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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研究述评
【英文标题】 A Survey on Current China's Criminal Legal Philosophy
【作者】 赵秉志魏昌东【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刑法哲学 研究内容 基本评价 发展展望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1
【页码】 176
【摘要】

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的勃兴,肇始于中国刑法理论界对作为刑法调整对象的犯罪与刑罚辩证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刑法学体系的改造、完善与重构问题的深入思考。中国刑法哲学研究通过对刑法的广普价值、一般功能以及基本犯罪观、刑罚价值、功能等诸多本原性问题的追问和探讨,厘清了中国刑法的诸多应然性问题,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哲学研究体系,对当代中国刑法、刑法学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展望21世纪,中国刑法哲学的发展应在准确定位、促进发展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

【英文摘要】

The booming of the modem Chinese criminal law philosophy resulted in the resurvey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the crime and the penalty as the regulative object of criminal law by the Chinese criminal law theoretical circle and the deep thinking about the reconstruction and consumm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study system.Through discussing and questing to many essential questions,such as the general value and basic functions of the criminal laws,basic viewpoint of the crimes,the value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penalty and So on,the study of Chinese criminal law philosophy has clarified many questions and shaped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ystem of the criminal law study,also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improving and developing of the modem Chinese criminal law and its study.In the 21 st century,based on the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Chinese criminal law study should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relationship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0    
  
  中国刑法哲学的发展是一个萌生于民国,转型于新中国刑法学的创立和发展,勃兴、繁荣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一个历史过程。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的勃兴,肇始于中国刑法理论界对作为刑法调整对象的犯罪与刑罚辩证关系的审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刑法学体系的改造、完善与重构问题的深入思考。大批西方法律著作精品在中国的广泛译介,为不断拓展中国刑法哲学研究的领域、范围和层次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在强调对刑法的人性和价值等本原性问题进行理性追问的同时,刑法哲学还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由传统刑法学以注释刑法条文规范或者以对刑法条文规范的合理性进行简单评析的方法,向以思辨性研究为基本模式的飞跃和转变。哲学思辨不仅成为当代中国刑法学研究的一个新进路,也成为刑法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刑法哲学在当代中国勃兴以来,在比较研究、拓宽视野,转换视角、理性审视,科学批判、合理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对刑法的广普价值、一般功能以及基本犯罪观、刑罚价值、功能等诸多本原性问题的追问和探讨,厘清了中国刑法的诸多应然性问题,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哲学研究体系,并对当代中国刑法、刑法学的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二十余年来中国刑法哲学研究所重点关注的问题,研析相关代表性观点和结论,以对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的发展进行反思性述评,进而对中国刑法哲学的发展进行基本展望是本文的初衷。
  一、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的发展,以罪刑关系合理性的评析和构建为进路,经历了从对刑法的整体功能、价值审视到对作为刑法基本范畴、构成基本要素之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哲理性评析为研究视点的拓展过程。综观其发展,可将其研究内容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
  (一)刑法哲学本体研究
  1.关于刑法哲学的内涵
