)南北多边谈判再度“浓云密布”
  长达十个月的僵局终于打破,“久雨初晴”,令人一度乐观,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上述协定实质上只是一个继续谈判的“框架”,仅限于列明基本原则、主要方针和抽象“承诺”,而各项十分棘手的问题均被留到随后拟定具体“谈判模式”(modality,又译“谈判细节方案”)阶段再逐一解决。
  随后开展的具体“模式(细节)”问题的谈判,自2004年8月初到2005年7月底,经历了各种层次、各种主题、各种集团和各种规模的会议磋商和讨价还价,在少数问题上虽略有进展,但在整体上,特别是在关键问题上,又出现了曲折、坎坷和障碍。
  WTO总干事素帕猜鉴于经过延长之后预定完成谈判的新期限(2005年7月底)即将届满,而自己的现职任期也将在2005年8月底届满,乃在2005年7月29日向WTO总理事会呈交了一份综合性的报告,其中概述了一年以来诸项议题谈判中的若干积极表现,之后,以大量篇幅缕述了谈判进展的步履维艰。他说,“令我遗憾的是,消极面超过了积极面。我的坦率评估是:要达到我们(完成多哈谈判)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显然,“我们根本不可能指望在今年7月底以前就农业方案的‘初步近似值’(first approximation)问题达成协议,从而也拖延了其他部门的谈判”。“2005年以来,在某些部长们聚会的场合,我们在日内瓦的工作有幸获得良好的政治推动。但是,问题就在于如何把这些政治推动转化落实为稳定可靠的工作进展。好几次,某些部长们碰头时原先已经取得的进展却再次开了倒车(backtracked)”。“令我十分焦虑的是:在谈判代表们当中,至今仍然可以看到一种走向破裂边缘(towards brinkmanship)的倾向,而且明知故犯。”[27]
  农业问题的谈判进展迟缓,远远落后于预期。其他领域的谈判,也大同小异。有鉴于此,素帕猜在报告中反复呼吁和敦促南北各方谈判代表加强“密集磋商”(intensive consultations),寻找利益的“交汇点”(convergence),各自尽可能“放弃长期僵持的立场,走向中间地点,实行必要的妥协”。他反复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即将于2005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具备坚实的基础,使它取得成功;并进而在重新设定的最后期限即2006年底以前,完成多哈发展回合的多边谈判。
  素帕猜这份类似“临别赠言”的综合报告,其通篇基调可以说是相当“灰色”、失望的;还夹杂着坦率的焦虑、善良的期待和委婉的无奈。这和一年前即2004年8月初“久雨初晴”和似见“柳暗花明”时的乐观情绪相比,形成相当明显的对照。
  2005年9月1日,帕斯科·拉米(Pascal Lamy)走马上任,接替了离职的素帕猜。拉米在会见媒体时,发表了简短讲话,寥寥三段,措辞低调,声称“大家都知道,我本人也必须时刻铭记:WTO总干事手中并没有魔杖(magic wand)。WTO的事务不可能按此法(挥舞魔杖)办理。WTO的成员们才有决策权。”[28]
  在2005年9月到12月上旬这段期间里,即在香港会议召开之前,还有四方面的新动态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1)南南之间的新互动:2005年9月9—10日,20国集团主管贸易的部长们在巴基斯坦布班市聚会,专门针对2005年12月将在香港举行的WTO部长会议商定共同立场。会后发表联合宣言,[29]明确要求发达国家立即承诺停止对其本国农产品进行任何形式的出口补贴,并“在5年之内最终取消任何形式的出口补贴”;同时,敦促发达国家逐步降低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征收的进口关税,向发展中国家扩大市场开放。值得注意的是:“部长们强调必须优先考虑加强20国集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的联盟(alliances)”;“欢迎33国集团(G33)、最不发达国家集团(LDCs)、非洲国家集团、非加太国家集团(ACP)以及加勒比共同体国家集团(CARICOM)指派协作人员”,继续协商,以便进一步强化利益交汇点(convergences)。显而易见,20国集团正在积极开展“横向串联”,进一步扩大南南联合自强的队伍和实力,以便在香港会议的南北新较量中更有力地抵制各种不公平的法律规则,要求制定和实施新的法律规则,最大限度地维护国际弱势群体的共同权益。
  (2)北北之间的新互动: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和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一直互相指责,彼此要求对方在农业补贴、市场准入、产业税收以及其他问题上率先采取行动。为此,其他国家呼吁美国和欧盟尽快消除分歧,打破僵局。在20国集团发出上述呼吁之后,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和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于2005年9月14日就农产品贸易问题举行了会谈。会谈后他们表示,他们的会谈是以20国集团今年7月提出的降低农产品关税相关建议为基础进行的。他们承认,双方为期两天的会谈没有取得突破,但美欧将加紧作出努力,就减少农产品贸易壁垒达成协议。[30]
  (3)南北之间的新互动:2005年9月14日,在联合国首脑会议开幕式上,美国总统布什对多哈回合问题作了冠冕堂皇的最新表态。他说,关税、农业补贴及其他贸易壁垒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的最主要障碍,各国应努力争取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就消除这些贸易壁垒达成协议。他还表示,美国愿意消除所有的关税、补贴和其他阻碍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壁垒。不过,布什在其慷慨陈词中附加了一个小小的条件,即“如果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的行动(as other nations do the same)”。[31]这就又把责任的“皮球”轻轻地踢到欧盟和其他国家那边去了。此种表态显然是又一次假仁假义和口惠而实不至。