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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论犯罪中止的若干争议问题
【英文标题】 on several Controversi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Discontinuance of Crime
【作者】 林亚刚【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犯罪中止 特征 争议问题 责任依据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6
【页码】 61
【摘要】

犯罪中止是犯罪未完成形态之一,在我国被认为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但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对犯罪中止的特征还有若干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本文就有关的争议问题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以期能够对犯罪中止的理论和适用做进一步的探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337    

一、关于犯罪中止的特征

目前我国刑法理论上,对于犯罪中止应当从哪个角度予以研究,还有不同的称谓和认识。有的是从“人”的角度,研究中止犯的成立“条件”[1]或者“特征”;[2]有的是从“形态”的角度,研究犯罪中止形态成立的特征。[3]我认为,研究犯罪中止是为了区别于其他犯罪的停止形态,虽然学者们对此的称谓不同,但就该类问题研究而言,在内涵中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为求在研究上称谓的统一,仍然使用“特征”一词。

我国刑法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据此,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中止,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放弃其犯罪行为,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了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犯罪形态。中止其犯罪行为的,理论上称为“中止犯”。由于行为人自动放弃或者有效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表明其人身危险性减小、主观恶性减轻。为鼓励更多的犯罪人中止其犯罪,各国刑法都具有对中止犯罪的行为人从宽处罚的规定。

(一)时间性特征的认识

犯罪中止的时间性,即是犯罪中止应当在那一个时间段内成立的问题。对此,由于各国或地区刑事立法规定的不同,在成立的时间界限上多有不同。将犯罪中止规定为犯罪未遂种类之一的刑法,由于犯罪未遂的成立必须在着手实行行为之后达到既遂之前,所以其中止的时间界限也同样限定在此范围之内,如日本刑法就是如此。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犯罪中止的时间界限为“在犯罪过程中”,但对于什么是“犯罪过程”,并没有立法上的明确解释。对此,有学者认为:“犯罪过程是一个总概念,这里指的是犯罪行为过程,也即在犯罪准备或着手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如果犯罪已达既遂,或者在有结果的犯罪中,危害结果已经产生,那就不可能发生中止的问题了。”[4]还有学者更明确地指出:“所谓故意犯罪的过程,是指故意犯罪从产生、发展到完成所经过的程序。它是故意犯罪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连续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在故意犯罪中,犯罪过程包含了从预备犯罪到完成犯罪活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时期。而在各犯罪阶段上,由于内在的或外在因素的影响,又可能产生不同的犯罪形态。而作为一种未完成形态的犯罪,犯罪中止可以发生在从犯罪预备到犯罪结果发生之前的整个过程中。”[5]可以看出,只有在犯罪预备过程和着手实施犯罪但没有达到既遂之前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而在犯意表示阶段和犯罪既遂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出现犯罪中止的情况。

有学者指出,在理解犯罪中止的时间界限上,“有一个误解应该澄清。就是某些刑法论著在论述犯罪中止的时间性时,总是惯于强调中止犯发生在犯罪结果出现以前。这一提法不够确切,不能全面概括中止犯的时间界限。中止犯只能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前,才是正确的结论。犯罪既遂与犯罪结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我国刑法规定的某些犯罪的既遂并不以犯罪结果的发生为条件,如阴谋犯、行为犯、危险状态犯等,未发生犯罪结果也成立犯罪既遂,即犯罪已经完成。如果对于这些犯罪形态的中止也以犯罪结果发生作为终限时间,则意味着在犯罪完成以后还可以成立中止犯,这是不合适的。”[6]

我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刑法中的确存在以法定结果是否发生来衡量是否完成犯罪的情况,如结果犯。对于这种犯罪而言,结果发生之前,有效予以防止的即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的表述,实际上并且没有错误。

目前,理论上针对危险犯,在自动消除危险状态的情况下,能否成立犯罪中止,还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

肯定说虽然认为能够成立犯罪中止,但在具体认识上又有所不同。一种观点认为这属于犯罪既遂后的特殊情况,如认为:“理论的原理原则,也常发生有例外的情况。一般说,犯罪中止只能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前,但是刑法规定的放火罪,投放危险物质罪[7]等在犯罪既遂之后仍有可能成立犯罪中止。例如放火犯已经将火点燃,欲烧毁会计室的帐册,以掩盖其贪污的事实,可在点火以后,又担心罪上加罪,于是主动将火扑灭,避免了重大损失。从法律规定角度看,它已构成放火罪的既遂,但从事实上说,由于行为人自动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以致没有产生预期的严重后果,仍应视为犯罪中止。”[8]第二种观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对危险犯的中止,而只能作为实害犯的中止处理。因为,当危险犯已构成既遂状态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再转化为中止犯的。因此,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就不能再按照危险犯的法定刑处罚,而应当依照刑法条文对实害犯法定刑的规定,以中止犯免除或者减轻处罚。”因为,“在这种场合,犯罪人已完成了危险犯的实行行为,但是,实害犯的犯罪结果并没有发生。在此情况下,犯罪人自动采取措施,并且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这种情况之所以应当构成中止犯是因为,我国刑法对犯罪中止的时间限制,只要求发生在犯罪过程中,同时,刑法只规定了有效防止危害结果发生,是实行行为完成后成立中止犯的必要条件,并没有对犯罪的类型作具体区分。因此,可以认为,无论何种犯罪,只要存在着发生犯罪结果的可能性,在结果尚未发生之前,都应当给予行为人自动有效地防止结果发生的权利。”[9]