  形式逻辑一般理论认为,“概念”是概括地揭示事物本质属性的一种思维方式,是进行判断和推理的逻辑基础与思维工具;对某事物概念的科学界定,必须建立在全面而准确地理解该事物本质属性的基础之上。因而,对于刑法哲学概念的界定就成为中国刑法哲学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从研究对象的角度考查,刑法哲学无疑与刑法学具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刑法的实然亦或应然性问题为两者所共同关注。然而,基于对研究内容、方法和视角的不同,使得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就目前国内的研究状况而言,学者们对刑法哲学内涵的研究相对薄弱,且在有限的研究中也是各言其是,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学者们一般是基于个人对刑法哲学的认识,在自行框定的范围和层次内展开研究。刑法学者对于刑法哲学内涵的分析形成了四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方法说”。认为“将刑法现象中蕴涵的哲理加以系统化,或者说用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种种刑法现象,这就是刑法哲学。”[1]二是“法理说”。认为“刑法哲学又可以称为刑法法理学,是对刑法所蕴涵的法理提升到哲学高度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2]三是“本源说”。认为刑法哲学是刑法理论的根基,刑法哲学探索刑法的本源;倘若从刑法的两大研究范畴“罪”与“刑”来说,就是公正的刑法应当如何界定犯罪、设计刑罚(或处置)。[3]四是“综合说”。认为刑法哲学是对刑法本体论问题、刑法认识论问题、刑法语言学问题进行全面的阐述,这才是真正完整的刑法哲学体系。[4]不仅如此,法哲学领域的学者也对刑法哲学的内涵进行了研究,将其界定为:“所谓刑法哲学,就是人们研究和思考刑法最一般理论问题时所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由此得出的一些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5]
  仅就上述观点而言,其差别显而易见。有的学者强调哲学在方法论意义上对刑法学研究的影响和作用,采用思辨的方法研究刑法基本问题,即为刑法哲学;有的学者强调哲学在世界观意义上对刑法学研究的影响和作用,强调刑法哲学应当是对刑法的本源性、根基性问题所进行的价值层面的研究;而有的学者所强调的刑法哲学则兼而有之,同时强调从方法论和价值论意义上对刑法进行研究。上述分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刑法哲学存在论意义上的模糊认识。我们认为,对刑法哲学的定义涉及对其研究体系和内容的构建,应充分借鉴法哲学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刑法哲学是法哲学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存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法哲学的一般原理必然会对刑法哲学产生影响。尽管在我国法哲学理论研究中,对法哲学的概念、内容和体系尚存在一定分歧,但较为通行的观点认为,法哲学是从哲学的高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一种综合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因而带有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法哲学是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学问,是以哲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研究法、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以及相关的法律。即同时强调法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法哲学首先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就是要追溯世界和各种事物的终极原因、目的、意义、根据等,揭示出一些最根本、最重大的问题。因此,在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上,就是要从哲学的角度和运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从哲学的角度”,即力求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观察、思考、分析问题;“运用哲学的方法”,就是要运用理论思维或逻辑思维的方法,通过高度抽象和概括,以穷究事物或问题的根本,从而认识和揭示事物最深刻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性。[6]基于此,我们认为,综合说的观点更具合理性,我们也是依此为基础对当代中国刑法哲学进行评述的。
  2.刑法哲学基本范畴研究
  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科学成熟程度的标志。[7]在实在法意义上的刑法哲学研究中,学者们基于构建新的研究体系的需要,提出了不同的刑法哲学基本范畴体系,形成“双层范畴体系说”和“三范畴体系说”。
  “双层范畴体系说”的构建者认为,刑法学的基本范畴包括:刑事责任、犯罪、犯罪人、刑罚、量刑、行刑等,它们是刑法学这一科学之网的纽结。刑法学正是通过这些纽结才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8]在这种范畴体系中,刑事责任是整个刑法学范畴体系的最上位概念,它与一系列下位范畴一道构成了刑法学的科学之网。刑事责任诸下位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集中体现了刑事责任的功能与特点。
  “三范畴体系说”在具体体系设计上又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价值一实体一关系范畴体系”,这种体系是在上述“双层范畴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论者所提出的新范畴体系包括:其一,价值范畴。涉及自由、秩序、正义与功利四大范畴;其二,实体范畴。涉及犯罪、犯罪人、刑事责任、刑罚四大范畴。其三,关系范畴。涉及罪刑法定、罪刑相当、刑罚个别化和刑罚人道主义四大范畴。[9]二是“犯罪一刑罚一罪刑关系范畴体系”,其体系构建者认为,刑法哲学的范畴包括三类:犯罪本体论的范畴、刑罚本体论的范畴、罪刑关系论的范畴。[10]在上述范畴中,因“刑法是以犯罪与刑罚为内容的,因此,犯罪与刑罚是刑法哲学的最基本的范畴”。在基本范畴之上,论者所构建的刑法哲学的基本范畴包括:已然之罪(社会危害性)、未然之罪(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客观危害、再犯可能、初犯可能;报应之刑、预防之刑、道义报应、法律报应、个别预防、一般预防。[11]论者在各自基本范畴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新型的刑法学研究体系。
  (二)以刑法为整体的刑法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哲学研究
  1.刑法价值研究
