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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论作者精神权利的双重性
【英文标题】 The Dual nature of Author's Spiritual Right
【作者】 李莉【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
【分类】 人身权【中文关键词】 作者精神权利 积极权能 消极权能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3
【页码】 83
【摘要】

作者精神权利的传统理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国立法的不统一、众多的精神权利的“交易”现象以及网络数字经济的挑战,显得苍白与无奈,致使一些学者对作者精神权利的存在与否产生了怀疑。本文从精神权利的权能分析入手,认为作者精神权利具有双重性,从而建立了一个积极权能与消极权能理论,试图解决作者精神权利在立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疑难和困惑,并使其在这三方面达到了较好的统一和协调。

【英文摘要】

In the face of the disunion of legislation in the whole world,the“trade”phenomenon of numerous moral rights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f network,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author’s moral rights seems pale and helpless.So,there’s some suspicion to the existence of author’s moral rights.This article starts、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apacitys of spiritual right,it tells US the author’s moral rights has double qualities,thus it set up a new theory of positive capacitys and passive capacitys,which effectively solved some difficult and puzzled problems in legi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and make these three aspects uniform and harmonious effective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84    
  一、冲突与启示
  作者精神权利(Author’s moral rights)是指作者对在其作品中体现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道德观念上的、并以一定的载体表现出来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称之为著作人身权。这在著作权理论和实践中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困惑最多、争议最大的问题。首先,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关于作者精神权利的哲学基础和价值取向不同,对作者精神权利的基本性质及其与著作权的关系存在着根本分歧,那么,作者精神权利性质究竟如何?其次,不同立法对作者精神权利保护的范围和程度差别很大。如《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2规定:不受作者经济权利的影响,甚至在上述经济权利转让之后,作者仍保有要求其作品作者身份的权利,并有权反对对其作品的任何歪曲、割裂或有损其声誉的其他损害行为。该公约附件第2条(8)款规定:如果作者从流通领域中收回了其作品的复制品,则任何国家不得再依据公约的优惠条件发翻译作品的许可证。即《伯尔尼公约》规定的精神权利包括作者身份权、保持作品完整性权、收回权。英国1988年《版权法》设专章全面规定了作者反假冒署名权、表明作者的身份权利、反对对作品进行歪曲篡改等贬抑处分的权利、摄影及电影作品的委托人反对将作品进行商业性公开的权利等四项人身权利。即使在大陆法系内部,各国规定也不尽一致,如我国著作权法10条规定的著作人身权包括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四项。法国著作权法第二编第一章规定作者精神权利包括其姓名、作者身份和作品应受到尊重的权利、发表权、收回权[1]。按德国2003年的最新著作权法的规定精神权利包括:作者身份权、发表权、反对他人歪曲篡改权以及撤回权[2]。综合多个著作权立法,作者精神权利包括署名权、表明作者身份权、发表权、收回权、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性权六项权利,但不同立法各有取舍。那么,作者精神权利到底应包括哪些权能?能否统一?再次,传统理论与立法及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也不断发生碰撞,著作权理论一般认为作者精神权利与作者人身不可分离、不能转让、不能继承。如日本版权法第59条明确规定“著作人人格权专属著作人所有,不得转让”。法国著作权法第二编第一章第1条规定:作者的精神权利系于作者人身,永远存在、不可剥夺且不因时效而丧失[3]。德国著作权法29条(1)规定:著作权不可转让,但是,因死亡原因而进行的处分或者发生继承争议时转让给共同继承人的情况除外。而英国1988年《版权、专利、外观设计法》明确规定作者的各项精神权利均可以书面声明放弃。再如法国著作权法第二编第一章第1条规定:作者的精神权利因作者死亡可转移至其继承人。此外,实践中也越来越多出现转让和放弃署名权、发表权和修改权的行为。对上述理论、立法和实践的矛盾又如何解释?
  以上种种冲突尚未在理论上得到协调,却又面临着网络数字经济的冲击。在网上,一个“作者”可以轻易地截取很多作品的片段,在短时间内迅速编辑成一部新的作品,甚至可以用数字抽样的方式编辑作品,因此,“有些学者断言,大部分精神权利(尤其是保护作品完整权)从本质上不符合数字时代的要求,终将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4]网络数字时代真的不需要对精神权利的保护了吗?
