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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环球法律评论》
医事刑法基本问题研究
【作者】 曹菲【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治疗行为;非治疗的医疗行为;患者自我决定权;小组医疗;过失竞合;信赖原则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4
【页码】 71
【摘要】

如果不对医事刑法研究的共通原理进行挖掘,医事刑法学作为一门“学问”就永远无法得到确立。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应当依照区分治疗行为和非治疗的医疗行为展开讨论。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存在治疗行为伤害说、治疗行为非伤害说和中间说。治疗行为伤害说具有妥当性。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在于患者优越利益的实现,非治疗的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在于危险承受。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是重要的,但不是万能的,只能在相对的自律中尽可能地尊重患者的自我决定。应当从实施主体、医疗家长式作风、医疗正当程序三个方面对患者的自我决定权进行制约。小组医疗中过失竞合时责任主体的限定,不仅要考虑因果关系的相当性,更应重视各个过失行为的正犯性等归责因素。小组医疗中也有适用信赖原则的余地。小组医疗中信赖原则的适用以分工的确立为前提条件,以存在实质的信赖关系为根本条件。

【英文摘要】

Medical criminal law can never establish itself as a branch of“learning” unless efforts are made to explore the common principles in medical criminal law studies. The justifica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is determined b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reatment and non-curing medical care. For the justifica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there exist theories of injury and of noninjury by medical treatments,and theory of compromise. With regard to theory of injury caused by medical treatment,it carries appropriateness. The justifica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lies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aximum interests of the patient while the justification of non-curing medical care can be determined by risk-bearing. Though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of patient is important, yet it is by no means omnipotence. Only with relative self-discipline,may we try our best to respect patent’s self-determination. Nevertheless,it should also be restricted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implementation subject,medical paternalism and medical due process. In setting a limit on person/subject liable for negligence concurrence in team medical treatment,consideration should not only be given to the correspondence of causal relations,but also to elements of liability fixation such as principal offender of negligent conduct. The principle of trust may also be applicable in team medication,taking division of work as its prerequisite and substantive trust relationship as its essential requireme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3623    
  
