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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信息革命下犯罪的多主体协同治理
【副标题】 以节点治理理论为框架
【英文标题】 The Cooperative Multi-Agent Crime Control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Revolution
【英文副标题】 Based on the Nodal Governance Theory【作者】 裴炜
【作者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信息革命;犯罪治理;节点协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数字正当程序
【英文关键词】 Information revolution; Crime control; Nodal governance; Cyberspace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Digital due procedure
【文章编码】 1000-5072(2019)06-0082-1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82
【摘要】

网络信息革命对于犯罪治理的影响不仅在于技术层面,还深入到理念和制度层面。社会关系围绕信息流动形成网状结构,行政执法机关、商业组织、社会公众等社会主体借由网络社会广泛参与犯罪治理活动,犯罪治理与一般社会治理的边界日益模糊。在此背景下,基于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需求,犯罪治理从阶层化的国家治理模式转向网络化的节点治理模式,核心在于对参与犯罪治理的不同类型节点的信息能力进行协同。从制约信息能力的关键要素出发,形成犯罪治理节点协同的四项任务:节点认知协同、节点技术协同、节点资源协同、节点制度协同。从犯罪治理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上协同最终需要落脚到四项原则建立的制度框架之下予以实现,即人权保障原则、信息公平原则、比例原则和责任原则。

【英文摘要】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n crime control is not only technological, but also 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The dynamic movement and exchange of the information transform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into an interconnected web with multiple nodes, which enables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ublic, economic bodies, an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in the crime control. The boundary between crime control and ordinary social governance is getting blurred, and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former i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horizontal nodal governance. With information capability as its kernel, the nodal governance calls for coordination in four aspects: cognition, technique,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s. From the legal construction perspective, the nodal coordination should comply with four principles-respect of human rights, the information fairness, proportionality, and liability principl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8020    
  一、引言
  随着信息革命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再次迎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全面介入社会治理活动,引发人类认知范式和社会治理思路的再次转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网络综合治理“应该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种主体作用,既要推动联合国框架内的网络治理,也要更好发挥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作用。”[1]
  具体到犯罪治理领域,新型网络信息技术已经开始服务于犯罪风险预测和防控活动。在物理场域与数字场域的转换之间,原先相对封闭的刑事诉讼制度呈现出强烈的对外交互甚至依赖的倾向,行政机关、互联网企业、科研机构、普通公民等刑事司法机关以外的主体作为原始数据来源或数据集成和处理者不断参与到犯罪治理活动中去,刑事司法与一般社会治理之间的边界呈现出模糊化的趋势。
  在该背景下,以犯罪信息共建、共享、共用为核心的刑事司法外部主体积极参与犯罪治理的模式逐渐衍生出来,则引发刑事司法与社会多主体交互的系统性变革。如何在这一变革中准确定位不同的社会主体,并在刑事司法的相对独立性与社会参与之间达致平衡,是网络信息革命下中国刑事司法不可回避且亟待回应的议题,更是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意。本文正是从这一议题入手,通过引入节点治理理论,以犯罪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多节点参与模式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索信息革命时代犯罪多节点协同治理的方式和路径。
  二、信息革命、网络社会与节点治理
