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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论马克思的二元法哲学观
【作者】 范进学【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分类】 法哲学【中文关键词】 马克思;法哲学;法律
【文章编码】 1007-788X(2010)04-0046-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4
【页码】 46
【摘要】

马克思的法哲学观从早期的自由法律观到成熟时期的利益法律观,其基本线索始终贯穿着法与法律的二元哲学,它构成了马克思法哲学观之鲜明特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073    
  马克思的法哲学观从早期的自由法律观到成熟时期的利益法律观,其基本线索始终贯穿着法与法律的二元哲学,它构成了马克思法哲学观之鲜明特征。笔者试图按照马克思法哲学观形成之先后,就其二元法哲学观作一探讨,以求方家斧正。
  一、出版法与书报检查令:关于法与法律之关系的最初探究
  19世纪初叶的普鲁士政府曾颁布过极其严厉的书报检查令,即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令。1841年12月24日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又颁布了一项新的书报检查令,根据新法令第2条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但是,该法令又作了许多限制,譬如作品要“措辞合乎礼貌,倾向善良”、作品不得带有“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有害的倾向”、“把报纸托付给完全正派可靠的人去主持”等等。该法令看似倾向自由,实际上依然维护了专制主义的书报检查制度。24岁的马克思就从政治上分析新闻出版自由的必要性,揭穿法令的虚伪本质写了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马克思在文章中主要批判了法令的专横性,同时已经看到了新闻出版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张力,也即法与法律之间的对立问题。马克思首先针对法令要求人们对真理的探讨要持一种“严肃和谦逊”的态度,指出:法律允许我写作,却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这在马克思看来是多么专制。“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1}111其次,马克思针对法令所要求作品应具有的倾向性时指出:对于检查令来说,倾向才是它的主要标准,而且是它的贯穿始终的思想。所以,“追究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凡是不以当事人的行为本身而以他的思想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实际认可。”因为,“只是由于我表现自己,只是由于我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东西,因为我的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的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可是,追究倾向的法律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在行动以外所想的。所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侮辱,是一种危害我的生存的法律。”{1}120-121思想自由权利是一种绝对权,法律无权干涉。同时,马克思还认为,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面前的平等。
  马克思在对书报检查令的专断作了批判后,他说:只要有这样一种法律,哪里还存在什么新闻出版自由呢?哪里有出版自由,它就取消哪里的出版自由,它通过书报检查使出版自由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新闻出版自由是法律的本质,只有保障出版自由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马克思虽然还没有直接把新闻出版自由说成是“法”,但他已经看到了虚伪的法律与真正的法律的区别,实际上已经对法律作了二元论的区分。马克思说:“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被这些法律奉为准则的那种东西的直接对立面。”{1}122“被这些法律奉为准则的那种东西”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没有直接指明,但他心中早已有了答案。这一答案过了1-2月之后才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一文中揭示。
  1841年5月23日至7月25日第六届莱因省议会召开。马克思原打算就议会辩论的几个问题写四篇评论文章。但从现有的材料看,马克思写了三篇,其中我们只看到第一篇和第三篇,第二篇因书报检查未能发表,其手稿至今下落不明。《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就是第一篇。马克思指出:“新闻出版法惩罚的是自由的滥用,书报检查法却把自由看作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它把自由当作罪犯;……书报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新闻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新闻出版法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既然如此,新闻出版法根本不可能成为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措施,恰恰相反,应当认为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一样。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因此,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它是法,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而书报检查制度正如奴隶制度一样,即使它千百次地作为法律而存在,也永远不能成为合法的。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成为真正的法律。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律,即成为自由的存在,哪里法律就成为人的实际的自由存在。只有当人的实际行为表明人不再服从自由的自然规律时,自然规律作为国家法律才强迫人成为自由的人。{2}