  近年来,医事刑法研究在我国不断升温,每年都有大量的论文发表、著作面世。但如果细加研究就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围绕安乐死、人体实验、生殖辅助医疗等具体问题,以分则的研究方法展开的。研究思路大致可以归纳为:生命科学技术出现了某种新进展—其不当使用会引发怎样的危害—法制先进国家已经把该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我们也应该设置相应的罪名。为应付生命科技进步衍生出的新犯罪,问题解决式的研究固然是需要的。但是,在对医事刑法研究的基本立场、研究方法等共通理念都尚未得到确认的条件下所作的研究,只能是片段的、零碎的。如果只停留在现象表面、围绕一些新名词打转,医事刑法学作为一门“学问”就永远无法得到确立。
  本文选取医事刑法研究中三个最根本的问题,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及其界限、小组医疗中的过失竞合与信赖原则的运用,对德国和日本多年来的理论积累和最新动态展开介绍,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以期引起国内学者对医事刑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
  一 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
  (一)区分治疗行为和非治疗的医疗行为的重要意义
  医疗行为的固有性质决定了它在治愈疾患、达到医疗效果的同时,对患者的生理机能、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的侵袭性,在理论上有可能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事实上,基本没有人会认为所有医疗行为都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而是将之理解为业务上正当行为的一种。不过医疗行为得以正当化的根据,并不是因为医疗作为一项业务具有正当性这么简单,而必须深入医疗行为的本质进行挖掘。
  具体而言,这一问题应当分为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和非治疗的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展开讨论。非治疗的医疗行为,是指整形美容手术、药品临床试验等虽然是由医务人员运用医学技术实施的,但接受医疗的一方本身并无任何疾患,不存在需要恢复、增进的客观身体利益,缺乏“医学的适应性”[1],或者采取的医疗手段尚未达到医疗准则的一般要求,包含一定的风险,缺乏“医术的正当性”[2]。之所以要对这二者的正当化根据分别展开讨论,是因为非治疗的医疗行为缺乏“治愈疾病”这一客观上的保护利益,与治疗行为相比,对患者主观方面的要求应当更为严格。例如,非治疗的医疗行为的正当化,原则上不得适用家属的代为同意,也没有适用紧急避险的余地,而这些在治疗行为中都是普遍承认的正当化根据。
  治疗行为与非治疗的医疗行为在正当化根据上有着如此本质的差异,有必要将二者区分开来,分别展开讨论。然而,还是有学者不区分治疗行为和非治疗的医疗行为,把医学的适应性、医术的正当性、告知后同意作为“医疗行为的适法性要件”,这就必然会发生问题。为了论证非治疗的医疗行为的合法性,不得不极其勉强地证明像整形美容手术这样的行为也满足医学的适应性、医术的正当性和知情同意这三要件。[3]
  不过也应注意到,治疗行为和非治疗的医疗行为,二者之间的界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变化、尤其是人们对某一病理现象认识的深入而有所转变。例如变性手术,在20年前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它具有治疗目的。但现在一般认为,对于被确诊为患有性同一性障碍的患者而言,变性手术就是一种治疗手段。又如,如果将不孕视为一种疾病的话,从治疗不孕症的角度来看,生殖辅助医疗中的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也可以说具有医学的适应性。
  (二)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
  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是整个医事刑法研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因为正当化根据的定位,会影响到对各个具体治疗行为的刑法评价。如果将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定位为患者同意,只要取得了患者的同意,即使是超越医疗准则的、危险的治疗方法,也有正当化的余地。而如果将正当化根据定位为恢复、增进患者健康这一客观的优越利益,只要是从医学的角度看是为恢复患者健康所必须的治疗手段,即使患者出于愚昧无知或固执己见明确拒绝接受治疗,医生违背其意愿实施了治疗,也有可能予以正当化。反之,如果在危及患者生命的紧急情况下,家属拒不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医师就因此不实施手术,患者最终死亡的,根据某些国家的刑法还有可能对医师论以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