  当前社会正在经历的一系列科学技术、认知思维、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剧烈变革。技术层面的重大变革往往重塑人的认知和行为范式,进而折射到社会治理层面,引起社会规范逻辑、框架和内容的相应转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家Manuel Castells在观察信息革命时,将“技术”(technology)描述为“人类行为作用于物质(或自然)、自身以及他人的技术性安排(technological arrangements)”,[2]这种安排体现为一个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内在协同的完整范式,并通过人的行为作用于社会结构的建构和改造。
  具体到信息革命,我们还是需要将信息技术放置在社会结构变革的整体语境下进行观察和分析。正如哲学和信息伦理学学者弗洛里迪教授(Luciano Floridi)所言,从历史建构的角度理解,人类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与信息史是同义词。信息革命之所以能够被称为“革命”,必然着眼于“信息”在社会动态建构过程中的功能质变。换言之,信息革命的核心在于,信息开始被赋予传统工具意义之外的角色,演化为资源、商品、财产、中介甚至是社会建构力(constitutive force)。[3]
  基于此,信息革命引发的最重要变革在于,社会活动围绕信息加以组织和运行。信息的联通与交互以事件为核心,形成彼此交织的网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社会活动参与者之间的纵向等级关系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各参与者仅构成该网络中的节点,共同服务于特定事件或任务,呈现出去地域化和时空高速变动的特征。
  伴随着网络社会的转型,社会治理思路和重心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调整,其着眼点由中心化的实体组织或个体转向分散化的网络节点,由此形成一整套节点治理理论。关于节点治理的理论探索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4]彼时信息革命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关于社会扁平化趋势中的“私政府”(private governments)现象的分析已然出现。
  借用并修正斯科特·伯里斯(Scott Burris)等人的观点,网络社会节点治理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对该网络中不同节点上分散分布的知识、能力和资源加以整合和协同,从而在整体意义上优化多方互动的结果产出。[5]在网络社会的框架下,这种整合和协同的具体形态和路径取决于各个节点的信息能力。所谓信息能力,主要从两个维度加以衡量:一是信息的占有能力;二是信息的控制能力。前者决定了信息的输入,后者决定了信息的产出。依赖于“输入——产出”的动态信息流动,各个节点之间形成或协同或制约的关系。
  信息能力的不同导致不同节点对于特定事件或任务的影响力的差异,前者的差异并不首要取决于不同社会活动参与者在传统社会中的等级地位,而是由一系列与信息生命周期运转相关的要素配置所决定。有学者将这些要素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是认知(mentality),即节点自身对于目标事件的理解;第二是技术(technology),即节点影响该事件进程的方法;第三是资源(resource),用以支持该节点形成该影响;第四是制度(institution),即该节点整合和调用认知、技术和资源的整体架构。[6]
  节点治理的核心在于信息能力协同。信息本身的分散性决定了节点之间交互关系的分散性,进而决定了节点治理活动难以由单一主体予以管理和执行。这是网络社会的核心特征:决策共享和执行分散。[7]更进一步讲,在信息革命语境下,信息能力成为“权力”的核心来源,节点治理的理念试图区别于单一权力来源的治理视角,拒绝给予任何一种权力来源以概念上的优先地位,由此跳出所谓的权力“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二分法分析框架。
  信息能力协同的目标在于通过优化信息价值以应对特定事件或实现特定任务。将信息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分析,实现该目标依托于信息生命周期管理(inform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根据2016年全球存储网络工业协会(Storage Network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SNIA)定义,“信息生命周期管理”是指在信息自产生直至消灭的完整周期中,围绕信息价值的优化和成本效率分析所形成的一系列政策、过程、操作、服务和工具。[8]通过对作用于信息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不同节点的信息能力要素加以协同,是实现信息价值最大化的基本路径。
  就信息生命周期的具体阶段划分而言,基于不同目标和任务存在不同的划分方式。例如麦格·安布罗斯(Meg Leta Ambrose)从保护公民被遗忘权的角度出发,将信息生命周期划分为“发布阶段”“存档阶段”和“过期阶段”;[9]欧盟法院和证据信息数据交换框架(European Informatics Data Exchange Framework for Courts and Evidence)为规范电子数据证据跨地域交换,主要关注信息数据的收集、存储、适用和交换这四个阶段。[10]盖尔·霍奇(Gail Hodge)则跳出具体的应用场景,在一般意义上将数字信息管理划分为六个阶段,包括:创造阶段(creation)、获取或收集阶段(acquisition and collection)、识别和分类阶段(identification and cataloguing)、存储阶段(storage)、保全阶段(preservation)以及准入阶段(access)。[11]
  结合以上阶段划分,具体到犯罪的综合治理领域,对于相关信息的处理过程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核心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的获取、收集、交换阶段;第二阶段是信息的分类、识别、筛选等处理阶段;第三阶段是信息的存储、保全等阶段;第四阶段是信息的应用处置阶段。在此基础上,结合信息能力制约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建立起网络社会中节点治理的四重任务:认知协同、技术协同、资源协同、制度协同。
