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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论惩治黑恶势力的路径转向:由“打”到“治”
【副标题】 兼谈基层组织建设在“扫黑除恶”中的地位【作者】 王永浩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黑恶势力;生成机制;基层组织建设;社会控制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51
【摘要】

从黑恶势力产生的宏观社会背景与典型黑恶势力的生长历程看,合法的社会控制弱化是其滋长蔓延的根源所在。因此,扫黑除恶应当扭转过往重打轻防、治标不治本的工作方式。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在以“打”清障的同时,更加重视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优化合法的社会控制,实现黑恶势力防治工作由“打”向“治”的转向。基层组织建设在“扫黑除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发挥长效、根本的控防作用。应当构建反腐败、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与基层组织建设的联动机制,通过在法治轨道上规范基层政权组织和自治组织的运行,最终从根本上消除黑恶势力滋生、发展的土壤。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9937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党和国家多次以“严打”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形式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进行集中、高压打击。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黑恶势力作为一种非法的社会控制力量具有特殊的生成机理,实现黑恶势力的根源治理必须科学认识其生成机制。本文以社会控制理论为指引,首先分析了黑恶势力滋长与合法社会控制间的紧密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以优化合法社会控制,进而从根本上压缩黑恶势力生长空间的治理思路。

一、黑恶势力生成机制的宏观和微观透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恶势力团伙发展的高级阶段,二者前后相续,生长轨迹呈线性方程式图谱。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的生成机制是统一的。黑恶势力的生成机制当然属于犯罪原因论的范畴,但应主要从社会结构中探求其发生、发展的机理。因为犯罪的产生并非个人欲望—动机—行为这一机械模式,也不能简单求之于自由意志,必须将目光转向社会经济环境的宏观现实和微观社会制度。[1]黑恶势力凭借非法物理暴力和软暴力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进而对社会达成一定程度的非法控制,以实现其经济利益追求。可以认为,非法控制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最大特征,只不过具有对抗、削弱政府合法控制的性质。[2]在以暴力为后盾实现控制方面,与国家机器的运转机理相似;但其在一定区域或行业所形成的控制,是对国家合法控制和社会自生良好秩序的否定。由此足见,黑恶势力的形成、壮大与合法公权力对社会控制的弱化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我国黑恶势力发生、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具体历程生动说明了这种关联性。

(一)黑恶势力生成机制的宏观考察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珠海等沿海地区[3],系境外黑社会组织向境内渗透的结果,具有外源性特征。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发生的时代背景是与改革开放相伴发生的失业率上升、旧有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解体[4]而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尚未建立。回溯我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自1979年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逐步废除,在原公社一级撤社建乡、在队一级逐步实施村民自治。从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设立乡政府,标志着人民公社在规范层面的隐退;到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人民公社这一社会治理、控制体制彻底告别历史舞台。伴随着国家力量后撤、基层政权被削弱,基层社会呈现出弱秩序乃至无秩序景象。[5]与农村改革相对应,我国的城市改革开放大体上肇始于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及1980年批准在上述地区办“经济特区”。1984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而1986年启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则将城市改革开放推向高峰。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统得过死”的局面得以扭转,国家对城市经济、社会的管制放松。城市社会在呈现活力的同时,失业率陡然上升、经济行为失范,进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秩序紊乱。从发生学的视角看,我国的黑恶势力的出现与农村和城市的公权力、伦理纲常等旧的社会控制体系弱化而新的社会控制体系尚未建立的宏观社会背景高度契合。

黑恶势力的发生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急剧转型造成的弱秩序密切关联。而在新的社会控制体系建立后,黑恶势力的滋长则可溯因于权力腐败等造成的合法社会控制弱化。国家工作人员腐败渎职等违法犯罪的广泛存在,很大程度松弛了社会控制网络,黑恶势力仍保有一定的生长空间,甚至腐败与有组织犯罪形成相互需求、彼此促进的共生关系[6]。毋庸讳言,历次“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强调打击“保护伞”,就是基于腐败违法犯罪为黑恶势力提供生长空间的认识。除公权力腐败之外,黑恶势力的滋长与特殊的基层社会结构高度相关。在涉黑恶违法犯罪多发的县区以下行政区域,尽管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传统的社会结构并未完全走上现代化道路。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不过是从费孝通先生笔下的“双轨论”[7]转向了贺雪峰教授所言的团结型、分裂型或原子化的“新乡土中国”[8]。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岿然不变的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法治并未取得绝对主导地位,礼俗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二者处于交错、对抗、掣肘、融合的复杂态势。以上因子夹杂着劳动人口在城乡间的流动所造成的农村“空心化”和城镇失管人员激增现象以及拜金主义的流行等人口、文化的复杂因素,使得基层政权的社会治理能力被大大弱化。由基层政府主导的社会控制体系不仅面临权力腐败、运行失序的内生危机,在面对新的社会结构时也陷入力量困乏的艰难境地。可以说,何秉松教授多年前提出的“合法社会控制的弱化是黑社会组织产生的重要条件”[9]这一论断,非但不过时,在时下反而愈发振聋发聩。