  在德日两国,对治疗行为正当化根据的研究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形成了治疗行为伤害说与治疗行为非伤害说的对立。前者认为,既然治疗行为给患者的身体组织造成了直接的、物理性的侵害,至少从破坏了身体的完整性这一点应该承认其符合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可以因阻却违法性而得以正当化。后者认为,治疗行为本来就不符合伤害罪构成要件,未经患者同意而实施的专断的治疗行为,应作为侵害自由的犯罪处罚。近二三十年来还出现了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说。
  1.治疗行为伤害说
  (1)业务权说。[4]认为医疗业属于“正当业务”的一种,医师的治疗行为是一种权利行使行为,行使为法律所承认的正当业务上的权利,因而得以正当化。业务权说的问题在于,只是空洞地反复强调治疗行为是医师业务行为,因而是正当的,没有为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提供任何实质的、积极的论据。而且业务本身的正当性并不能导出行使业务的行为的正当性,这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
  (2)紧急避险说。[5]认为治疗行为虽然给患者的身体利益造成牺牲,但却是为了救助生命健康这一更大的利益而实施的,是为了避免患者生命、身体遭受疾病侵害这种“现实的危险”“不得以而实施的行为”。只要治疗行为引起的结果没有超出实施治疗所回避的危险,就可以作为紧急避险行为予以正当化。紧急避险说的问题在于,紧急避险的正当化并不需要考虑作为被救助者的利益主体对被救助利益的态度,只需对冲突的双方法益进行客观的比较衡量就够了。而在医疗场景中,却不能抛开患者的意思做这种纯客观的利益衡量。
  (3)同意说。[6]对同意在治疗行为违法性阻却中的意义给予特别重视,即使是基于治疗意图、遵循医术准则而实施并取得了成功的治疗行为,如果没有患者的同意或推定同意,也构成伤害罪。因为什么是对患者的生命、身体有益的,不能通过客观的衡量来决定,而只取决于法益主体—患者本人的意思。同意说的问题在于,混淆了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条件与正当化根据的区别。患者遵从自己的自由意思进入治疗行为,确实是正当化不可或缺的要件。但在踏进医疗的范畴之后,患者的意思、自我决定和同意却不起支配作用,而必须考虑医疗准则的遵守等客观要素。
  (4)优越利益说。立足于结果无价值的立场,认为治疗行为违法性阻却的根据在于,将治疗行为维持、促进患者健康的身体利益与医疗侵袭损害的身体利益进行比较衡量,前者大于后者这种优越利益。根据判断标准侧重点不同,又可以分为事后判断的优越利益说[7]和事前判断的优越利益说。[8]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是否存在优越利益的判断应当以医术准则的遵守为标准,在事前进行。
  (5)治疗目的说。[9]认为治疗侵袭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其所追求的目的的国家容许性,例如生命的维持、健康的恢复、痛苦的消除、生命健康危险的防止等等,这些都是为国家所容许并且鼓励的,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所实施的治疗行为当然也应该被容许。治疗目的说的问题在于,使用了治疗目的这种主观的正当化要素。如果某一治疗行为缺乏医术准则上的适当性,在客观上不具有治愈倾向,又怎能仅因为主观上的目的就得以正当化呢?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6)社会相当性说。[10]认为以治疗为目的、以医学上一般承认的手段、方法实施的医疗处置,属于社会生活中历史地形成的社会伦理秩序范围内的行为,即使侵害了法益,也阻却违法性。社会相当性说的最大问题在于社会相当性的概念本身是不确定的。在此意义上,社会相当性说的发展前景就取决于对“治疗行为的社会相当性”概念具体化的努力。近来有学者提出以医疗水准对“治疗行为的社会相当性”概念进行明确化、客观化,[11]可称得上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治疗行为非伤害说
  (1)意图理论。[12]认为之所以必须要把治疗行为和伤害罪区分开来,理由在于医师不具有主观上的加害意思。但正如后世的学者批判的那样,意图理论是为了阻却主观的构成要件,将特定的要素(行为人主观上的意图)编排进构成要件。而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对行为人有无特定意图根本没有作任何要求。
  (2)“差额”理论。[13]认为判断某一行为是否符合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关键要看该行为有没有对整体的身体利益造成侵害,仅有单纯的身体侵害是不够的。即使是对身体利益造成侵害的治疗行为,只要在终局上带来了更大的健康促进效果,就不符合伤害罪的构成要件。治疗行为引起的对患者身体利益的侵害,被最终实现的对更大身体利益的保护抵消了。
