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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及其支配规则
【英文标题】 On Legal Nature of and Norms Relating to Organs Separate from Human Body
【作者】 杨立新曹艳春【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人身权
【中文关键词】 人体器官或组织 生命物格 所有权 规制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1
【页码】 47
【摘要】

生命科学的不断发展推动了人体器官或组织的移植和利用。究竟应当如何认识这种社会现象,应当制定何种规则进行规制,涉及到民法问题。从民法的立场观察,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具有物权属性,对它的支配产生物权法上的所有权及其规则。

【英文摘要】

With development of life science,it promotes transplan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uman organ of tissue.How we should recognize this social phenomenon and what rule we should make all relate to the qestuin Of Civil Law.In view of Civil Law,separating human organ or tissue from human body has real right attribute,and we dominate it will come into being property right and its rule of Chinese law of real righ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7    
  一、研究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必要性
  (一)研究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随着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不断进步,生命科学得到深入发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20世纪现代生物医学发展的一个代表性领域,器官移植给无数患者和患者家属带来了希望和福音。1954年,美国Murry医生为一同卵双生姐妹进行肾移植获得成功。1967年,在南非开普敦的舒尔格鲁特医院里,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大夫成功地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进入20世纪,器官移植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达,人体器官成为稀缺资源,对器官接受者而言,它显得相当珍贵。另外,由于器官的不可再生性和对人的健康的极端重要性,绝大多数人不愿轻易捐献器官;即使是死后,受传统的“全尸”观念的影响,死者家属一般不愿意捐献死者的器官。因此,人体器官的供应远远小于需求。这就给一些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他们非法交易人体器官,甚至残害生命摘取器官。
  在我国,器官移植尚属较新的事物,人们对人体器官的重要性的认识往往是片面的。有的医生甚至认为,偷摘死者器官是为了治病救人,是出于一片好心,也没有收病人的钱,因此没有什么不对。例如,1999年,北京某医院的眼科医生为救治病人,未经死者家属同意擅自摘取死者的眼球,给两位患者带来光明,从而引起纠纷。[1]由于人体器官来源不足,加之对人体器官的性质缺乏正确认识,尤其是从民法角度缺乏对人体器官的深入研究,因此无法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从而造成法律规范漏洞。
  脱离人体的组织也具有同样的问题。脱离人体的血液、精液、脊髓液、皮肤、卵子等组织,都存在正当取得和正当使用的问题,同样需要进行民法的规制,而规制的基础需要民法基本理论的支持。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究竟是什么?能否适用民法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则加以处置?只有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才能正确有序地规范器官移植,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二)民法对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进行规制的现状
  为了保障和促进人体器官移植和组织利用的有序进行,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日本于1958年制定了《角膜移植法》,1979年又将其修改为《角膜肾脏移植法》;丹麦于1967年制定了《人体组织摘取法》;美国于1968年制定了《统一尸体提供法》;挪威于1973年制定了《器官移植法》;法国于1976年制定了《器官摘取法》;新加坡于1987年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法案》。这些器官移植法的内容涉及尸体器官捐献、供体的死亡标准立法,以及活体器官移植等,它们对供体和受体的合法权益均给予了充分保护。
  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开展较国外晚十年左右,但近年来进展较快,目前已开展了十多种器官移植,其中部分移植已达到国际水平;人体组织的利用则历史较久。然而,在立法领域,我国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相关法律至今尚未制定,此问题甚至尚未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器官移植因无法可依而不能在我国很好地开展,这进而阻碍了临床救治工作的开展和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