  第一是认知协同。在治理结构从等级模式向网络模式转化的趋势下,以实现特定任务为目标的多节点协作在纵向的上下级命令关系之外,需要建立在节点间的横向联动。不同节点对于任务的认知受其自身属性、价值判断、外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彼此之间未必趋同,因此这种联动首先需要以认知的协同为前提。
  第二是技术协同。不同节点在具体促进特定任务实现的过程中分工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取决于该节点的自身属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其在信息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不同性质的信息网络节点所采取的信息处理政策、操作规范、配套服务机制和掌握的具体技术类型存在较大差异,能否顺畅高效衔接将直接影响信息能力协同的质量。
  第三是资源协同。不同节点能够整合和运用的资源也存在差异。这些资源可以大致划分为五种类型:经济资源、政治资源(political capital)、文化资源(cultural capital)、社会资源(social capital)、符号资源(symbolic capital)。[12]其中,经济资源主要是指节点掌握的资金或资产类资源;政治资源主要是指节点影响国家宏观政策和相关政府机关行为的能力;文化资源主要是指节点在个人和集体层面能够进行说服并使之执行的能力;社会资源主要是指节点发动、维系或平衡与其他社会肌体关系的能力;符号资源是在综合以上四类资源的基础上,该节点对外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意象,尤其表现为该节点的主导地位和代表其他节点的能力。来自北大法宝
  第四是制度协同。为整合和统筹认知、技术和资源,不同节点发展出各自独特但又相对稳定的制度架构和相应的运行机制。以该制度框架为基础,该节点形成其内部适用的特定的概念、命令和规范,用以实际支撑该节点的现实活动。从这个角度讲,在认知、技术、资源协同的基础上,节点之间要形成可执行的协作关系,并且就任务的推进形成合力,在实践操作上最终要落实在制度协同的层面。
  三、网络环境下犯罪治理的典型节点
  随着信息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以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改造着社会对于犯罪行为的认知和理解,重塑犯罪治理结构和路径。在这一过程中,网络社会下治理的扁平化趋势同样体现在犯罪治理领域,原先刑事司法权力机关的垄断地位出现松动。与犯罪治理相关的信息一方面在社会范围内分散分布,另一方面又时刻为特定主体传输、收集、处理,由此形成了信息的动态集散,形成刑事司法权力机关以外的三类关键节点:行政机关等国家权力机关,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及相关联盟,社会公众及其相关组织。
  (一)国家权力机关与犯罪治理
  通过观察当前犯罪治理活动,从国家权力特别是刑罚权的传统运行模式的角度来看,可以观察到两个较为突出的趋势:其一是在宏观政策层面,不同权力机关之间的数据共建、共享在不断强化;其二是在微观实践层面,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之间的程序规则衔接日趋紧密。
  在宏观政策层面,信息革命引发信息的功能质变,使得信息集成成为犯罪治理的重点。近些年来,在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和行动纲要的指引下,大数据与司法改革结合日益紧密,中国刑事司法体系内部对于大数据的应用探索业已展开,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2017—2020》,打造“一中心四体系”的大数据架构;最高人民法院将司法大数据作为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成立司法大数据研究基地,针对个罪连续发布《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公安部成立全国公安大数据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实施公安大数据战略等。
  公检法各自的政策革新仅仅构成大数据应用于犯罪治理的第一步。事实上,结合2010年中纪委、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2011年十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实名制信息快速查询协作执法机制的实施意见》、2014年最高院、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及司法协助机制建设的通知》、2016年最高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快速查询信息共享及网络执行查控协作工作机制的意见》等文件可以看出,大数据共建、共享机制已经进一步扩展至其他政府部门。
  在以上宏观政策的引导下,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微观层面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之间日趋紧密的实务衔接,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预测警务为代表的犯罪风险防控;其二是以证据效力互认为代表的刑事侦查与行政调查的贯通。两者之间存在逐层递进的关系。
  就预测警务而言,其核心理念是基于大数据收集并采用量化分析等技术,将特定主体与犯罪行为进行预判性匹配,并基于该预判采取针对特定个人的犯罪控制措施。[13]国家正在实施的政府间大数据共建、共享战略使得预测警务具备了数据支撑,同时也促使犯罪治理的整体运行在时间轴上向前移动:一方面公安机关所承担的一般社会治理职能和犯罪侦查职能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化,另一方面行政执法的大数据得以直接作用于犯罪治理活动。早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特别强调公安机关坚持情报主导警务的理念,突出犯罪行为的事前预测和防控。
  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近年来各地公安执法系统普遍大力推进大数据运用下的预测警务活动,例如上海市公安局通过建立可疑电话预警数据模型,仅2017年就通过提前预警方式劝阻潜在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13.2万人次;[14]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自2018年以来通过推进“智慧警务”建设,对重大案件进行预测、预警、预防,使该地区刑事犯罪发案率下降18.24%;[15]江苏省自2014年以来全面启动警务大数据工程建设,以“莱能报警、动知轨迹、走明去向、全程掌控”为目标,使得2017年网络诈骗发案数和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19.8%、16.5%,破案数和抓获数同比分别上升25.6%和77.6%。[16]