  (3)行为理论。[14]以“差额”理论为正当化根据必然会得出以下结论,失败的治疗行为对患者的身体利益造成了侵害,具有伤害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但现在德国的主流学说早已抛弃了这种纯客观、纯结果的思维模式,认为即使是失败了的治疗行为也必须和伤害罪有所区别。行为理论不过是采取了事前判断标准的“差额”理论的变种。对患者生命、健康造成危险,不能由事前判断出的对患者的利益所吸收。无论判断标准是事前还是事后,用“差额”理论解释伤害概念这本身就存在问题。[15]
  (4)社会意义理论。[16]认为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只在于治疗行为自身的“社会意义”,而不在于客观上增进的患者身体利益。医师用手术刀切入患者的身体,不过是单纯的物理力施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中间阶段,不能作为刑法的评价对象。只有在医师以医学上不正当的手段对身体实施处置时,身体的不可侵犯性法益才有可能成为问题。如果医师的行为本身具有医学上的正当性,但却是违反患者的意思而实施的,受到侵害的应该是做出意思决定的自由法益,即自我决定权。社会意义理论的问题在于,有没有造成法益侵害、造成了何种法益侵害,不取决于治疗行为给患者生命、健康带来的最终结果是成是败,而仅取决于行为样态,这种偏重行为主义的法益概念,使法益论本来具有的处罚限定机能遭受减损。如果将之贯彻到底,必将导致法益概念的空洞化和极端的行为无价值论。
  3.中间说
  (1)以治疗程度为标准的中间说。[17]认为应当区分“造成身体本质性变化的治疗行为”和“不包含身体本质部分永久丧失的治疗行为”。在“不包含身体本质部分丧失的治疗行为”获得了成功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结果无价值,不符合伤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对于“造成身体本质性变化的治疗行为”,就不得不肯定存在结果无价值。不过,如果该治疗行为是基于医患之间的合意、遵守医疗准则而实施,且医师具有适当的医疗目的,就缺少行为无价值。
  (2)以治疗行为成功与否为标准的中间说。[18]主张应当区分成功的治疗行为和失败的治疗行为。成功的专断的治疗行为没有处罚上的必要。对于失败的专断的治疗行为,如果能够证实无视自我决定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应承认过失伤害罪或过失伤害致死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
  就目前而言,德国理论界以治疗行为非伤害说为通说,但判例却一直坚持治疗行为伤害说。在日本,治疗行为伤害说是学界的多数说,判例的态度尚不明确。在治疗行为伤害说内部,从患者自我决定权的角度寻求治疗行为正当化的观点占据了主流,但重视治疗行为自身价值的社会相当性说和重视患者生命健康利益的维护的优越利益说也是有力的学说。治疗行为非伤害说内部,行为理论的支持者占据了多数。近年来,以侵袭程度为标准的中间说也逐渐受到重视。
  在我国,传统上是将治疗行为作为正当业务行为中的一种阻却违法性。近年来,随着知情同意原则的引入,多数学者开始主张从患者同意的角度探寻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以实现对患者自我决定权的尊重。[19]不过也有学者主张,不妨继续以“业务上正当行为”作为医疗行为的违法阻却事由,但患者的知情同意是业务行为取得正当性必须满足的一个要件,即患者承诺与业务上正当行为的整合。[20]
  笔者以治疗行为伤害说为基本立场,认为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在于患者优越利益的实现。但什么是优越利益,判断标准并不是唯一的。由于身体法益内部包含着身体健康和外观、生活机能两种不同性质的利益,在评价是否存在优越利益时,也应当分别适用各自的判断标准。在多数情况下,身体法益仅涉及单纯的身体健康利益,是否存在优越利益只需围绕医学的正当性、以客观标准进行考察。但如果涉及身体的外观、生活机能的利益(例如肢体的截断、子宫的切除),就必须要考虑患者的主观意思。
  (三)非治疗的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
  德日两国理论界对医疗行为正当化根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治疗行为。医学的适应性、医术的正当性、知情同意这一著名的三要件标准,也是针对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提出的,对非治疗的医疗行为并不适用。对非治疗的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的研究,尚停留在对人体实验等各个具体行为的正当化根据进行讨论的阶段。目前还没有学者从总括性的视角对非治疗的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展开讨论。