(二)黑恶势力生成机制的微观透视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涉黑犯罪大数据专项报告显示,涉黑犯罪被告人中无业人员占比近五成,非法敛财惯用手段主要有开设赌场、涉枪和涉毒[10]。两劳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重点管控对象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几乎构成现实中涉黑犯罪的一条定律。从司法实践来看,黑恶势力成员披“红”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两委成员,或者上述人员由“红”蜕变为黑恶的情况并不鲜见。有研究表明,黑恶势力对基层政权的侵蚀正在加剧,而渗透的路径不外乎宗派控制民主选举、经济能人进行利益诱惑、基层政治精英的红黑蜕变三种[11]。个案中的上述一般性现象,至少从侧面反映出合法的社会控制存在纰漏,并因此给黑恶势力生长留下了空间。事实上,一些典型的涉黑恶个案更加生动、清晰地展现了黑恶势力滋长与合法社会控制弱化间的关联。笔者特地选取了刘汉、刘维案和孟玲芬案两起典型的涉黑、涉恶案件,并对之作简要梳理分析,以更加直观地说明黑恶势力与社会控制间的关系。

刘汉、刘维等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从1993年开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到2013年案发,存续时间长达20年之久。从该案判决书所认定的犯罪事实与相关新闻报道来看,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有以下几个关键时间节点。1993年及此后一段时间内,主要通过收罗无业、刑满释放人员经营赌场、建材公司、收取保护费等方式积累经济实力,期间通过暴力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确立权威,开拓业务;伴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刘维等结交什邡市政法部门领导充当保护伞,此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更加猖獗,经济实力得以大幅提升,并在1997年成立汉龙集团,染指房地产开发等行业;1998年起,伴随着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核心成员开始获得较多枪支,实施暴力犯罪能力骤然增强,此后直到2003年该组织实施多起持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借此打压、消灭了竞争对手或相关威胁者[12];2000年刘汉借旅游项目开发,结识并给予时任公安部长***之子周滨以帮助,政治关系网进一步扩张,同年汉龙集团迁至四川省会成都,集团业务版图大幅拓展,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极大增强;2003年后刘汉先后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四川省工商联合会副会长,实现由黑到红的蜕变。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呈现如下图:谨防骗子

(图略)

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暴力属性由重到轻一般认知[13]不同,本案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暴力使用频率呈现出早期频繁后期较少,组织运行对暴力的依赖度由强到弱的脉络;而暴力强度则伴随着犯罪能力(获得枪支等)的提升,有一个先逐渐增强的过程,在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犯罪组织的公司化,暴力强度又逐渐降低。但无论如何,本案中多次涉枪犯罪、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红顶”身份、国家工作人员充当保护伞等信息表明,社会控制力弱化是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生成、壮大的重要条件。

孟玲芬案是一起典型的农村地区恶势力犯罪案件。犯罪分子孟玲芬先后担任村务领导小组组长、村主任,期间利用其职权及影响力侵占集体财产、滥伐林木;以村民未及时交纳土地承包费为由,多次指使、纠集社会闲散人员随意殴打村民、毁坏财物,寻衅滋事;以暴力、胁迫等手段打压村民进行揭发、救济,甚至以暴力手段报复村民发表批评言论。相较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组织性较弱且尚未形成社会控制。其生成多依托于基层社会宗派力量、无业闲散人员,并与基层政权呈现出对抗、渗透乃至重合的关系[14],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坍塌结出的恶果。孟玲芬案是一幅生动描绘农村社会治理失范现状的写实画:村霸担任村主任并操控村集体事务,村民大会等民主机制瘫痪,村党支部功能虚置,政府对村治监督乏力等。本案充分说明基层群众自治异化,社会控制能力虚弱,致使恶势力渗透甚至操纵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综上,由于合法公权力缺位或者腐败、民主选举与自治组织运行异化等因素所造成的合法社会控制弱化,是黑恶势力生成、发展和壮大的重要条件。尽管我国的黑恶势力发展程度不高,没有像西方国家的有组织犯罪那样,从可以通过通常程序加以解决的严重犯罪到危及社会正常运转再到成为危害国家安全问题。[15]但黑恶势力的存在已经威胁到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的稳定、严重扰乱合法社会秩序,确是不争的事实。

二、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惩治措施的历史性反思

尽管我国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历来重视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黑恶势力滋长空间。近年来,黑恶势力发展更是向基层政权渗透,甚至操控把持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而黑恶势力核心成员由黑向红的身份蜕变也已经司空见惯。正因如此,党中央和国务院才决定开展一次更为全面、彻底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至少说明我国之前惩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措施,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重打击、轻预防

从“严打”到“打黑除恶”的历次惩治黑恶势力犯罪行动,都是“打”字当头,“从重、从严、从快”为基本价值取向,整体上重打击而轻预防的意蕴非常浓厚。2008年中央政法委在京召开的“全国继续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明确强调,要将严打方针贯彻落实到打黑除恶工作的各个环节,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在全社会形成对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而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所坚持的“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的理念,从时间与对象两个方面凸显了“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核心意涵。[16]尽管2000年与2006年开展的两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更多地结合了打击“保护伞”、反腐败的内容,并将严厉打击渗透、操控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作为重要指向。然而,所谓打击“保护伞”和反腐败不过是附庸于打黑除恶斗争,经由对与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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