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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论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
【英文标题】 On the Effect of Judged Facts【作者】 翁晓斌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法学院【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辩论主义 已决事实 预决效力【期刊年份】 2006年
【期号】 4【页码】 180
【摘要】 大陆法系的主流观点和通行制度不承认判决理由具有既判力,说明已决事实不具有预决效力。我国民诉法未明确已决事实是否具有预决效力,不同的司法解释对此问题虽有规定但存在冲突,且都与民诉法基本原则相悖。当前司法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坚持现行民诉法奉行的“实事求是”原则,实行“再审前置”,即在后诉当事人提出足以推翻前诉已决事实的证据情况下,中止后诉审理,待通过再审纠正前诉已决事实后,恢复后诉审理。未来修改后的我国民诉法则应当否定已决事实具有预决效力。
【英文摘要】 In the main view and accustomed system of Continental LaW System.it’s not acknowledged that the reasons in the judgement have the force of matter adjudged,which proves that the facts adjudged don’t have prejudging force.In our civil procedure law,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 facts adjudged have prejudging force or not.Different judicial explanations have regulations on this problem,but they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and they are all agains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In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this problem ought to be solved on the principle of“seeking truth from facts”,which is held by current civil procedure law.“Retrial ahead”ought to be practiced,that is,to pause the latter trial when the party of the latter lawsuit submits evidences strong enough to overthrow the facts adjudged in the former lawsuit and not to resume the latter trial until the facts adjudged in the former trial have been redressed through retrial procedure.The intending revised civil procedure law of China should deny the prejudging force of the facts adjudg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14    
  引言:从一个案例说起
  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由于工程本身的复杂性和延时性特征,当事人在履行过程中经常容易发生纠纷。且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真实案例:
  工程建设方甲将A与B两个建筑工程发包给乙施工,为此双方分别签订了A承包建设合同与B承包建设合同。A合同约定工程造价款为50万,B合同约定工程造价款为30万。两个工程施工完毕后进行工程款结算时,甲和乙分歧巨大。甲认为,其已陆续给付乙两个工程总额为80万元的造价款,故不再负有给付工程款义务;乙则认为,甲向其给付80万元款项属实,但它是用于支付A工程造价款的,由于A工程施工过程中实际增加了很多项目,最后实际总造价为90万元,甲向其支付80万元款项.A工程尚欠工程款10万元,而B工程款30万元则分文未付。由于双方无法协商解决,导致诉讼。
  施工方乙以前述理由先单独就A工程承包合同向法院起诉(前诉),要求支付工程余款1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甲向乙支付80万元系A一个工程的造价款,并且该80万元已足以支付A工程款.乙主张甲尚欠10万元余款,没有事实依据,遂判决驳回乙的诉讼请求。尽管甲胜诉,但其仍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认为一审判决在判决理由中认定其向乙支付80万元系A一个工程的造价款,属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依法改判。二审判决经审理维持原判。
