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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地点、身份与农村法治
【副标题】 兼论全球化的影响【作者】 汤善鹏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地点;身份;农村法治;农民主体性【文章编码】 1007-788X(2011)01-0076-08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1【页码】 76
【摘要】

从地点和身份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法律可以为我国长期存在的“法律功效”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释。由于中国存在城市和农村两个不同的地点,而不同的地点蕴含着不同的身份认同。忽视地点和身份差异的中国法律表现出较强的都市化倾向,它以城市为主要的规制主体,忽略农村的文化意义及其生活方式。追究这种都市化倾向的原因,其于我们对现代化和都市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密不可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需要凸现差异性来对抗空间和地点分离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这就为我们建立体现农村文化意义和农民主体性的农村法治提供契机。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081    
  
  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制度建设首当其冲。随着1978年以来展开的大规模的“立法运动”,中国的法律体系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毋庸置疑,这些各个层次的法律(广义)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制度基础。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法律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却始终存在社会功效的优劣问题,尤其是一部法律在农村和城市同时适用的时候。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呢?在笔者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忽视城市和农村在“地点”上的差异及其附于之上的“身份”差异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本文从地点和身份的视角切入,分析农村地点及其农民身份认同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和影响,并指出忽视地点和身份的法律在中国突出表现为立法的都市化倾向,它同我们对现代化与都市化关系的认识密不可分。在全球结构下,只有加强农村和农民的主体性,建立彰显农民主体性的法治观,才可能建立体现农民真实需求的农村法治。
  一、社会学中的地点和身份
  地点是“空间上人们居住和工作的所在地。人们在此空间基础上建立个人的身份认同,并发展其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1}176“地点”一词绝非一个单纯的物理概念,更重要的是它负载了较强的文化意义。任何人作为一个主体都不可能脱离他(她)存在的“地点”。只有在“地点”之内,我们才能理解人的行为及其承载的意义。地点同身份是联系在一起的。“地点形成个人的身份认同感以及社团(区)归属感,为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奠定了基础。换句话说,地点是空间内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是人们可能形成亲密持久关系的场所。”{1}20奥罗姆认为,对地点的认识包括四个方面:(1)一种个人身份认同感,一种说明“我们是谁”的感觉;(2)一种社区感,成为一个大集体(或者家庭或者邻里人群)的归属感;(4)一种过去和将来感(时间感),一种我们身后和我们面前的地点感;(4)一种在家的感觉,一种舒适感。{1}16在中国最为典型的地点是城市和农村。城市和农村地点的不同,直接导致了生活在城市和农村中的人们具有不同的身份及其相应的身份认同。这里的身份不是等级制意义上的身份,它是中性的概念,表征的是基于不同地点的人生活在一起所具备的内在凝聚力和认同感。我们可以用农民工的例子来印证地点和身份的密切关系。在社会学看来,当地点变迁时,极有可能造成身份认同上的尴尬和失落,继而失去主体性的体验。作为农民身份的农村人在城市谋求发展的时候,身份认同出现了诸多的问题。陈映芳在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研究中指出,农民工对在城市里将自身作为城市“局外人”的身份有较普遍的认同,因此,他们可以接受在城市所享有的现实权利状况和所处的生活状况。{2}李汉林在《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一文中指出,当农民工进入城市、并试图将自己的行为整合于城市社会而没有成功的时候,当他们与此同时得不到来自“乡土社会”有力的社会联系和社会支持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他们在价值观念和行为上的失范。{3}严海蓉在《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一文中谈到了农民工在城市里的感受,一方面农民对自身的农民身份产生排斥心理,认为在农村“没有出路”,于是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寻求“幸福”的生活,事实上造成农村的“虚空”;另一方面却在城市里生活时没有取得市民身份,缺乏一种主体性的体验,造成“空虚的主体”。{4}潘毅在《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一文中描述了一个打工妹阿英的故事,对阿英半夜里的尖叫、梦魇做了身体社会学的分析,描述了都市的社会和文化施加于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妹的压力,其中感受到一个外来打工妹在城市试图立足的艰辛,而阿英的尖叫反映了个体在压力的现实之下做出的抗争。{5}
  社会学的研究清晰地论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地点承载了身份的认同,承载了文化的意义。而地点的变化,容易造成身份认同上的尴尬和失落,从而有可能丧失主体性的体验,并最终沦为他者话语权支配的对象。如果将其引入到法律视野,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的法律考虑到了地点和身份的差异了吗?我们究竟是追求无地点和身份差异的法治还是体现地点和身份个殊性的法治?