  面对众多的困惑与不协调,加之来自网络数字经济的挑战,有些学者感叹作者精神权利将要“死亡”;还有学者极力论证精神权利的“再生”;[5]也有学者另辟蹊径来论证知识产权性质上是单纯的财产权,根本就不包括人格权;[6]越来越多的学者则以各种理论,如精神权利放弃论、部分穷竭论、合理使用论极力主张作者精神权利的可转让性。[7]何去何从?至少,我们应承认这样的事实:《伯尔尼公约》在1886年制定时,受英美法观念的影响没有在著作权体系中承认作者精神权利,到1928年罗马文本时作为非强制性要求加入了精神权利的内容,到1944年布鲁塞尔文本时则将作者精神权利作为参加国必须遵守的最低要求。近年来英美开始逐渐地、不同程度地将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纳入知识产权立法。美国被公认是对保护作者精神权利最犹豫的国家,在1990年的《可视性艺术作品权利法》中也规定了“moralright”,并将其分为归属性的精神权利和保持作品完整性的精神权利。德国和法国对作者精神权利理论研究争论了几十年,一直到最新立法始终没有放弃对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无论是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关于多媒体知识产权新规则的建议’、欧盟‘信息社会的版权与有关权’绿皮书及续绿皮书,还是美国‘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均以重要篇幅来论述作者精神权利问题。”[8]而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WIPO版权条约》在作者精神权利方面完全适用《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在其《表演和唱片条约》中则把精神权利的保护范围扩大到表演者。
  分析上述困惑、冲突、各国立法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立法的变化,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正如某些人格权在一定程度上趋向商品化一样,作者精神权利也正在某种程度上走向商品化,但世界和各国立法并没有削弱对精神权利的保护,只是传统理论已经难以解释变动不居的现实。为此,只有适当调整旧的理论或建立新的理论才能适应新的需要,正如英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梅因所说“社会的需要或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前面的,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他们缺口的结合处,但永远存在的取向是把这个缺口重新打开来。”[9]法律和社会就是在这种相互追逐中互相促进、不断进步的。在网络经济及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性显得更加突出,更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新理论对上述冲突加以协调、解决。
  二、分析与构建
  (一)关于作者精神权利性质的学说与发展
  最初的著作权法是以保护出版者利益为中心的法律,以保护作者利益为中心的现代意义的著作权法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作品的日益商品化和广泛利用而产生的。此时,从事科学文化创作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出版商们要求法律保护,作者为求得公平也纷纷主张自己的权利,于是著作权开始从“出版权”或“翻印权”向“作者权”转变。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后,进一步把对作者权的保护提高到“人格”的高度,开始形成了作者精神权利理论,该理论认为,著作人不仅对出售的著作物的价值拥有所有权,而且对自己的思想也享有所有权,但是著作人要将所有的权利让与出版人,此即精神所有权说。这种理论对作者虽然不够公平,但它毕竟提出了作者对其思想拥有所有权的观念,为进一步探讨作者精神权利奠定了基础。随着著作权保护向著作人的倾斜,精神所有权理论进入兴盛阶段。该理论把著作权分为可让与和不可让与部分,这为著作财产权和作者精神权利的分离创造了条件。随着作者利益保护的膨胀,作者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间矛盾日益突出,人们开始意识到利用所有权理论来解释著作权是不妥的,精神所有权理论衰退下去,此时人们开始把著作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从本质上单独探讨著作权的性质。
  单独探讨著作权本质阶段,正值德国私法上人格权论展开时期,人们从人格权角度来观察著作权,出现了近现代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学说。