与此针锋相对并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77国集团的现任主席、牙买加总理帕得逊(J.Patterson)代表该集团131个成员国以及中国,在同一天的联合国大会“资助发展会议”上,也作了简短的表态。他强调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指出:“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各种磋商迄今也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成果足以指导香港部长级会议去改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单单设定各种目标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以只争朝夕的态度(a timely manner)去实现这些目标。时至今日,显而易见,我们不能只靠若干小打小闹的资助步骤来跨越发展悬殊的鸿沟,我们需要迈开大步,阔步前进!”[32]随后不久,77国集团131个成员国以及中国的外交部长们又在2005年9月22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第八点专门写道:“部长们强调,很有必要向今年晚些时候即将在香港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传达一项强硬的政治信息(a strong political message),要求会议在一切领域的谈判磋商中务必特别注意解决贸易体制中的发展主题(development dimension)”[33]。
  (4)WTO新任总干事的反复敦促:2005年9月14日,WTO新任总干事拉米首次主持“贸易谈判委员会”(TNC)会议,他呼吁和敦促各方加紧谈判,以便快步跑到(run—up to)香港的部长级会议;他强调“只有把有关发展的主题摆在谈判的中心位置,多哈回合谈判才能取得成功”,他期待香港会议若能达成重要协议,则2006年底结束本轮多边谈判的整体任务就完成了2/3。但他同时承认,世贸组织各成员必须付出极为艰苦的努力才能完成上述目标。[34]
  2005年10月6日,拉米应邀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发表演说。一方面,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占WTO成员的75%,它们在wm的一切谈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益和发展需要乃是多哈谈判议程中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多哈回合启动以来,已经四年,并且已经大大超过了完成本轮谈判的原定期限,时至今日,精打细算,距离香港部长会议的召开,只剩区区68天了。”就香港会议而言,“当前,这是一个‘计日程功’的问题,不是计月程功或计年程功(It is now a question of days,not months or years)……如果失败,我们大家就会失去唯一的机会,从而无法重新调整平衡世界贸易体制,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权益。”[35]
  七天之后,即2005年10月13日,拉米在WTO贸易谈判委员会的发言中,把最近的谈判局面比喻为一架引擎已经启动的飞机,尽管几台引擎已经嗡嗡作响,但是,“这并不能保证这些引擎能把飞机抬升到必要的高度,开始进发到香港,因为,还有一大堆工作有待完成。”拉米特别提醒大家,务必集中关注农业谈判,强调指出:“这一台引擎必须能把庞大机身抬升起来。如果这台引擎又发生故障阻塞,依然如故,那么,整架飞机就只能僵在跑道上,动弹不得!”[36]又过了三天,即2005年10月16日,在飞往香港视察会议现场之余,拉米在当地的外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再次敦促WTO全体成员务必密集磋商,加快速度,寻求妥协,并且又以飞机作譬。他说,当前的谈判“有如一架飞机,必需有一定的速度,才能飞行。你可以减速,但一旦减速到一定程度,以致速度不足以托起你自己的飞机,你的飞机便将轰然堕地!”“我们首先必须达成协议。尽管我对谈判前景并不感到沮丧,但我仍然担心手头还有大量任务有待完成。时不我待,我们甚至连一天也不容浪费虚度!”[37]
  2005年10月19日,拉米向WTO总理事会报告:各项谈判依然进展缓慢,农业谈判仍是关键问题。他提出,为了给香港会议作好准备,必须在2005年11月中旬以前提出一份体现谈判各方达成共识的初稿,以供进一步讨论。“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时间的严重压力之下,……我们必须马上行动!”[38]
  据新闻报道,2005年11月8日,拉米在日内瓦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部长级会议,旨在为加速香港会议的准备工作获得新的政治推动(political momentum)。[39]与会者有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瑞士、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巴西、中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埃及、南非、赞比亚、阿根廷、墨西哥、牙买加等二十几个成员的高级代表(部长、副部长或大使)。日内瓦外交界对此举议论纷纷,称之为“小型部长绿屋会议”,期待它能挽救香港会议的可能“失败”。但据有关信息,由于欧盟和美国坚持既得利益和既定立场,拒不在农业谈判的主要问题上作出较大让步,却掉转矛头,无理苛求发展中国家对来自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非农产品”,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和开放国内市场,因此,南北各方的关键性代表正在紧张地进行“口水战”(blame game)。巴西以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都认为:发达国家是否在农业问题上真正作出必要让步,改变其扭曲自由贸易的政策,乃是多哈发展回合谈判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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