  此后,乙以前述判决理由中认定的甲向乙支付80万元系A一个工程的造价款为依据,又就B工程承包合同向法院起诉(后诉),请求法院判令甲支付B工程款30万元。甲抗辨认为,其向乙给付80万元为A、B两个工程的造价款,因此B工程款已付讫。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甲向乙支付80万元系A一个工程的造价款这一事实,已为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甲主张B工程款30万元已付讫没有事实根据,遂判决甲向乙支付30万元工程款。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上述案例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前后两个案件判决的关系问题。尽管前后两个生效判决是分别做出的独立判决,但是决定事态结果的却只是一个判决,即前诉判决,后诉判决是建立在已生效的前诉判决(理由部分)认定事实的基础上的。这里所涉及到的已为生效前诉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通常简称为“已决事实”。从上述两个案例的关系中反映出来的前诉已决事实对后诉判决的事实认定所具有的决定性效力,通常简称为“预决效力”。然而,赋予已决事实以预决效力的做法,与大陆法系既判力理论的主流观点和通行制度存在明显的抵牾,在我国现行制度框架内能否成立亦大有疑问。目前,是否应当赋予已决事实以预决效力的问题,是令我国民事审判实践部门颇感困惑的重要难题之一。另外,鉴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修改后的法律如何规制已决事实的效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因此,就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问题展开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确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大陆法系主流观点和通行制度:否认已决事实具有预决效力
  本文探讨的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问题,在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是通过既判力理论和制度来解决的。既判力理论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说诉权论是关于诉讼的出发点的话,那么既判力可以说是关于诉讼终结点的理论”。[1]大陆法系通说认为,一旦判决确定后,判决即脱离诉讼并基于其内容而产生实质上效力,成为解决纠纷的最终判断。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断的内容,使其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断,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也应以该判断为基础判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换言之,确定判决所表示的判断不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都有强制性的通用力,当事人不得主张相反之内容,法院亦不得为内容矛盾之判断,此种判决约束力,称为“既判力”,也称为实质上的确定力。[2]既判力理论在体系上包括既判力的概念、作用、本质、主观范围、客观范围、时间界限(基准时)以及既判力与诉讼标的的关系等内容。其中,与本文论旨有关联的是既判力的客观范围问题。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又称既判力之事的界限,是指判决中哪些判断事项产生既判力的问题。按照大陆法系通说,[3]既判力原则上以判决主文中的判断事项为限,判决理由没有既判力。判决主文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对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诉讼标的作出的判定。因而,既判力在形式上系于判决主文,在实质上便是随为诉讼标的判断而产生,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诉讼标的的范围相一致。[4]不过,作为例外,判决理由中有关债的抵销抗辩的判断具有既判力。具体说来,判决理由中关于债的抵销抗辩的判断在两种情形下发生既判力。一种是认定被告主张原告对自己另外负有的债务并不存在,从而否定其相抵的抗辩。另一种情形是承认被告主张的原告对其负有的其他债务确实存在并判断将这笔债务在其金额限度内与原告的请求相抵。两种情形下,被告都不得就其主张抵销的债务再次提起诉讼。[5]
  从立法例来看,德国民事诉讼法322条第1项规定:“判决仅于以诉或反诉提起之请求经裁判之范围为限,有既判力。”日本民事诉讼法114条第1款规定:“确定判决,以包括在主文内的为限有既判力。”两者虽然在立法措辞上有差异,但诉讼请求事项即为判决主文之判断事项,其实质完全相同,都是关于既判力之客观范围的规定;且虽无明文,所谓判决主文之判断事项实际上与诉讼标的是范围一致的。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则直接指明了既判力客观范围与诉讼标的之一致性,其民事诉讼法400条第1项规定:“诉讼标的于确定之终局判决中经裁判者,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更行起诉。”按照我国台湾学者的解释,该项规定即为既判力之客观范围的规定。[6]可见,大陆法系既判力理论认为判决理由通常没有既判力的观点在立法中得到了贯彻。至于判决理由中有关债的抵销抗辩的判断具有既判力的观点,在立法中也同样得到了体现。
  大陆法系主流观点和通行制度否认判决理由具有既判力,也就意味着除了有关债的抵销抗辩的判断外,判决理由没有预决效力。大陆法系的诉讼理论认为,民事诉讼的主线是当事人之间展开攻击防御的过程,判决中的事实认定乃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攻击防御而形成的结果。所谓攻击防御指的是当事人各自提供攻击防御方法的诉讼行为。日本学者中村英郎认为:“所谓‘攻击方法’指原告或反诉原告为维护自己的请求而提供的事项。‘防御方法’指被告或反诉被告为驳斥起诉或反诉而提供的一切事项。”[7]所谓辩论主义,乃是对当事人围绕争议的实体性事实的攻击防御机制的理论概括。德国学者奥特马·尧厄尼希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法院只允许将其裁判建立在当事人提供的事实基础之上。其二,对那些事先已提出的事实是否应由法院收集证据,取决于当事人的行为。只有对方当事人对作出主张的当事人进行争辩的事实才有证明要求。无争辩的事实或者自认的事实不需要任何证据,即只允许法院在当事人双方确定的界限内审查事实的真实性。[8]日本学者兼子一将辩论主义概括为三项内容:第一,判断权利发生或消灭的法律效果所必要的要件事实(或叫主要事实),只要在当事人的辩论中没有出现,法院不得以它作为基础作出判决。第二,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所需要认定的事实只限于当事人之间争执的事实。至于没有争执的事实(自认及拟制自认),不仅没有必要以证据加以确认,而且也不允许法院作出与此相反的认定。第三,认定所争执的事实所需要的证据资料必须是从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方法中获得,不允许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9]