  二、地点、身份与法律
  (一)法律的地点和身份视角
  如果从地点和身份的视角来看待法律,我们会开发出诸多有益的问题。法律社会学领域对此研究成果颇丰。法律社会学更为关注人们对规则的承认和认同,而非规则的法律效力,在它看来,规则认同是同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的。北京大学张静教授对身份认同的研究是一个代表。她认为:“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6}4此处的“身份”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概念。梅因“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进过程并不意味着身份在现代社会已经消失。“它只意味着,社会成员的身份关系发生了转换,他们从一种身份关系转向另一种身份关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原来的身份对某种社会建制和团体的忠诚、归属、乃至行动规则,都将随之发生变化。”{6}5而身份的变化可以通过认同新的规则来完成建制过程。通过新的规则来确认新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从而创造出新的身份。“当新的规则及其合法化理由被更多社会成员接受而逐渐扩散时,就产生对新身份的广泛社会认同,并可能通过立法过程使之成为正式制度承认的行为标准。”{6}11然而,确认新身份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不单纯是一个理性建构的过程或单纯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建制,而应当是一个通过人们的行为实践形成的过程。这里蕴含了一层意思,即公民身份的意识可能并不能在正式组织结构制定的规则中找到。“相当多的案例表明,形式化的记载条文和人们的认识存在极大距离,甚至冲突。我们在法律条文中找到的证据,似乎不足以证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们。人们的意识,不仅很难从法律条文中得到明确表述,而且即使有,也可能大大不同于实际作用着的(working)东西。”{6}17也就是说,定义身份的规则有可能存在“虚假”的现象,这就类似于我们在法律社会学中将法划分为“书本中的法”和“行动中的法”。
  这一点在当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有许多丰富的个案来证明。当国家法律通过“一体化”方式来对待农村时,身份定义出现了“双重结构”,而非仅仅是国家正式法律表现出来的“一体化”身份。王雯在《公民与村民:身份定义的双重结构》一文中对此有深入地研究。{7}她以“外嫁女”作为例子,指出在农村很大程度上是地方规则(乡规民约)而非国家正式规则影响着村庄的资源分配。在对村民的身份定义中存在“公民身份”和“村民身份”两种不同的定义方式。公民身份是通过一体化的法律方式加以定义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无差别的身份。村民身份是在一个特定村庄中形成的成员身份。在一些人看来,对待外嫁女的权利问题是一个执法问题,应该严格按照《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护法》来维护外嫁女的合法权益。但实际上,这种认识遮蔽了外嫁女维权背后的两种定义“身份”的权力争夺。国家对于个人身份的认定,“主要是对‘法律权利’的一种抽象定义,这种定义多是象征意义上的对‘公民资格’的认定,虽具有很大的合法性,但国家并不参与实际的、具体的利益分配及保障。”{6}185而村庄“控制了实际的资源分配权,其对所属成员身份的认定涉及到具体的利益分配,是更具有实质性的身份认定。”{6}188在这两种定义身份的双重结构下,单纯利用国家法律来看待农村中的法律功效问题,我们只能看到问题的一面,将其仅仅归结为是国家法律的执法出现问题,而认识不到除国家法律之外另一种定义身份的规则在农村中的实际有效性。
  奥地利法律社会学家埃里希关于“活法”理论的认识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和身份之间的关系。埃利希认识到法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活法”是“联合体的内在秩序”,即与由国家实施的法律相对的由社会实践的法律。埃利希认为法的存在形态有三种,“第一种是社会一般成员日常行为规则的标准;第二种是争讼案件判决中审判机关适用的规则标准;第三种是国家制定的抽象的法的规则标准。按照这三种标准所确定的法规范就是‘活法’、审判规范和成文法规范,而其中只有‘活法’才是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现。”{7}在埃里希的理论脉络中,国家是一个大的联合体,而政党、工厂、学校、居委会、村委会等属于小的联合体。每个联合体内都有其通行的内在秩序,即“活法”。如果立基于这种认识,“外嫁女”维权的例子在中国农村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而只是国家法同“活法”冲突的一个例证。因为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形成的联合体必然由于其在地点上同城市的差别而与城市中的联合体具有一定的差异。如果进一步追究这种差异性的联合体形成原因,乃在于农村生活中具体的“联合体”的形成是同其身份认定联系在一起的,能够进人某个联合体,恰是符合这个联合体认定的具有共同的身份。而两种身份定义的存在必然具有某种重叠性,因为农村和作为包含农村的国家而言,它们分属两个联合体。虽然埃里希并没有对国家法作为大的联合体的“活法”同通行于诸如政党、工厂等小的联合体的“活法”之间做出效力等级上的解释,但他的理论贡献在于认识到了除国家之外的其他更小的“地点”同样提供着为人们行动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在埃里希的法律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本体性的意义,而不是当然地附属于国家法这一当下我们唯一注重的规则形式。
  (二)当下的法律:市民权的法律?