  国(境)外众多国家或地区的器官移植立法为我们制定法律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上海市于2001年率先实施了《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深圳市也在2003年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后者已于2003年10月1日施行,它规定了人体器官移转的原则,人体器官只能以捐献的方式且实行自愿、无偿原则,禁止以任何方式买卖人体器官。这些都为我国规范人体器官移植立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人体器官移植的发展还有赖于死亡的医学判断标准的确定,传统的死亡标准是心肺功能的衰竭,即心跳、呼吸停止。而新的死亡标准是“脑死亡”,即人的不可逆性昏迷,心脏还在跳动,肺脏还在呼吸,但脑已经死亡。脑死亡的人是器官移植的最理想供体,因其各种器官仍然存活一定时间,是器官移植的最佳时机。但是,我国目前没有脑死亡的法律,人们心理上还是接受传统的死亡标准,当患者的心脏还在跳动,呼吸还未停止,医生就要摘取亲人的心脏等器官,其亲属往往难以接受并表示反对。承认和接受脑死亡,将脑死亡者的“活的”器官移植到有生命的人身上是有价值的,也不违背伦理道德。因此,完善器官移植的相关立法,加快脑死亡立法,是最基本的需要。
  (三)研究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必要性
  人体器官的移植和人体组织的利用关系着无数人的生命及健康,涉及社会伦理及道德问题,国家立法尤其是民事立法有必要进行规制。从民法的角度看,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对脱离人体的器官和组织的法律属性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研究如何对其进行民法的规制,确立民法对人体器官移植和人体组织利用的基本规则。只有这样,人体器官移植和人体组织利用才能够有序进行,并造福于人类。但是,我国学术界,无论是法学界、医学界还是社会学界,目前对脱离人体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都未作最基本的研究,更不用说深入的认识了。理论上的空白,导致器官移植立法缺乏根基,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器官移植立法的进程。因此,对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及其规制的研究迫在眉睫,它直接影响着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健康发展、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的研究基础
  (一)生理学基础
  人体器官和组织是组成人体的基本元素,不同的人体器官和人体组织在人体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共同完成人体的新陈代谢,实现生命的维系和健康的维持。
  《辞海》对器官的解释是,多细胞生物体内由多种不同组织构成的结构单位,具有一定形态特征,能行使一定生理功能。[2]而医学对组织的理解为,分化相同的细胞及其产生物(细胞间质)共同组成的集合体(群体)称为组织。[3]多细胞生物体内,由许多相似的细胞核细胞间质组合而成的基本结构,有一定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不同的组织有机地结合形成特殊器官。[4]按照人体解剖学的定义,器官是几种不同的组织结合成具有一定形态和功能的结构,如心脏、肾、肺等。而组织则是由许多形态和功能相似的细胞间质,按一定方式组成具有一定功能的结构。[5]人体器官是一群特殊的细胞和组织,其结合在一起完成人体的特定功能,例如,心脏是器官,它由组织和细胞组成,它们结合在一起通过人体完成泵血功能。完成特定功能的人体的任何一部分就是一个器官,因此,眼睛是器官,因为它的功能是看;肾是器官,因为它的功能是去除血液中的废物。[6]人体是由各种不同的器官和组织构成的,器官和组织是人身体的物质组成部分。
  研究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其生理学基础不在于器官或组织的一般生理属性,而是它们的可利用性,这就是,在现代医学技术条件下,可以将人体器官或组织为他人进行移植和利用,也可以将其暂时脱离人体进行储存,以备将来之用。这样,人体器官或组织就可以脱离人体,以独立的形态而存在。在医学上,这种情况下的人体器官或组织仍然被称为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但它们毕竟已经脱离了人体,成了独立的形态,不依附于人的存在而存在,同时,还具有生理活性和生命力。这才是研究本问题的生理学基础。人体器官或组织虽然脱离了人体,但是已经丧失生命力,也就丧失了它们作为人体器官或组织的价值和意义。
  (二)伦理学基础
  从伦理学的层面研究这个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器官捐献,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更是如此。如《孝经》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如果是决定捐献父母的遗体或器官,则为“大不孝”,起码是对死者的不敬。在我国的一些农村地区忌讳谈论身后之事,视其为非常不吉利的事情。另外,还有“人死后在七七四十九天内灵魂不死”的迷信说法,在死后的“四十九天内”,亲属要祭奠、供奉死者亡灵。因此,对亲人刚刚死去就捐献遗体或器官,死者家属难以接受。死后要留有全尸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也深深影响着器官或组织的捐献。另外,中国家族思想的影响也根深蒂固,亲属间的亲情比较浓厚,人们虽然在心里上能够认识到用已经死去的亲人的遗体或某个器官去救活另一个人的生命是一种高尚行为,但在亲人刚刚死去,尸骨未寒之时,就将其尸体“千刀万剐”,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认为这是对亲人尊严的亵渎和损害,是大逆不道的。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我国人体器官或组织的捐献者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少得可怜。例如,在美国,一年可做37000例角膜移植手术;而有近13亿人口的中国一年只能做上千例,中国甚至还要接受斯里兰卡眼库捐赠的角膜。[7]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很多人的反伦理的观念和行为,他们对于经营人体器官或组织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抱有极大的兴趣,因此觊觎经营商机,不惜铤而走险。当然,也有基于高尚的医疗热情而不顾权利人的权利的情形出现。
  社会伦理上的这些观念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人体器官或组织移植和利用的矛盾。在此情况下,非常需要建立起一种既合乎社会伦理和道德要求,又能够保障器官或组织移植和利用正常进行的法律秩序。