  就证据效力互认而言,其是犯罪治理活动向刑事司法外溢出的必然要求。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时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提取的电子数据等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2015年《反恐怖主义法》第72条规定通过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取得的材料可以在行政处罚、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2016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简称《电子数据规定》)第6条明确初查阶段收集、提取的电子数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
  除原则性规定行政取证行为的刑事司法效力外,当前立法也在探索建立切实有效的电子数据证据交换共享机制。例如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特别强调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地方金融办等单位之间建立起“权案件信息通报机制”,同时需按照“三统两分”要求建立起证据交换共享机制,推进跨区域案件办理。这些规定均为一般执法过程中获取的数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打通了渠道。
  (二)商业主体与犯罪治理
  除与刑事司法权力机关联系较为紧密的行政机关外,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进入到犯罪治理网络中来,成为该网络的关键节点之一。基于市场竞争的需求,大型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会尽可能收集用户的各类信息,同时其对于新技术的敏感度远高于普通执法机关,不可避免地形成双方在技术层面的不对等,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依赖。由此形成以网络信息商业主体介入犯罪治理的两种主要途径:一是其用户大数据成为犯罪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本身成为犯罪数据分析、预测的关键技术提供者。
  首先来看商业主体在犯罪大数据集成中的介入。正如丹尼尔·索罗夫(Daniel J. Solove)所言:“我们的社会已经变为记录的社会,但这些记录不在我们自己手中,而是在第三方那里。”这里的第三方首先指向的不是政府机关,而是与我们日常生活联系更为紧密的网络和服务提供者。同时,鉴于信息的高流动性的特征,对于犯罪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数据可能转瞬即逝,此时以执法机关作为数据收集者不仅成本高而且效率低,执法大数据的运用不可避免地倚赖于第三方主体常规化的配合和参与,尤其表现为对数据的存留、监控和报告义务的倚赖。
  基于该认知,我国已经出台一系列文件,用以鼓励和支持政府机构与市场主体在信息的协同配合,例如根据国务院于2016年9月制定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各部门之间信息交流与共享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政务部门直接或通过第三方依法采集的、依法授权管理的和因履行职责需要依托政务信息系统形成的信息资源等”。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出台《政府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与之对应的试点工作也已在10月份全面启动。在此规范框架下,数据仓库建设、联机分析以及数据挖掘形成一整套犯罪治理模型,并随着大数据的进一步推广,已然成为犯罪防控与侦破的核心手段。
  其次,就信息革命语境下犯罪治理技术革新而言,在社会分工高度细化的背景下,普通的犯罪治理权力机关通常并非技术研发机构,因此与其他政府部门或商业组织一样,其身份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客户。例如杭州警务工作与阿里橙鹰公司开展深度合作;江苏省在打造“智慧法务”的司法行政一体化智能平台时,离不开阿里、擎天科技等互联网企业的技术支持;[17]重庆警方与新华三集团成立“重庆市公安局—新华三智慧公安联合创新中心”;[18]全国范围内推广运行的人民法院“智慧法院导航系统”依托于百度地图建设而成;[19]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国司法数据服务平台“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则由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和运营等。[20]
  在世界范围内,政府与商业主体之间开展网络治理合作的典型例证是计算机安全应急小组的广泛组建和合作。1990年成立的全球性事件响应与安全组论坛(Forum of Incident Response and Security Teams, FIRST)旨在推动该领域跨国界信息共享与合作,[21]目前其成员国已经扩展至56个国家的414个组织。[22]中国目前有7个组织是FIRST成员,[23]主要包括政府与商业组织的安全事件响应机构,各方围绕计算机和网络安全在信息沟通、事件监测和处理、数据分析、资源建设、安全研究和培训、技术咨询等方面开展合作,形成网络安全监控治理的多节点协同运行。
  (三)社会公众与犯罪治理
  社会公众一直是犯罪治理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在信息革命的背景下,公众参与犯罪治理的方式和效果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一般模式从在犯罪行为发生后被动地回应或配合公安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转向积极主动参与犯罪风险的监控以及犯罪信息的收集与分析。