  1.一元论
  以德国为代表的一元论认为著作权所保护的著作人的利益一方面包括著作物利用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包括精神利益,二者相互关联。著作权的本质就是在著作人固有人格领域内,以精神创作物为对象的人格权。著作财产权是次要的,是著作人固有的人格领域支配权的反射。
  一元论在具体应用上表现为:在让与方面,精神权利的不可让与性决定了财产权的不可让与性,作者只能将其作品设定移转,但其“中核”不脱离著作人;在继承方面,二者的不可分离性决定了在作者死后两项权利不可分地转移于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但其“中核”与作者始终不分,在其死后,“中核”由其继承人继承;在消灭方面,为公众文化利益,著作财产权在作者死亡一定期间后消灭,精神权利也随之消灭。
  2.二元论
  以法国为代表的现代二元论认为著作权是由各自独立的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构成的双重权利,前者不受后者制约,可以单独让与,后者则不可让与,在动态上表现为:在让与方面,精神权利不可让与、财产权可以让与,但著作财产权不能完全和著作人脱离而让与,为此,二元论将著作财产权分为使用权和变价权,两者的关系是所有权与限制物权的关系,使用权能的取得者抛弃其权能时,该使用权会根据变价权复归于著作人处。在继承方面,精神权利在作者死后虽可由继承人继承,但继承人的顺序和范围应根据作者精神权利特点决定,不应完全适用继承法的规定。在消灭方面,受让作者财产权的使用者在抛弃其财产权或其死后无继承人时,权利根据使用权和变价权的理论回归于作者。在作者死后,著作财产权应只存续一定期间,精神权利则转移于其继承人身上,由继承人行使和保护。
  历史考察是为分析、借鉴,进而发展和完善。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关于著作权性质的争论是以作者精神权利的性质为核心展开的。在精神权利和财产权中,前者起决定作用。如一元论中作者精神权利的不可转让性决定了财产权的不可转让性。二元论虽然认为作者精神权利不可转让、财产权可以转让,但其财产权转让的理论最终又否认了财产权的彻底转让。
  第二,两种理论都认为作者精神权利不同于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它具有不可转让性、存续性和可以继承性。
  但是应该看到,以上两种理论建立的基础并不牢固,并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精神权利属人格权,却又允许转让和继承。正因为该理论本身的不确定性,面对现在著作人格权商品化的趋势,网络数字技术的挑战以及各国立法的不协调,就更显得苍白无力并导致各国及世界性组织的立法如此不一致,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众多冲突。
  (二)作者精神权利双重性的理论构建
  1.思考的出发点——从对精神权利各种权能的分析入手
  第一,署名权和作者身份权司否相互替代?
  对于作者署名权和表明作者身份权,各国立法规定很不一致,有的只规定其中一种,有的两种都加以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只规定了署名权,那么二者是否可以相互替代呢?
  从表面上看,二者似乎是同一种权利,其实仔细分析,二者含义并不相同。作者身份权是因创作活动而产生的,以英语表示是“The right to claim his authership”[10]。这是作者主张自己是作品真正创作人的权利,也是创作人维护其他各项著作权的基础,他人不可代替。作者对其作品的身份关系,就像父子间的血缘联系,虽然可以通过法律手续解除父子间的法律关系,但父亲对儿子事实的血缘身份关系帮无法解除。因此,作者身份权实质上就是作者主张自己是反映在作品中的思想、精神的原创人的权利,是作者对其思想、精神享有的“所有权”,它本质上具有无法转让性和不可抛弃性。《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2也规定“不受作者经济权利的影响,甚至在上述经济权利转让之后,作者仍然保有宣称其作者身份的权利”[11]。
  署名权只不过是作者以一定符号形式把自己身份表示出来的权利,以英语表示是“The right to write his name”。因此,一般著作权法都规定作者可以署假名、笔名,甚至可以不署名。既然是形式,它就象父子间的法律关系一样,有了改变、转让或抛弃的可能性。
  总之,作者身份权与署名权相比则更具有事实性,往往容易被掩盖,如盗用他人作品署上自己姓名发表,真正作者的身份就被掩盖了,所以有些法律以赋予作者署名权的方式来使其主张作者身份权比较明显和方便。但笔者要强调的是,作者身份权作为一项重要的精神权利有时是不可代替的,它是署名权的源泉和基础,特别是在作者人格利益陷入重大危机,而其署名权又被转让出去之后,作者身份权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署名权是作者身份权的形式,作者身份权是署名权的实质,两者不能互相代替。
  第二,发表权和收回权关系如何?