  (三)社会学基础
  由于自愿捐献的人体器官很少,而等待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又比较多,患者为了生存,不惜倾家荡产以得到需要移植的器官。这种情况刺激了人体器官买卖市场的滋生。同样,对于社会已经接受的人体组织的利用,由于社会需求和社会伦理观念的巨大差异,也存在严重的问题。血库库存血液经常告急,就是明显的例证。
  更应注意的是,允许人体器官自由买卖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历史上曾出现过德国法西斯利用医学科学技术作为杀人手段以及“买卖器官”的不道德现象,现在有些西方国家的“器官市场”、“眼银行”、“肾银行”上出现了买卖儿童摘取器官的不人道现象。某些发达国家的商人为了赚钱甚至拿患者的钱到第三世界国家收买器官,而有些贫困者因生活所迫无奈之下出卖自己的器官。穷人因而成为富人的器官供体,诸多社会不公现象由此产生。另外,当人体器官或组织的买卖双方都唯利是图时,器官的质量就会被忽视,这进而会影响器官移植的质量及供体和受体的生命安全,影响着器官移植的健康发展。
  所有这些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要研究脱离人体的器官及组织的法律属性,确定具体的法律规则,完善人体器官和组织的法律规制体系,确保正常的医疗秩序。
  三、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与法律地位
  (一)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物的法律属性
  民法认为,人体具有特殊的属性,是人格的载体,不能将其视为物;因而,活体的人体器官与组织在没有与人体分离之前,是与人的人格相联系的,是民事主体的物质性人格的构成要素。
  问题是,当人体器官或组织脱离了人体,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和用于利用的人体组织究竟属于人的范畴,还是属于物的范畴。这涉及到民法对脱离人体器官或组织的认识立场问题。从学说上观察,有以下不同观点。
  1、物的范畴说
  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教授认为,活人之身体,不得为法律之物,法律以人为权利主体,若以其构成部分即身体之全部或一部为权利之标的,有反于承认人格之根本观念。人身之一部分,自然地由身体分离之时,其部分已非人身,成为外界之物,当然为法律上之物,而得为权利的标的。然其部分最初所有权,属于分离以前所属之人,可依照权利人的意思进行处分。让与尚未分离之身体一部分之契约,如约于分离时交付之,则契约为有效。若约为得请求强制其部分之分离,则反于善良之风俗,应为无效。故为输血之血液买卖契约,以任意给付时始生效力。[8]
  日本通说认为,与生存中的人身不同,已经分离出来的人身组成部分构成物权法上的“物”,其所有权归属于第一次分离前所属的人,故对该身体部分的让渡以及其他处分是可能的。[9]
  德国学者梅迪库斯教授认为,随着输血和器官移植行为越来越重要,现在必须承认献出的血以及取出的、可用于移植的器官为物。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所有权的客体,而且首先是提供这些东西的活人的所有物。对于这些东西的所有权移转,只能适用有关动产所有权移转的规则(第929条及以下条款)。当然,一旦这些东西被转植到他人的身体中去,他们就重新丧失了物的性质。[10]根据梅迪库斯教授的观点,可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是物,是其活人的所有物,同动产一样,具有物的可流通性,即器官可以进行买卖。
  我国有学者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活人的身体不属于物的概念受到挑战。如器官移植、器官捐赠等,均以活人的器官作为合同的标的物。但对于这一类合同,债权人无权请求强制执行。[11]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128条第2款规定: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作为物。[12]梁慧星教授认为,人的身体非物,不得为权利之客体。身体之一部,一旦与人身分离,应视为物。[13]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94条第3款规定: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14]这进一步说明脱离人体的人体组织或器官属于物的范畴。
  2、器官权说
  该说认为:脱离人体的器官和组织的性质不属于物的属性,该当事人对此享有的权利为器官权,其为身体权的类权利,跨越人身权与物权两大领域,兼有完整的人格权与绝对的所有权双重属性。未与躯体分离的器官在活体构成人身权之客体,在尸体则成为物权之客体;已与躯体分离的器官在活体、尸体均为物权之客体。[15]也就是说,对未与人体脱离的器官所享有的权利为器官权,对脱离人体后的器官则享有物权。
  3、限定的人的范畴说
  这种主张认为,为了保护人的身体的完整性,在一定条件下,活体的脱落器官仍视为人的身体,如果侵犯这些分离的部分,亦构成对人的身体完整性的侵犯,必须对受害人承担象侵犯他人手足四肢一样的过错侵权责任。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身体的许多部分在脱离人体以后,仍可通过医生的努力而使之与人的身体相结合。此种医学的进步表现在多个领域,诸如断指或断肢再造、肌肤移植、卵细胞的提取以及血液的提取等。如果这些身体的组成部分与人的身体相分离,其目的在于事后根据享有身体权人的意图再将它们与身体连为一体,以实现身体正常机能的保护目的,在他人实施过错侵权行为并导致这些脱离权利人身体的部分损坏时,权利人的此种目的即得不到实现,其人身的完整性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应根据侵害他人身体完整性的权利责令侵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6]
  4、我们的主张
  我们赞成前述第一种主张,认为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具有物的属性,理由是,人体器官一旦脱离了人格的物质载体,那么也就与民事主体的人格脱离了关系,也就不再具有
卧槽不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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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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