  在此,笔者提出以危险承受作为非治疗的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被害人的危险承受”这一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与作为客观归责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构成要件的射程范围”理论有着密切联系。被害人对某一行为所蕴含的危险存在认识,但却认为大概不会真的发生危害结果,基于自己的意思置身于该危险中,而该危险行为果然导致不幸结果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自己接近危险的行为,有可能阻却危险行为的实施者的犯罪成立。
  被害人的危险承受之所以可以阻却行为人的违法性,原因在于法益主体人格的自律与自我决定。法益主体利用自己的法益进行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活动有时可能会伴随一定风险,有时仅凭自己的力量还无法实现,需要借助他人之手。如果行为人在借助他人的力量实现自我利益,而他人的力量本身包含着某种危险并因而发生了危害结果,这时要处罚给予帮助的一方,就等于是阻碍了行为人的自我实现。此时法益静态的存续虽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但却失去了动态的发展的可能。要维护自我实现的自由,就应当承认符合一定条件的被害人危险承受的合法性。
  具体到非治疗的医疗行为中,能否根据被害人(具体表现为整形美容手术的接受者、人体实验的被实验者等)的危险承受实现正当化,应当遵循以下判断步骤;
  第一,被害人对行为所包含的危险存在明确认识。成立危险承受对被害人主观方面的要求是,被害人将危险终会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从内心打消,自愿地接近危险,这以被害人对行为所包含的危险的内容有着真实的认识为前提。在此意义上,当医师就试验药品的临床应用征求患者同意时,必须对新药的预期效果、危险性、比既有药物的优势等做出充分说明,并告知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停止使用。仅询问患者“有新的试验药品开发出来了,要不要在治疗中使用”,是不能保证危险承受的有效性的。
  第二,被害人对危险行为的实施持积极态度。被害人并不是单纯地将自己的身体交给行为人,任凭行为人处置。而必须是积极追求危险行为的实施,积极地自陷风险,表现出至少和行为人同等程度的积极态度。如果被害人在做出意思决定时存在受胁迫或欺罔的情况,就不属于自我决定。因此,以重金利诱经济窘迫的人参与新药的临床药理试验,不仅属于民法上趁人之危的行为,还有可能构成犯罪。未成年人、精神障碍者、监狱服刑人员、战争中的俘虏,即使存在同意,也不能成为研究本位的人体实验的对象,原因就在于很难保证其同意参与实验的意思的真实性。
  第三,危险行为的实施遵循了既有的规则。对于那些典型的可以适用危险承受理论实现正当化的行为,往往都存在一些既定的规则。行为本身包含的危险性可能很高,但如果是遵循规则实施的,就可以使危险性得到一定控制。当存在既定规则时,能否适用危险承受理论实现正当化,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则的遵守。而且,非治疗的医疗行为的规则并不限于医学上、技术上的,还包括程序上、行政上的。医学上、技术上的规则降低的是医疗行为的固有风险,程序上、行政上的规则降低的是医疗技术被滥用的危险。例如,在生殖辅助医疗中,明确规定采取卵子、精子仅限于实施体外受精所必须的量,严格禁止超过必要数量的卵子、精子采集。这一规定的贯彻防止了医师为了获取“人工生殖的剩余胚胎”用于研究,故意事先合成出过多的人类受精胚胎。
  第四,危险行为的实施属于社会相当性的范围内,不违反公序良俗。自愿承受的危险行为本身并不需要具有社会有用性,或者能够带来什么积极的价值。只要承受危险的法益属于被害人自我决定的范围,就对自己选择的自陷危险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承担自我责任。但如果危险行为已经脱离了社会相当性的范围,违反公序良俗,就不属于被害人能够自我决定的对象了。例如,对克隆技术的应用做出了刑法规制的国家,大多对人与动物的胚胎、生殖细胞的融合、杂交、移植设置了较高的法定刑上限,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第五,被害人自愿承受的危险行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危害结果发生。被害人选择承受危险行为之后,无论是行为人还是被害人都对危险的实现缺乏控制能力,危害结果是由行为固有的危险引起的。如果行为人还犯有其他过失,就切断了危险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不属于行为固有危险的现实化。例如,患者在接受抽脂手术后死亡,但却并非死于抽脂手术的固有风险,如脂肪颗粒进入器官导致的栓塞,而是因为医师忘记提醒患者手术后必须连续若干天注射抗菌药物,患者因伤口感染而死,就不能适用危险承受理论阻却违法。
  二 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及其界限
  (一)对自我决定权理解的两个误区
  近年来,患者的自我决定权俨然已经成为医事刑法研究中一个最炙手可热的关键词。无论是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还是患者停止延续生命治疗的意思决定,以及人体实验的容许性要件,乃至整形美容手术和变性手术,都无一例外地搬出自我决定权理论。患者的自我决定权难道真是一剂足以应付医疗领域中各种事件的万能药?
