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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论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机制的诉讼化构建
【副标题】 以刑事诉讼为视角【作者】 刘振会
【作者单位】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中国海洋大学{在读刑法学博士}
【分类】 法院【中文关键词】 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机制;诉讼化构建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7
【页码】 96
【摘要】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审判功能作用发挥的需要,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机经历了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当前,应当按照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对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进行诉讼化改造,在功能定位、人员组成、运行模式等方面进行科学设计,构建起符合现代诉讼理念的运行机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2764    
  司法责任制改革对完善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按照司法规律对案件研究机制进行诉讼化改造,是审委会制度改革的关键和核心。鉴于审委会在刑事审判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刑事诉讼法对审委会制度的规定更为具体,笔者以刑事诉讼为视角,在考察审委会现行机制得失的基础上,以程序正当化为价值取向,提出了诉讼化构建的设想,以期对审委会制度改革有所启示。
  一、现行审委会研究案件机制的现状考察
  伴随审委会制度的发展完善,审委会研究案件机制,经历了由会议制到审理制再到会议制的发展历程,[1]当前,仍然是会议制。这一机制呈现三个主要特点:
  (一)组织性质复合化。关于审委会的性质,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不同认识。有的持单一性质说,主要有审判组织说与行政机构说两种。审判组织说认为,审委会是与合议庭、独任庭并列的一种审判组织;行政机构说认为,审委会是法院内部的行政领导机构。更多的人持复合性质说。对复合的内容,也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审委会既是审判组织,也是行政领导机构;有人认为,审委会既是审判组织,又是审判咨询机构;等等。无论单一性质说,还是复合性质说,都是从审委会人员组成、职责范围与工作模式等不同视角分析得出的结论,都有一定合理性。总体而言,复合性质说更契合审委会的本质特征,而且,具有双重复合性。其一,在组织性质上,审委会具有审判组织与监督机构的双重性;其二,在监督属性上,具有行政监督与审判监督的双重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审委会是最高审判组织,其审判组织性质勿庸置疑,而且,审委会具有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工作等职能,显然具有审判监督性质。同时,由于审委会组成人员绝大数为行政领导,必然具有行政监督性质。
  (二)组成人员领导化。当前,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审委会的组成人员以及审委会委员的资格作出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仅规定审委会委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司法实践中,审委会一般由院长、副院长、庭长,以及研究室、审管办等综合部门负责人担任。河南省三门峡市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该市两级法院93名审委会委员当中,院长及副院长31人,党组成员29人,专委8人,庭长25人,无一般法官。其中所有班子成员均为审委会委员,班子成员占全部审委会委员的比率为64.51%。[2]委员任职资格考量因素以行政职务为主,属于领导职务序列。从组成人员看,审委会是一个具有明显行政色彩的领导组织。
  (三)研究案件程序行政化。当前,无论立法规定,还是司法实践,审委会研究案件的程序都是按照行政模式设计和运行的。首先,程序的启动由行政领导审批决定。一般情况下,对需要提交审委会研究的案件,由合议庭向庭长提出请求,庭长审核后提交分管副院长,分管副院长审核后提交院长,由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委会研究。可见,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的启动,要经过庭长、副院长、院长逐级审批。其次,研究过程封闭,会议过程、内容及决定不对外公开。审委会研究案件是法院内部的封闭程序,参加人员限于审委会委员和案件承办人,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代理人不能参加。根据法律规定,检察长虽然可以列席会议,但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比例不高。据统计,近两年我省某地级市两级法院,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案件数占可列席案件数的比例,最高的法院不超过13%,有的基层法院,检察长从未列席过。再次,议事规则实行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集中制是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亦即极少数个体对大多数的绝对服从。同时民主与集中相辅相成,既避免个人独断专行,又防止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3]审委会委员在充分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后,在主持人(一般为院长,院长不出席时,委托副院长主持)的主持下,按照行政职务由低到高的顺序发表意见,对意见分歧较大的,主持人可以提出主导意见,再进行讨论,经过讨论,各位委员充分阐明自己意见后,进行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形成决议,并将少数人意见记入会议记录。形成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
  二、现行审委会研究案件机制的法理探析
  现行审委会研究案件机制,不同于任何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制,具有鲜显的中国特色。它的形成,既具有社会文化、司法传统根基,也与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社会治理模式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一)契合我国的司法传统。审委会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司法传统的影响。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实行司法、行政不分的集权体制,简单案件行政长官可以自行处理,重大复杂案件多部门行政长官集体研究处理,并在不同的封建王朝形成了不同的集体审判制度。如,汉朝遇有重大案件时实行承相、御史大夫、廷尉等高级官吏共同审理,称为“杂治”;唐代实行“三司推事”制度,遇有特别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机构的长官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中呈共同审理,即“三司推事”;至明清两代,实行三司会审、九卿会审、秋审、朝审等会审制度。[4]从“杂治”“三司推事”到“九卿会审”“秋审”,都是以集合多人智慧为思维逻辑起点的,都遵循多数人讨论决定的思维模式。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审判制度,虽然在性质上与封建社会行政、司法合一的审判制度截然不同,但是传统审判制度关于重大案件集体研究的运行模式,与我国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有极大的亲合力,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菊花碎了一地


