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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
【英文标题】 The Perfection of Legislation on the Bribery Crime in China in View of UN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作者】 王作富但未丽【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国际公法
【中文关键词】 贿赂犯罪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立法完善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4
【页码】 21
【摘要】

本文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对我国现行刑法贿赂犯罪有关规定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检讨,建议以《公约》规定为参照,将我国贿赂犯罪“贿赂”的范围由“财物”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利益,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定罪要件和行贿罪定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件,并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促使我国反腐败机制和理念与国际接轨,使预防和打击腐败工作更有成效。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50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关于治理腐败最为完整、全面,且兼具全球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一部国际法律文件。
  一、以《公约》为参照修改我国贿赂犯罪的有关规定
  《公约》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之全、调整范围之宽前所未有。可以预见,《公约》将使国际社会反腐败的国际法律合作出现多方面的突破性进展[1]。由于我国立法经验和认识的局限性,使一些腐败分子得以屡屡逃脱刑法制裁。因此,主动借鉴《公约》,科学界定贿赂犯罪的法律成果,结合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状况和司法实际,及时修改完善相关规定。对于打击腐败犯罪,具有重大意义。
  (一)贿赂的范围。贿赂内容的范围和种类,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对贿赂罪的打击范围和力度。无论是《公约》第15规定的“贿赂本国公职人员”,还是第16条规定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里涉及的“贿赂”。均明文规定为“不正当好处”。贿赂被定义为“不正当好处”的主要优点在于:第一,其突出强调贿赂的性质是不正当的或不应得的,与公职人员的合法所得划分了界限。第二,其强调贿赂是一种利益或好处。外延要明显大于金钱或财物,使反腐败的法网更加严密,有利于遏制腐败之风。
  而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受贿罪贿赂的范围仅限于财物。尽管学者中也有不同意见,如有的主张财产性利益说,认为贿赂除了金钱及其他财物外,还应包括其他财产性利益,如房屋使用权、免费旅游、免除债务等;有的主张需要说,认为凡是能满足人的物质或精神需要的一切有形或无形、物质或者非物质、财产或非财产性利益,均应视为贿赂内容。如安排子女就业、招工、提供出国机会、提职晋级、提供色情服务等。但在司法实践中仍以《刑法》规定为准,即仅限于财物[2]。
  但是实际上。贿赂作为拉拢国家工作人员的手段,不一定限于以金钱物品收买,受贿者所贪图的也绝非全是“财物”。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贿赂犯罪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权色交易”,用设立债权、无偿劳务、提供住房、免费旅游等财物以外的物质利益,以及晋职、招工、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非物质性利益进行贿赂的案件频繁发生。因此,为了彻底打击贿赂犯罪,将贿赂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利益是十分必要的。小词儿都挺能整
  其具体理由主要有:一是一切不正当利益皆可用作“贿赂”以交换权力,行贿人的普遍心理是“投其所好、送其所要”。而无论用财物还是其他利益作“贿赂”。并不影响受贿罪的实质。二是现行《刑法》贿赂范围的“财物”限制,放纵了大量实质上的受贿犯罪。由于我国《刑法》只规定利用职权收受“财物”才会受到刑罚处罚,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受贿者便凭职权为对方谋利,而行贿者亦心领神会地提供“财物”以外的利益。三是综观世界各国立法例,在贿赂范围的规定上,除法国仅限于财物外,其他国家均扩大到财物以外的范围[3]。有许多国家规定范围较宽,例如,“财产利益、个人利益”(波兰),“非法利益”(巴西),“酬谢”(印度),“财产或其他利益”(泰国、丹麦),“金钱或其他利益”(意大利、罗马尼亚),还有不少国家只笼统规定“贿赂”,而不限定其内容(韩国、日本、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国)[4]。根据日本的判例和学者的解释,贿赂包括一切能满足人的欲望的有用的东西,诸如金钱、物品、招待、娱乐、支付债务、提供职位、提供服务等。
  总的说来,我国《刑法》将贿赂的范围仅限于财物过于狭窄,势必会放纵那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获取财物之外的不正当利益的腐败行为。再者,我国现行《刑法》贿赂范围的限制与《公约》的规定与世界诸多国家及地区的规定不相一致。因此,笔者认为,扩大贿赂的范围是适当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问题。《公约》规定的贿赂犯罪是: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根据《公约》规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足以构成贿赂犯罪。与《公约》相比,我国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的有关规定多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5]。笔者认为,该要件不但与《公约》规定不符,且其自身立法缺陷十分明显,应当予以完善,具体是:
  1.“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有无及行为实施与否,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本质。受贿罪的本质,是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只要公职人员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就已经构成收买职务行为的事实。
  2.“为他人谋取利益”无论作为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都会放纵部分受贿犯罪。我国现行《刑法》中未明确规定,同时亦未有司法解释表明,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该属于该罪构成中的客观要件还是主观要件。但无论把它作为客观要件或是主观要件,都与设立和追究受贿罪目的不相适应[6]。如果将其作为客观要件,则行为人收受了贿赂尚未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正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尚未成功,就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将其作为主观要件,则行为人收受了贿赂但根本不打算为他人谋取利益,又被排除在刑法的否定性评价之外。
  3.“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定罪要件的缺陷,正在成为权力寻租的突破口。有些人对握有实权的公职人员刻意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长线投资策略,常常把过节、祝寿、婚丧嫁娶、探视病情等作为正常的“礼尚往来”机会,不惜将重金分期投入,但在行贿时又并无明确的请托事项,其目的在于建立感情,为将来请求受贿人为其谋取利益创造条件和打下基础。公职人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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