  价值和权利的探求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理学研究的重心。[12]自20世纪90年代起,刑法价值的研究开始受到刑法学者的关注,成为刑法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第一,刑法价值的内涵及特性。有学者提出,刑法价值是在刑法实践活动中刑法本身的内在要素及其功能结构与人对刑法需要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刑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状况。刑法价值具有社会性、相对性、客观性和辩证性四个基本特性。[13]
  第二,关于刑法基本价值的内容和层次。学者们对刑法基本价值内容的认识存在一定争议,形成了“三价值说”、“二价值说”与“双层价值说”的观点分歧。持“三价值说”观点的学者在刑法基本价值的内容、层次上又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公正、谦抑和人道是现代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其中,公正是刑法的首要价值。[14]有学者认为,刑法的基本价值是秩序、正义和自由,其中,秩序对于一切统治阶级、立法者来说具有最高的价值。[15]持“二价值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公正和功利是人类社会活动一直追求的两种价值,二者结合是终极目标。刑法的公正与功利如何结合,是近、现代刑法价值论的焦点。功利优先,兼顾公正,是实现功利与公正的惟一最佳方案。[16]持“双层价值说”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价值离不开主体的需要,价值的本质具有功利性。价值主体的需要因主体的不同而有区别,从而使价值的标准呈现多样性。刑法的价值主体有社会与国家,两者均希望建立起有利于自身的刑法模式,因而刑法的价值在本义上是功利的。在对刑法价值的标准上,国家是功利的,社会是公正的,据此,当代刑法的价值标准应定位于社会的标准,其核心是公正。而现实的刑法又是由国家设定的,因此,刑法的价值应注重探讨刑法的应然问题。[17]
  第三,刑法价值的根源。有学者认为,刑法价值以满足主体需要为其存在的客观基础,人的需要决定着刑法的价值。从人的需要的一般理论出发,刑法价值根源于刑法实践活动基础上主客体关系中的人及其需要,表现为人从满足需要的角度对刑法进行的评价。一是人的需要与刑法设定的关系。犯罪行为的存在导致人们要求保护某种利益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制定刑法以抑制犯罪行为、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动机,导致了刑法的产生;人们又通过实施自己制定的刑法来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从而产生刑法价值。二是人的需要与刑法价值的质量关系。刑法价值的质表明刑法价值本身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是此种刑法价值区别于彼种刑法价值的标志;刑法价值的量表明某种刑法价值的大小,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范围;刑法满足主体需要到一定程度,就会在量变的基础上发生质变,由一种需要转化为另一种需要,产生新的刑法价值。三是人的需要与刑法价值的类型。刑法价值因人的需要的多样性而呈现出类型的多样性。[18]有学者则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刑法的价值根源在于刑法本身的属性,而“需要”是“对事物的欲望或要求”,主体对刑法的欲望、要求是刑法的价值标准。“价值标准”与“价值根源”两者内涵不同,主体以自己的需要、欲望、要求——价值标准去衡量现实中的刑法,现实中的刑法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有着实然的各种属性,假如这些属性中有着与主体需要相符合的成分,那么这个刑法就有价值,否则就无价值。因而,需要仅仅为刑法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标准,而一部刑法价值存在与否最终还取决于这部刑法本身的属性。[19]
  2.刑法机能(功能)研究
  刑法的机能(功能)是刑法在社会中可能并且应该发挥的作用或者效果,是刑法在其结构与运作中所表现出的有利作用。[20]刑法机能(功能)研究是中外刑法学者关注的重点,在我国刑法哲学研究中,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刑法功能的科学定位。有学者针对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将刑法功能仅定义为“刑法的积极影响与作用”的片面观点,通过考察刑法功能,明确提出了新的刑法功能体系:(1)刑法的正功能,即刑法的积极功能。包括本质功能(规范功能、保护功能、保障功能)及附属功能(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经济补偿功能、对于被害人的安抚补偿功能、对于犯罪分子的感化改造功能)。(2)刑法的负功能,即刑法的消极功能。包括掩蔽社会矛盾、硬化公众心肠、镌刻犯罪烙印、抑制个性活力。(3)刑法的零功能,即刑法对于行为所表现的既无积极作用、也无消极作用的状态。[21]有学者则提出,刑法功能具有社会性、结构性、客观性、局限性和积极性特征,在肯定刑法所具有的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矫正犯罪、教育鼓舞社会公众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正视刑法的消极作用。当前社会上“重刑主义”之所以受到青睐,与人们只关注刑法积极作用而无视其消极作用密切相关。刑法的消极作用不仅限制了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时空范围,也直接影响到刑法功能实现的广度和深度,因而必须加以密切关注。这些消极作用突出表现为:遮蔽社会矛盾,不利于揭示犯罪发生的真正社会根源;硬化公众心肠,不利于培植温良恭俭让的社会风气;镌刻犯罪烙印,不利于犯罪人的重新社会化;抑制个性活力,不利于民众个性的充分张扬与社会的进步。[22]
  第二,刑法功能结构研究。有学者提出,刑法功能的结构性特征,使得刑法的具体功能存在一定的层次性,表现为刑法基本功能与附属功能的区别,前者由刑法的本质属性所决定,而后者则由刑法的非本质属性所决定。[23]对于刑法爬数据可耻的基本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在学者中存在不同的观点:(1)“二机能说”。有学者提出,刑法具有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机能的二元性。在刑法的二元机能中,人权保障机能的刑法意义表现为刑法对被告人及一般人权利的保障。社会保护机能则由刑法的性质所决定,是刑法存在的根基,体现为刑法对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利益的保护。基于人的二元性与刑法机能的双重性、社会的二元性与刑法机能的双重性以及法权的二元性与刑法机能的双重性的关系,刑法二元机能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24](2)“三机能说”。有学者提出,刑法应当具有三种机能,即:规律机能(又称为规范机能)、保障机能和保护机能。其中,规律机能是刑法规范本身在其结构与运作中所表现出的积极作用,具体包括犯罪评价机能、刑罚基准机能和行为引导机能;保障机能是刑法所具有的防止国家滥施刑罚权,维护公民自由权利不受剥夺的积极作用,表现为对国家刑罚权的制约和对公民自由的保障;保护机能是刑法所具有的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使各种有价值的利益得以体现的积极作用。[25]