  马克思在该文中十分明确地把法律的本质看做是对自由的肯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真正的法律与法律的形式之差异具有深远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它假定一个自由的自然规律秩序的存在优于仅仅凭人定法所确立的人为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自然法理论。马克思把自由这一自然规律喻为自然界中存在的重力规律,并把它视为国家法律的渊源,这与西塞罗关于“真正的法律是合乎自然的正确理性”的观点同出一辙,如果借用西塞罗的表述,马克思的思想可以概括为:真正的法律是合乎自由的正确理性。马克思在此明确提出了法与法律之间的差异与对立统一。马克思所主张的,法就是自由的肯定存在,这显然表明马克思的观点中含有黑格尔关于法是自由的定在之理念,而法律不过就是自由的形式,自由之法是法律的内容,法律则是自由之法的外壳。马克思是把自由作为自然“法“看待的。自由就成为检验法律是否为真正法律的标准,凡是保障自由的法律就是真正的法律,否则,就是只披着法律外衣的规范。由于新闻出版法是对自由的肯定存在,所以它就是真正的法律,是法,而书报检查法则是一种非法。
  马克思实际上还区分了实际的法律与应当的法律,应当的法律是保障自由的法律,实际的法律则并非必然保障自由。在马克思看来,实际的法律应当与“应当的法律”相一致,只有这样,实际的法律才是有强制力的。如果实际存在的法律不是对自由的自然规律的肯定,就不能强迫人们遵守它,因为它缺乏强迫的正当性证明。作为异己的法律,即使人们遵守它,也只是被迫而已。
  二、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习惯权利与法定权利之利益分析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针对第六届莱因省议会的辩论写的第三篇论文。19世纪40年代,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德国地主阶级对传统的公共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其中包括许多林地。普鲁士的小农、短工以及城市居民由于贫困和破产而不断去采集和砍伐林木,使用公共林地和拾捡枯枝一向是他们谋生的一个重要来源,按传统这是他们的“习惯权利”。许多农民为了反抗这种掠夺,也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继续砍伐林木和拾捡枯枝。普鲁士政府便制定新的法律,采取严厉措施,以惩治这种被林木所有者看作是“盗窃”的行为。莱因省议会就《林木盗窃法草案》进行了辩论,各阶层代表在辩论中倾向于对这种行为加重处罚。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于1942年10写的。马克思站在贫苦人民的立场上,维护他们的物质利益,捍卫他们的习惯权利,反对国家准备制定的相关法律。我不休息我还能学
  贫苦的穷人拾捡枯枝是一种他们要求生存权利的习惯法,这种习惯法的本质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3}248这些习惯产生的时期,人类史还处于自然史。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就是穷人们应有的权利,就是“法”。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把正当的习惯法作为法看待,只是这时候的“法”不是指“自由”,而是生存权利,它就是穷人所要求的“法”。这种“法”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成为法律上的权利。所以,马克思说:“合理的习惯法不过是制定法所认可的习惯,因为法并不因为已被确认为法律而不再是习惯,但是它不再仅仅是习惯。对于一个守法者来说,法已成为他自己的习惯;而违法者则被迫守法,因为法不是他的习惯。”{3}249这好比道德并不因为被确认为法律而不再是道德一样,它不再仅仅是道德而已。而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只限于把已有的法表述出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普遍的东西。法律与法仍然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当合理的习惯法没有被法律所认可时,只说明有内容而没有具备法律这种形式。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把特权变成法的过程都是对法的滥用行为。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滥用行为,马克思从利益的视角进行了剖析。马克思认为,利益具有狭隘小气、愚蠢死板、平庸浅薄、自私自利的特点,它只考虑自己。而参与省议会辩论和立法的人都是林木所有者,等于是立法者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进行立法,所以这种法律无非就是自私自利立法的写照。马克思指出:“私人利益非常狡猾,它会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把自己最狭隘和最空虚的形态宣布为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准则。”{3}261由于“法的利益只有当它是利益的法时才能说话”,所以一旦它同代表私人利益的立法者这位圣者发生抵触,法就得闭上自己的嘴巴。既然立法者已经是偏私的,那么法律就只是形式的法律,“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有什么用处呢?法官只能一丝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无所顾忌地运用它。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判决的内容。”{3}287从形式与实质上说,法律只是形式上的公正,而失去了实质上的公正,“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3}288所以,“凡是在法为私人利益制定了法律的地方,它都让私人利益为法制定法律。”这种在立法者眼中法、法律、私人利益合一的国家,最终只剩下一副空洞的假面具。马克思总结性地指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节制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无视法律的天生本能;难道无视法律的东西能够立法吗?”“私人利益并不因为人们把它抬上了立法者的宝座就能立法。”{3}289因此,马克思要求立法者应该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以公共利益的身份进行立法。法律应当是公共利益的体现。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法与法律二元观的进一步探讨
  1945年夏天,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英国考察结束后回到了布鲁塞尔,马克思认为要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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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5-176.

{3}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5}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请你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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