  我们时常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当下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农民的权利保护却成为一个日益显著的问题?我们有完善的《义务教育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为什么农民子女的受教育权保护、农民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到底是立法有问题,还是执法有问题,甚或它不是法律问题,而是经济、文化问题?

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将农民权利的缺失归结于法律适用中产生的问题是法学界普遍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法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法律赋予了农民这样那样的权利,只是由于执法不力或者农民自身的守法意识等造成了权利缺失的状态。农民的身份意识也被视为了影响法律普遍适用的一大障碍。陈映芳指出,由于乡村迁移者在城市中主体性体验被相对剥夺,往往会促使他们接受“农民工”的特殊身份。来自制度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偏见和歧视,多少会造成乡城迁移人员对城市生活在适应上的困难,并导致他们将“城市人”对象化、本质化,对城市和城市居民抱有排斥心理。{2}甚至法律和学术界对这个群体的探讨总是贴上“农民工”这个标签,使得“歧视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空间得以延伸、再生”。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法律的认识,他们将法律视为与他们无关的东西,并接受了在法律上是合法权益却在现实中被剥夺的现状。陈映芳在探讨“农民工权益保障”这个问题时,认为不应当从现存的制度出发来,而应当把问题转化为一个更原初的问题,即如何使得这些乡城迁移者获得“市民权”,农民工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2}在他看来,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恰恰是阻碍其享有市民权的因素。这种认识看到了身份认同对于法律适用的影响,但这还不足以认清隐藏在农民权利背后的法律问题。我们还需要追究的是,法律本身有没有问题?市民权的形成是否有农民工的参与?市民权本身是否体现了农民工的真实权利需求?市民权是否考虑到农民工在维护其权益上的特殊生活场景?比如有学者就指出,当农民工离开了熟悉的“乡土社会”进入到一个陌生而且对他们并不“友好”的城市社会后,他们使用正式制度的成本无疑是相当高昂的。{9}“获得市民权”极有可能成为一个理想,因为市民权本身极有可能没有考虑到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存在,没有考虑到这个群体的具体生活场景,如何使得他们获得这些权利呢?因此,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还必须进一步追究“市民权”的形成问题,而非将它客观化,仅仅视为法律的适用问题,而非法律的形成问题。
  在这里有两个概念十分重要,即市民权(citizenship)和公民权(civil rights)。如果将二者等同,市民权等同于公民权,那么意味着城乡二者在主体上是没有差别的,农村人和城市人在法律的适用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因为无论是城市市民还是农村居民都是“公民”。正是将市民权和公民权等同起来,法律才能是无身份的、无差别的、平等的。然而,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恰好是无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表现,是将农村和城市“同质化”的表现。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公民权的平等性有没有考量市民和非市民在身份上的差别?公民权是否是经由市民通过市民权获取的,而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另一个重要的主体即非市民在其中却缺失了?
  如果将二者区分开来,即市民权仅仅指那些在中国社会中具有城市居住地户籍的居民所享有的身份及相关权利,而公民权不仅仅指具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居民享有的权利,也包括那些不具有城市户籍的“非市民”的权利,有许多问题就会开放出来。这样,我们便能更清楚认识中国的现状。公民权利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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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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