  3.刑法精神研究
  刑法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精神,是否存在通过对刑法精神的探求而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对刑法忠诚的可能,从而增强公众对刑法的信任,形成对刑法的服从,削弱刑法在公众心目中的强制性,以张扬刑法的亲和性和对社会生活秩序的促成性和维护性,是学者对刑法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为探求刑法之精神,论者从解说刑法人手,分析了规范学、价值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刑法本质,并通过刑法的发展、沿革历史,对近代发端、发展以及现代不同时期、阶段的刑法品性进行了考查,进而在实然和应然的层面上,着重论证了当代刑法所应当具有的道德性、自主性、公正性、经济性、宽容性和科学性,揭示了刑法存在的意义在于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权利,而不是追求对民众的制裁和威慑,得出了这是现代刑法精神的核心和现代刑法价值的灵魂的基本结论。[26]
  4.更新刑法观念研究
  刑法观是关于刑法基本问题如刑法价值、机能、目的、任务、基本原则等问题的根本观点与基本态度。在根本意义上,刑事司法活动受制于一定刑法观的指导,决定着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者的根本价值取向,也在根本上决定了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的基本面貌。[27]刑法学界对于更新刑法观念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新型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价值观念的变革时期,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更新刑法观念研究,对于刑法的修改、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刑法哲学对更新刑法观念的研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犯罪论和刑事责任论基本问题的刑法哲学研究
  1.犯罪概念的哲学思考
  犯罪概念是刑法的基石范畴之一。我国现行刑法及其理论就是建立在现行犯罪概念基础之上的,由犯罪概念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基础地位所决定,对犯罪概念的研究始终是刑法学关注的重点问题,形成过不同的观点。[28]我国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后,如何把握刑法中的犯罪概念、犯罪诸特征间的关系等问题,成为我国刑法学、刑法哲学研究的重点。
  第一,“优先说”。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对犯罪概念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规范标准;罪刑法定原则面对规范标准和社会危害性标准,在界定犯罪时必须作出明确的价值选择;我国刑法犯罪概念的缺陷,说明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标准的冲突,而规范标准是在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下界定犯罪概念的理性选择。[29]有学者也认为,现行刑法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致使各种犯罪概念的特性混淆,功能未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形式特征与实质特征相统一的犯罪概念未能正确区分立法上的犯罪概念与司法上的犯罪概念、理论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与注释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导致关系紊乱。因而,应当在法律上充分强调刑事违法性对于认定犯罪的重要意义,至于实质化的犯罪概念则只对形式化的犯罪概念起观念性的制约作用。[30]
  第二,“并合说”。认为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矛盾,我国现行刑法将社会危害性引入到犯罪概念中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标准是一个全面、科学的犯罪概念。犯罪实质概念是限制刑事立法的需要、实现刑事司法个案正义的需要、实现行为指导功能与预防犯罪功能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犯罪观的本质要求。从本质上说,行为并不是因为违反刑法而构成犯罪,而是因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才成为犯罪。为了克服人性的脆弱,避免罪刑擅断历史的重演,必须使社会危害性具有可操作性。司法者不能恣意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只能以行为是否违反刑法来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31]有学者提出,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概念并没有将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犯罪实质概念为犯罪形式概念的得出提供了判断依据或判断材料。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犯罪只具有刑事违法性一个特征。但在判断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时,应从行为的情节是否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等实质方面来进行判断。[32]有学者则坚持,犯罪的形式定义虽然能限制司法者非法滥用刑罚权,但对立法者刑罚权的滥用却无能为力。而所谓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侵害社会利益的行为,因而社会危害性与犯罪构成的客体要件即法益是相通的。在刑法上规定犯罪的实质概念,限定立法者只能把侵害社会利益的行为即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立法者滥用刑罚权,把没有侵害社会利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所以,在犯罪概念上决不能倒退到单纯的形式定义上,而必须坚持形式与实质定义的结合和统一,从法律形式和社会本质上界定犯罪概念。[33]