  在我国,这种模式的转变最早集中体现在21世纪初出现的“人肉搜索”现象之中。彼时中国社会刚刚步入网络化进程,信息量瞬间呈几何式增长,网络环境的秩序理性尚未建立,与网络环境的匿名性相结合,形成了区别于国家规制体系的一套带有强烈民粹性质的自发秩序。[24]该秩序并不明确区分不道德、违法和犯罪这三个概念,除了恶意行为以外,在社会公众朴素的正义观与道德感的引导下,这种自发秩序具有四个重要特征:其一是价值观的宏观趋同和微观多元;其二是关注点的宏观集中和微观分散;其三是参与者的强感性认知和弱理性认知;其四是责任评价在质和量上的失衡。
  随着对于新技术的理解不断加深,以及与信息革命相匹配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手段的革新,网络环境逐渐由丛林走向文明,“人肉搜索”也从原始的野蛮运作形态发展成为较为理性和规范化的“众包模式”。[25]众包模式在核心上仍然承袭了传统的“人肉搜索”的自发性治理路径。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众包模式下的参与者与刑事司法机关形成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针对特定目标进行相对有序的行为组织。两者的共性是信息革命作用于社会治理的必然结果,而区别则是这种新治理模式逐渐成熟的表现。强尼·南(Johnny Nhan)等学者针对美国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之后社交网站Reddit上的公众留言进行了系统跟踪和研究,发现在FBI的适当引导下,该网站用户不仅自发提供线索或视听材料以确定犯罪嫌疑人,更衍生出一系列基于用户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案件分析。正如作者所言,这些信息表明众包模式在犯罪治理层面具有较大潜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未来如何有效协调相关国家权力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26]
  在我国同样发展出类似的高度体系化和组织化的犯罪治理众包模式,并且其适用已经从单纯的个案侦破向事前的风险防控衍化。例如2015年《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在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中“积极扩大公众参与”,并确立了到2020年大幅提升社区志愿者注册人数比例的目标。2016年1月,互联网安全志愿者联盟在中央综治办、团中央志愿者协会、公安部刑侦局和浙江省市团委的联合号召下,借助阿里“淘事屋”这一社会化众包平台,向全社会招募网络安全志愿者,[27]旨在举报各类违法违规信息、解密各类违法犯罪运作模式、协助调查网络黑灰产业链。[28]据统计,互联网安全志愿者联盟从2007年萌芽发展到2018年,已经举报网络欺诈、知识产权保护、网络信息安全、涉黄内容识别等违法违规信息16亿次。通过这样一种合作模式,分散的社会力量和碎片化的信息资源以特定事件为核心被整合起来,形成了社会治理领域的新格局。
  (四)犯罪治理节点的价值取向差异
  基于信息革命的影响,以上三类主体和刑事司法机关共同参与犯罪治理活动成为常态,但不同节点间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甚至可能彼此冲突,由此形成后续节点协同治理的实质性挑战。因此,在具体分析新技术革命下犯罪治理的多节点协同路径之前,有必要先对不同参与节点的价值取向和可能产生的冲突进行分析和理解。
  就刑事司法机关而言,其核心任务是在保障人权的底线之上,及时、准确查明犯罪事实,以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该目的的实现具有鲜明的事后性和个案性。与之相区别的是,行政执法机关的主要任务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更多的是从社会生态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对社会生活进行必要的统筹、监管、协调,对于可能引发秩序混乱的风险进行防范和治理。此时犯罪风险仅仅是各类社会风险中的一种,因此在其治理思路上仍然遵循的是一般化的秩序维护,强调的是规范性而非惩罚性。
  如果说刑事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任务认知上还能够寻求到社会治理这一大的公倍数,那么网络信息企业的核心任务则与之区别较大,其经营活动围绕成本效益展开。在传统经济模式下,针对可能诱发犯罪的风险事件,商业主体更多地依赖于组织内部的调查机构进行处理,以尽可能避免管理漏洞的对外公开进而影响市场信心。[29]
  在信息革命语境下,网络信息企业之所以越来越广泛地与执法部门合作参与犯罪治理,一方面源自网络空间所具有的去中心化和信息碎片化特征,使得网络信息企业在充当信息共享的组织者同时,也承担着以自身背书弥补网络空间传统人际信任关系缺位的功能;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以上特征也使得旧的社会治理方式作用到具体行为主体上的成本加大,而网络信息企业所具备的信息处理优势恰恰为规范的执行提供了便利。[30]从这个角度讲,网络信息企业所承担的犯罪治理义务更多的是一种附随而生的义务,这种义务在原则上不应对其经营目的构成实质性损害。
  从目前网络信息企业参与犯罪治理的路径来看,这种实质性损害主要来源于与用户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网络信息革命不断深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随之强化,并反映在其对网络服务产品的选择上。2018年年初的“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体现出用户对于企业使用个人信息的敏感度;而“棱镜门事件”直接促成了美国Digital Due Process组织的建立,该组织以大型互联网企业和研究机构为主体,旨在推动《电子通信隐私法》(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ECPA)的改革,以有效规制政府的网络监控行为。快醒醒开学了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除去猎奇心态之外,其对于犯罪现象的关注更多地来自于两方面的动因:一是基于自身的道德共鸣;二是基于被害者身份的自我映射。这也意味着社会公众在面对犯罪事件时,前者更容易引发纯粹的道德批判,而后者则可能导向犯罪侦破及预防的积极参与。公众的参与度和参与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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