  (二)契合党的执政需要。司法权是执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我党建立政权开始,就把审委会作为执掌司法权的重要组织形式。在我党最早建立的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执掌司法权的裁判委员会是审委会的最早雏形,1932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规定了关于裁判委员会的内容,[5]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对裁判机关工作的指示》赋予了裁判委员会对案件的讨论决定权。[6]在陕甘宁边区政权中,审委会是承担司法审判任务的审判机关。1942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组织条例》,首次出现“审判委员会”称谓,[7]其职权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新中国建立后,审委会被确立为审判组织,并形成了一项重要审判制度。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完善了审委会的职责,把审委会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1979年颁布和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审委会为审判组织。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一系列司法解释,不断健全完善审委会制度。从审委会在我党执政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职责任务可以看出,审委会的组织形式、性质任务,随着我党执政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沿革。革命战争时期,审委会作为审判机关,承担根据地的司法审判任务,对维护根据地社会稳定,保障根据地人民生活安定,取得根据地人民信任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作为最高审判组织,审判委员会在处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指导审判工作,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作出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重大决策,提出改革完善审委会制度的新要求,赋予其新的功能价值,审委会成为落实党的执政新理念、执掌好司法权的重要组织形式。
  (三)契合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需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开展司法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通过法院党组和审委会两个组织来实现。党组主要负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求落实到法院的工作决策部署之中。审委会则负责把党对审判工作的政策要求落实到重大案件审理之中。审委会委员以法院党组成员为主体,[8]非党组成员委员也是具有行政职务的业务庭长等部门主要负责人,绝大多数兼具党的领导[9]与行政领导双重身份,这样的人员构成,既能保证司法审判业务的专业化,也能保证党的司法政策切实贯彻到具体案件审判工作之中,确保实现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和司法工作的政治正确。正如张晋藩教授所言,“司法机关往往专设委员会作为领导的核心层。显然这种组织的设置,是为了便于党和政府集中领导和开展司法权,最为显著的是在各级人民法院普遍设立的审判委员会制度。”[10]
  (四)契合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法治是众人之治,优于人治的最根本原因,是其民主、妥协与集合众智的机制,可以实现法治理想远景与民众现实愿望的最佳结合。审委会制度契合法治的根本要义,它以有限的多数人之治,实现在审理案件上不同意见的充分释放和相异观点的直接碰撞,以民主集中制方式形成集合众人智慧的裁判结果。在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处理,充分体现了这一制度保障司法公正的功能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审委会制度与调解制度一样,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创新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指出,审委会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特有的决策机制和工作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1]
  三、现行审委会研究案件机制的困境探微
  同任何社会制度和工作机制一样,审委会制度和研究案件机制需要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改革完善。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社会治理方式开始向法治方式转变。面对法治国家建设的新形势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新要求,现行审委会研究案件机制面临着一些急需破解的难题与困境。
  (一)组成人员以行政管理为工作重心。当前,审委会的组成人员以院、庭长等行政领导为主,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行政管理,行政事务是他们的工作重心,研究案件职能成为居于行政职能之下的次要职能。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即使审委会确定了研究案件时间,通知了委员,如果院长或其他委员接到党委、政府的会议通知,则必须以参加会议为主,要么缺席审委会,要么变更会议时间。如一个中级法院的审委会秘书写到:又一次通知审委会“失败”了!要上会的案子有几个已经快到期,承办人天天催问。前两周例会时间都因各种情况没有开成,本周主管院长决心排除各种干扰,一定要开会讨论。我抓紧时间通知各委员及所有案件承办人,刚通知了一遍,突然听说院里要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院长紧急变换通知为当日下午,又是一遍通知,谁知几个委员因公因私请假致人数不够,无法召开。第二天是周六,院长“下令”,周六不休息,加班!再通知相关人员,全部又过一遍。下班回到家里,又一次收到了院长来电,明天他要参加市里的紧急会议,审委会改日进行。一波几折,召开一次审委会怎么这么不容易。[12]可见,无论在思想重视程度上,还是工作精力分配上,审委会委员都是以行政管理为主,对研究案件等审判职能的重视程度相对较弱,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用于研究法学理论、审判业务的时间和精力更是少之又少,很难成为审判业务专家,有的委员甚至并不比一般审判人员的业务知识水平高、司法审判能力强。可以说,限于委员大多以履行行政职责为主,审委会在审判职能发挥上,难以满足处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实际需要,难以承担起业务指导的重任,甚至成为很多人质疑审委会功能作用的重要口实。[13]
  (二)研究案件的范围弹性过大。审委会研究案件范围明确具体是审委会审判职能作用发挥的前提。当前,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委会研究案件的标准是“疑难、复杂、重大,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这个标准比较粗线条,具体由法院、法官自由裁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审判委员会研究的案件为:拟判处死刑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合议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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