  第三,“阶段性说”或“视角差异说”。认为双重结构的犯罪概念是中国刑法理论的重要特色,在新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后,这种概念开始表现出许多与中国刑事法治发展不相适应之处,应当进行修改与完善,新的犯罪概念应由“立法概念”和“司法概念”组成,强调概念的结构与功能,反映法律本身的发展规律与中国法治发展的客观要求。[34]有学者提出,根据犯罪概念是否包含社会危害性的内容,在刑法理论上可将犯罪概念分为犯罪的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前者以形式合理性为依托,以刑事违法性为特征;后者以实质合理性为凭据,以社会危害性为特征。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表现为:其一,就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而言,社会危害性是创设罪名的实体根据与基础,因而社会危害性决定刑事违法性;但从司法上来说,由于其面对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和具体案件,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就成为认定犯罪的根本标准。其二,从理论刑法学与注释刑法学的角度来看,把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的与法律的现象进行研究,不仅要关注犯罪的法律特征,而且要揭示犯罪的社会特征,从刑法理论上界定犯罪,将犯罪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即所谓犯罪本质二元论;但从注释刑法学的立场出发,犯罪只是一种法律规定的行为,离开了法律规定就没有犯罪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始终把握犯罪的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只有从刑法规定的构成条件中去寻找;人身危险性则只有从刑法规定的犯罪情节中去认定。在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发生冲突时,应坚持刑事违法性而非社会危害性。[35]
  第四,“统一说”。认为犯罪概念理论经历了从形式到实质概念,又从实质概念到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概念,再从统一的概念到形式与实质相分裂的概念的发展过程。对此,外国刑法学最终走上了不可知论,而中国刑法学则滑向了形而上学唯物论。在分析出现这种局面的主、客观原因的基础上,论者提出,犯罪概念是由先于刑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刑法的任务不在于解决犯罪概念问题,而在于运用已先于自己而存在的犯罪来作出判断。刑事司法的任务是在刑法判断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推理。犯罪概念的形成、运用犯罪概念所进行的刑法判断、以及运用犯罪概念和刑法判断所进行的刑事司法推理,是犯罪概念运动的完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犯罪作为一个概念是统一的,不存在形式与实质概念之分,也不存在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36]
  第五,“综合说”。认为理论刑法学领域对犯罪概念的分析,既要能发掘出犯罪概念中所内含的人类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的底蕴,又要在学科方法上形成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同时也须适当兼顾人们既成的思维方式和传统学说框架。对犯罪概念的分析仍应坚持传统刑法理论的三特征的三性框架体系,通过对社会危害性的分析,揭示出专属于人类群体的“恶”的伦理意义,从而奠定刑法以及所有法律共同的立论基石;通过对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分析,可以精密地将“犯罪”从人类伦理道德秩序和一般违法行为中界定出来,从而在实体意义上为刑法的最有效控制划定边际范围;通过对刑事违法性的分析,说明刑法同犯罪行为之间的对应性制约关系,从而在控制形式上找出惩罚犯罪的最佳方案,为调整人们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建立未然的良好生活秩序提供导向性的选择模式。[37]
  2.犯罪观研究
  有学者认为,犯罪观是人们对犯罪的认识和评价,涉及人们对犯罪的本质和特征属性的认识,以及对犯罪的价值和规范评价两部分内容。作为反映社会客观存在的社会意识的一种,犯罪观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世界观和社会观念的组成部分之一,社会价值观念的发展变化必将引起犯罪观的嬗变,而犯罪观也成为一定刑事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社会观念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犯罪观的研究决定着科学定位刑法观念中对犯罪的价值实质判断和规范形式判断,犯罪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的确立,都与犯罪观的实体内涵存在紧密的联系,从而决定了犯罪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内涵,而犯罪观的实质内涵不仅决定了对犯罪的刑事非难的内容和形式,也将在刑法价值、功能和运转机制方面得到体现,从而对一个国家的刑法制度起到具体而现实的指导作用。[38]
  3.犯罪本质研究
  有学者提出,区分罪与非罪的客观需要必然要求对犯罪的本质进行深入的研讨。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存在过神学本质观、法律本质观、新派本质观、阶级本质观与社会危害性本质观等学说。尽管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犯罪本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因其局限性而难以真正揭示和发现犯罪的本质。论者认为,应当将关系本质论作为决定罪与非罪的根本区别的标准。所谓关系本质,是指行为人破坏社会而与国家构成的特殊矛盾关系——不可调和的对抗性法律关系,也就是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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