  发表权是作者将其作品公之于众的权利。为什么有些立法将该项权利规定在作者精神权利之中,而有些则规定在财产权中?既然规定在精神权利中,为什么其保护期却不与其他精神权利相同,而与作者财产权保护期相同?如我国著作权法10条规定,作者精神权利包括发表权,而第2021条又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不受保护期限限制,而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那么发表权性质究竟如何?
  发表权保护的法益无非包括作者将其作品保密所带来的利益和将其发表所带来的利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发表权关系到作者的人格利益,法律通过赋予作者以发表权来保护作者的人格权。正因如此,发表权才不可作为作者债务的执行标的。还有很多立法规定作者明示不得发表的作品在其死后,继承人无权像继承其他财产权一样继承发表权。可见,发表权是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手段或工具,从此意义上讲发表权可以归人作者精神权利之中。
  那么发表权是否具有财产性呢?首先,无论以何种方式利用作品都意味着以此种方式公开作品,甚至只有把发表权转让,作者才能实现其财产权利,有时发表权行使本身就是获得财产的一种方式。其次,发表权和财产权具有一样的保护期,由于作品不仅是作者本人的智慧结晶,还包含了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发表权在作者死后,经过一定期限,任何人都可以行使,这也是作品为社会服务的一种表现,因此很多国家采取发表权一次用尽原则。从这方面看,发表权也具有财产性。
  收回权是指作者在有正当理由前提下,有权以赔偿使用者损失为条件,收回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的权利,当然,收回权并不是指收回作品的原件,而是阻止其作品继续在社会上传播,其表现形式是将已经转让的发表权、利用权收回。
  笔者认为,赋予作者以收回权很有必要。因为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作者的观点有可能变化,或随政治形势的变化,作者不想再继续发表原作品,否则将会影响其名誉、声望或政治前途。通过收回权的行使,可以防止使用人再行发表该作品而损害作者的人格利益。我国台湾、法国、德国的著作权法以及《伯尔尼公约》都承认了此权利,《世界版权公约》中也有类似规定[12]。当然,如果作者随意行使收回权势必会影响交易安全,损害使用者的利益。因此,权利的行使应作以下限制:(1)必须以“如果不收回作品将影响作者的名誉、声望等人格利益”为条件,如仅以影响经济利益为理由则不得收回;(2)如果将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也不得收回;(3)行使收回权的人必须赔偿因作品的收回而给使用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如德国著作权法42条规定:作者认为作品不再符合自己的确信并且不再适合利用时,可以向使用权人撤回使用权。本撤回权不得预先放弃。作者应当对使用权人的损失作出适当补偿[13]。法国著作权法第二编第一章第4条规定:尽管使用权已经转让,甚至该转让作品已经出版,作者对受让人仍享有追悔或收回的权利。当然,此项权利需要在事先赔偿受让人损失的前提下方可行使。[14]请你喝茶
  总之,发表权具有人格性和财产性双重性质,而且更多地表现为实现财产权的手段的功能。因为,虽然作者有权决定是否以发表的方式将其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人格公之于众,但是应该看到,作者创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表,从而获得一定的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发表权只是保护作者思想、人格外在表现的形式和手段,而收回权才是根本,而且即使作者行使了发表权利,当其人格利益因作品的发表而陷入重大危机时也可以通过行使收回权加以挽救。也正因如此,很多国家,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立法都未将发表权归人作者精神权利之中。但是法律明确规定收回权却是必要的,能够真正地实现发表权所要表达的保护精神权利的立法目的。
  第三,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是否矛盾?
  我国著作权法10条把修改权规定为作者精神权利之一种,同时又解释为“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既然是精神权利,何以能随意授权他人?既然他人可以修改,又如何保持作品完整?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都规定了保护作品完整权(反对他人歪曲篡改权),而没有明文规定修改权。那么,修改权性质如何?它与保持作品完整权关系如何?
  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人们对某一个问题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完善,为重新反映其新的思想精神,正确显示其人格,作者应该有权把它再反映在作品中,使公众通过其作品不断加深对作者的认识,以提高其人格和社会声望。因此,从作者角度看,修改权就不仅仅是作语句、语法和字符的修改,而可以看作是作者的精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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