否定说认为:“危险状态犯在完成犯罪行为,并引起法定的危险状态以后,因某种原因,采取积极行动,避免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也不属于中止犯。例如刑法规定的破坏交通设备罪,并不以实际造成交通工具倾覆、毁坏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志。只要行为人破坏交通设备的行为‘足以……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构成该罪的既遂……。”如行为人在铁轨上放置一块巨石,足以使列车倾覆,“基于某种原因,又自动返回现场,移开巨石,使得列车安全通过,没有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因是犯罪既遂以后的行动,不属于中止犯。但这种悔罪的行动对量刑有影响。”[10]

我认为,上述观点的分歧,仍然在于如何理解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危险犯。

首先,对危险犯如果持以危险状态发生为犯罪既遂形态的通说观点,则肯定说中的第一种观点,即在危险犯罪已经构成犯罪既遂的情况下(即使结果并不严重),仍然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的观点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其缺陷正如肯定说第二种观点所指出的,“当危险犯已构成既遂状态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再转化为中止犯的”,否则,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其次,在刑法理论上,通说认为在实施危险行为发生法律要求的重大实害结果(并加重其法定刑)的情况下,该种犯罪不宜再认为是危险犯而是危险犯的结果加重犯。而且,在刑法理论上,结果加重犯与危险犯属于不同的具体犯罪类型,[11]而关于结果加重犯,理论上的共识是只存在犯罪既遂形态,因此,在成立危险犯的结果加重犯的情况下,应当属于实害犯的范畴。根据立法规定,理论上将危险犯分为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两种,从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看,对这两种危险犯都规定有结果加重犯的条款,因而在实施属于危险犯的行为但没有造成重大实害结果的情况下,是应当认定为危险犯的既遂犯,还是实害犯的中止犯(或未遂犯),则是认识该问题的关键。再次,我认为,肯定说中的第二种观点,从刑事政策意义上说,不可谓没有依据,各国(地区)刑事立法之所以在刑法中设置犯罪中止形态,无非是鼓励犯罪人悬崖勒马,以避免对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对犯罪中止的立法规定,正如李斯特所言,是“架设了引导犯罪人返回的黄金桥”。[12]但是,如根据肯定说第二种观点,将该种情况从刑事政策意义上作为犯罪中止认定,则必须对危险犯既遂的标准和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理论提出质疑。因为,无论是抽象危险还是具体危险,都必须具有实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才能认为其行为属于危险的犯罪,从这一意义上说,是否应当认为所有的危险犯同时也是实害犯?恐怕理论上不好做这样的理解。根据理论上的共识,当危险状态已经发生,即使实害结果没有发生时,从危险犯的角度看,犯罪已经是既遂(肯定说中的第二种观点也持同样的认识)。因此,如果阻止的是危险状态的发生,则成立的应当是危险犯的犯罪中止,而不是实害犯(结果加重犯)的犯罪中止;从结果加重犯的角度看,在危险状态已经发生而阻止的是重大实害结果,如果成立实害犯(结果加重犯)的犯罪中止(或犯罪未遂),则又与结果加重犯只存在既遂形态不存在未完成形态的基本理论相矛盾。所以,结论是:如果只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将该种情况视为犯罪中止的例外,就应当考虑到这样的例外必然带来对犯罪既遂理论以及结果加重犯理论整体上的动摇。我正是基于这些基本理论,赞同否定说的观点。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不将这种情况作为犯罪中止认定,就不能贯彻这一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

(二)自动性特征的认识

所谓犯罪中止的自动性,是指犯罪中止必须是行为人在自认为(确信)当时能够完成犯罪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意志而决定停止犯罪行为,或者主动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

刑法理论上,犯罪中止要求“根据自己的意思”而停止犯罪,这是犯罪中止必须具备的条件,但是,如何理解这一条件,理论和司法实务上都存在不同的认识。例如,在日本刑法理论上,对该条件的理解就有:(1)客观说,即主张“以行为人所认识的外部事物,根据一般人的观念,认为通常不妨碍完成犯罪的情况下,能够确认‘任意性’。”也即如果客观外在事实对一般人能够产生强制性影响,行为人放弃犯罪非中止,而是障碍未遂;如果对一般人不足以产生这种影响,则为中止。(2)主观说,即认为“行为人对于客观外部妨碍犯罪完成的事实没有认识的情况下,能够确认‘任意性’。”换言之,即使这种障碍客观上并不存在,但行为人认为存在而放弃犯罪的,也不能认为是中止犯罪;反之,即使客观上存在阻碍其意志实现的障碍,但行为人并不认为能够阻碍其意志实现,因而停止犯罪的,也成立中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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