  在辩论主义条件下,否定判决理由的既判力的依据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10]:
  第一,程序保障的需要。根据辩论主义,当事人之间的攻击防御对于判决的事实认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判决的事实结论乃是当事人之间的攻击防御的结果,法院的作用不过就是对于当事人的攻击防御状态作出判断而已。既然如此,给予当事人以充分的程序保障亦即让当事人之间展开平等、充分的攻击防御对于判决的正当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否定判决理由的既判力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为了避免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受到侵害。作为判决理由中的判断对象的当事人事实主张相对于诉讼请求(诉讼标的)而言,处于一种手段性的次要地位。通常情况下,当事人更加关注的是法院针对诉讼请求的判决,而对事实的攻击防御则服务于实现其诉讼请求或推翻对方的诉讼请求的目的。因此,当事人往往不会对本案涉及的所有事实主张都展开充分的攻击防御。首先,如果当事人提出多个用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或者抗辩的事实主张,而其中任何一个事实主张成立即可以使其诉讼请求或抗辩得到支持,那么当事人双方就可能将攻击防御的重点放在其中一个事实主张上,而对其他事实主张不再展开充分的攻击和防御。其次,假如当事人双方争议的某一事实不过是对于判决结果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次要事实,当事人可能会认为没有必要而没有对此展开充分的攻击防御,也可能会出于节约诉讼成本或者促进纠纷的及早解决的考虑而不愿展开充分的攻击防御,当事人一方甚至可能因为不愿意在次要问题上纠缠不休而唯心地承认对方主张的次要事实——这是攻击防御不充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显然,如果赋予判决理由以既判力,一旦这些事实在今后发生的诉讼中成为决定诉讼结果的主要事实,就有可能让今后发生的诉讼中的当事人在没有获得进行充分的攻击防御机会的情况下而受到不利的判决。这种判决在理论上被称为“突袭性裁判”,“突袭性裁判”乃是侵害当事人的程序保障的典型表现形式。
  第二,提高诉讼效率、及时达成本案的诉讼任务的需要。就个案诉讼而言,其任务在于解决本案的实体争议,即就诉讼标的作出判断。如果承认判决理由具有既判力,那么当事人出于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诉讼中遭受不利判决的担心,就会对本案涉及的所有争议事实都严阵以待,而不是将攻击防御的重点围绕诉讼标的展开,法院亦有义务对于当事人争议的所有事实都进行认真的审理。这样一来,势必导致诉讼效率的低下,不利于本案诉讼任务的达成。如果否定判决理由的既判力,就可以消除当事人的顾虑.围绕诉讼标的展开灵活的、有选择的攻击防御,且某种程度上也会使当事人更易于作出自认,如此就会有助于法院迅速地对诉讼标的作出审理及判断。不仅如此,否定判决理由的既判力还为实行有利于迅速达成本案诉讼任务的“选择式”审理方式提供了条件。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为了迅速达成本案诉讼任务,法院不受当事人提出攻击防御手段之顺序的拘束,可以自由选择其中某一手段(理由)而为判断,以完结本诉讼;当事人在对判决主文无异议的情况下,不得以法院未按照其提出顺序进行判断为由而单独对判决理由提起上诉,以免影响本诉讼目标与任务的达成。这种审理方式学理上称为“选择式”审理方式。显然,如果赋予判决理由以既判力,“选择式”审理方式就没有了存在的合理性,法院必须对当事人争议的所有事实和提出的所有证据一一进行审理。
  第三,尊重当事人意愿的需要。在辩论主义原则下,诉讼当事人的目标以及本诉讼的任务即为解决诉讼标的或原告请求权之存否。限于该诉讼目标,当事人才放心自由地提出各样攻击防御方法,包括有不争执或自认自由。若判决理由部分对这些手段的判定也有既判力,从而影响了当事人对其它请求权的主张,超出了当事人对其攻击防御行为后果的预期,则显然有违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诚然,如果赋予判决理由以既判力,则当事人可能不得不对本案所有的争议事实都展开充分的攻击防御,其不争执或自认的自由受到压制,同样有违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需要指出的是,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在否定判决理由具有既判力的同时,允许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将既判力延伸到判决理由上。如果当事人的意思包含着要将既判力延伸到判决理由上,则当事人可以利用法律规定的“中间确认之诉”的方式,将诉讼标的前提问题明确转换为另一诉讼标的,此时自然既判力的效果延及该等前提问题,[11]由于“中间确认之诉”将本诉的判决理由转化为了该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虽然客观上实现了当事人将既判力延伸到判决理由的意愿,但与判决理由不具有既判力的原则并不冲突。
  司以看出,大陆法系国家民诉法学者关于判决理由不能有既判力的论理是深嵌于其诉讼理念与制度环境的,其间具有深刻而特定的逻辑关联。