  自我决定,以密尔古典式的自由主义为理论模型,预设每一个人都是基于自我责任对诸利益进行比较衡量、追求自己的个性与人格发展的“自律的存在”。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幸福抱持最大的关心,违反个人的意思对其行动进行干涉,仅限于为防止对他人施加侵害的情况。但在医事刑法领域,侵害原理所无法说明的问题其实是不胜枚举。例如,即使当事人完全自愿,人体器官、卵子、受精胚胎的买卖、商业性的代理怀孕也不能得到允许;即使患者再固执要求,医师也不能对其实施明显缺乏科学根据、形同自杀的医疗处置;即使患者再积极要求,医师也不能对其使用未经过临床药理试验、安全性没有任何保障的试验药品。这些问题都不是仅靠强调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就能解决的。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是因为当前对自我决定权的理解存在两大误区。第一,仅重视自我决定中追求自我满足的主观欲求的行动自由的一面,而忽视自我决定“自律”的一面。现代意义上的“自我决定权”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作为一项社会弱者抵抗来自公权力的压制、排除来自他人的干涉的自由权利,自我决定权和美国式的自由主义一起普及到了全世界,成为二战后法学的一个关键词。但是也应注意到,这种具有浓烈个人主义色彩、以彻底价值相对主义为前提的自我决定权理论,仅将目光集中于实现“自我满足”的主观欲求的行动自由,忽视了人类行为社会性的一面。近代哲学在谈到自我决定时,都是把自我决定作为人这样一种社会存在能够实现“自律”的前提,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实现主观欲求的行动自由的一面。而20世纪的自我决定权理论却是矫枉过正,完全抛弃了自律的一面,只剩下主观上的自由。排除他人干涉的自我决定权发展到极端,就会不只排除权力者的干涉,进而走向排斥其他所有人的意见。只要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其他人就不容置喙。[21]过分强调个人的自我决定权,甚至有可能和人类尊严发生抵触。例如对于商业性的代理怀孕,如果只强调个人的自我决定权,就会认为禁止代理怀孕是对从事代孕业的妇女自我决定权的否定。这一观点忽视了法律对人的身体和尊严的保护,并不会因为法益主体个人的意见而动摇或后退。自我决定权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是有限的,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自我决定。将本应在达成社会性的合意的基础上、谋求社会性的解决的问题领域,交由个人的同意去解决,不过是将既存的社会矛盾、制度缺陷隐藏起来的掩耳盗铃的做法。
  第二,只注重自我决定的结果,对行使自我决定的过程和环境却不予重视。在实践中,只要患者本人已经做出决定,就认为,既然其作为一个人格自律的主体已经做出了自我决定,就可以将此决定所引起的结果和责任都归属于他。而不关心我们究竟有没有为他做出决定提供适当的社会环境,使患者有可能做出真正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对一个成熟的、各方面能力都健全的人,只为其提供极其有限的选项,强制他在其中选择一个,这难道就符合自我决定原理的初衷?当作为专业人员的医师都对该选择哪种治疗方案踌躇不决时,将决定权推给患者,强迫患者去行使这种义务性的自我决定,这难道真是患者所期望的?在对人体实验和药品临床试验的参加者的专门保险制度尚未确立,对实验可能产生的潜在损害及相关治疗费用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即使被实验者对各种风险有着充分了解,这难道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己决定?单纯承认女性拥有堕胎的自由,不过是将“选择堕胎还是承受怀孕的负担”这种二者择一的两难问题推给女性而已,难道真是对女性权利的推进?在行使自我决定的环境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谈自我决定,不过是假借自我责任之名,将决定的责任归属于本人而已。
  (二)患者自我决定权的制约原理
  正如日本医事刑法权威甲斐克则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自我决定权是重要的,但不是万能的。在医疗现场,如果一切都要按照患者的意思来决定,只会使医疗专家丧失存在的意义。行使自我决定的前提是自律,只要是人就没有绝对的自律,而只有相对的自律。在相对的自律中尽可能地尊重自我决定,这才是妥当的态度。问题的关键在于,自我决定权所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应该限定在多大范围。[22]笔者将患者自我决定权的制约原理归纳为以下三点。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1.自我决定主体的制约
  行使自我决定权的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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