  否定判决的既判力及于判决理由的制度自设立以来,即在大陆法系内部一再遭到质疑和批判。如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等即认为,法官的使命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当事人急切的一时要求,更重要的在于维持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将来的安全性。此等安全性须有赖于赋予判决理由以既判力而约束后诉,才能达成;并且,规定判决理由具有既判力还能够防止前后两诉判决出现矛盾,提高司法权威。[12]但是,迄今为止,否定判决理由具有既判力的观点依然占据着通说的地位,否定判决理由具有既判力的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得到自始至终的坚持。
  二、我国现行制度下已决事实的效力冲突及其解决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已决事实的效力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75条第4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这在我国法律上首次明确了已决事实在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但仍没有明确已决事实是否具有预决效力的问题。当事人就已决事实无需举证,并不等于已决事实具有预决效力。如果允许在后诉中否认已决事实的当事人提出反证,则审理后诉的法院仍然要就该事实进行审理,如此已决事实没有预决效力。反之,如果不允许在后诉中否认已决事实的当事人提出反证,则审理后诉的法院应直接认定已决事实,说明已决事实有预决效力。《适用意见》没有规定在后诉中否认已决事实的当事人是否可以提出反证,可见该司法解释并未就已决事实是否具有预决效力提供答案。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诉证据规定》)就已决事实的效力作了补充规定。其第9条第1款重申了《适用意见》75条第4项的内容,即“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第2款作了补充,即“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从这一补充条文可见,《民诉证据规定》否定了已决事实具有预决效力。从文字表达的前后逻辑对应关系来看,《民诉证据规定》9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是指在此情形下,不得免除主张已决事实的当事人在后诉中的举证责任,即主张前诉已决事实的当事人仍然应当就该事实举证证明。既然如此,在反对已决事实的当事人提供了足以推翻已决事实的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就应当就已决事实的真伪重新审理,且可以判决推翻已决事实——如果主张已决事实的当事人无法提出新的证据证明已决事实成立的话。所谓已决事实具有预决效力,指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后诉当事人不得对前诉已决事实再行争议,审理后诉的法院必须将前诉已决事实作为判决的前提,不得重新审理,更不得予以推翻。鉴于《民诉证据规定》9条允许审理后诉的法院在一方当事人提出足以推翻已决事实的证据的情况下就已决事实的真伪重新进行审理,且可以推翻已决事实,足以说明该司法解释不承认已决事实具有预决效力。换言之,《民诉证据规定》只是赋予了已决事实以免除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效力,但否认其具有预决效力。《民诉证据规定》的这一立场与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和制度相符,也与我国民诉法学界部分学者的观点一致。近年来,我国民诉法学界的不少学者恪守大陆法系理论传统,坚持认为判决限于其主文中对诉讼标的的判断有既判力,判决理由并不具有既判力。[13]具体到已决事实的效力问题上,则认为它只是起到相对免证的效果,是一种可用反证推翻的推定,显然不属于既判力范畴。[14]
  然而,关于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问题,存在着与《民诉证据规定》相矛盾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颁布的《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再审意见》)第8条明确规定:“对终审民事裁判、调解的再审申请,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四)就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生效法律文书,再审申请人对后一生效法律文书提出再审申请的……”根据该法条规定,后诉判决如果关于同一法律事实的判定与前诉判决存在矛盾,那么当事人便可以对该后诉判决申请再审,法院也应当予以再审。根据这一规定,当事人在后诉中以反证推翻前诉已决事实显然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若是允许如此,则势必出现“就同一法律事实,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生效法律文书”之情形,而这正是《再审意见》8条所规定的对后诉判决的再审事由。《再审意见》不允许当事人在后诉中以反证推翻前诉已决事实,意味着审理后诉的法院不得推翻前诉已决事实,从而也就间接承认了已决事实具有预决效力。
  司法解释之间矛盾,必然造成司法实践中处理已决事实的效力问题时无所适从和混乱。为此,消除不同司法解释的效力冲突乃是当务之急。当两个司法解释存在冲突时,解决冲突的办法之一就是比较两者之间,哪一个是与《民事诉讼法》相违背的,而哪一个是与《民事诉讼法》相一致的,然后选择适用相一致的司法解释。然而,用这一方法无法解决《民诉证据规定》《再审意见》就已决事实效力的规定的冲突,因为无论是否定还是赋予已决事实以预决效力,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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