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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中华法学杂志》研究
【副标题】 兼谈民国后期法学民族主义话语
【英文标题】 A Study on Journal of Chinese Legal Science
【英文副标题】 On the Legal Nationalism Discourse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 裴艳【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中华法学杂志;民国;民族主义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1
【页码】 5
【摘要】

《中华法学杂志》是民国后期最有影响的法学期刊之一,在13年的发展历程中三易其地,两次停而复办,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中华法学杂志》的编辑和作者群囊括了国内法学各领域的权威人士,代表了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中华法学杂志》的论著与国内外政治发展动态密切相关,折射出民国法学研究的风格和倾向,其树立“中华新法系”的本位立场是当时法学民族主义话语的代表。

【英文摘要】

Journal of Chinese Legal Science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journals of law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Republic of China. It has been relocated three times, stopped and recovered two times during the 13 years of developmentin its history, which shows strong vitality. The editors and writers of the journal include authorities from various legalfields, which indicates a highest academical level of legal science. The articles of the journal closely relate to the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ffairs with the particular style and trend of Chinese legal studies. Its ontologicalstandpoint of “New System of Chinese Law” is a chief representative of the legal nationalism discourse at that tim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2938    
  
  法律期刊是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现代法学的兴创与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从清末到1949年,陆续创办的法政杂志大约有150种”。{1}在品目众多的法律期刊中,《中华法学杂志》是最有影响的一种,在期刊发展史中居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一、法律期刊在近代发展很不稳定,呈迅起暴跌态势,《中华法学杂志》是少数几个具有旺盛生命力,具有十年以上办刊历史的杂志。二、《中华法学杂志》的编辑和作者群囊括了国内法学各领域的权威人士,代表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三、《中华法学杂志》在1936年升格为中华民国法学会会刊,该学会以三民主义为法学最高原理,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研究法学、改进法制为宗旨,是国民政府推行“法制主义化”的产物,相应地,《中华法学杂志》也具有了主流意识形态背景,在众多法学期刊中获得权威地位。本文以法学会会刊《中华法学杂志》为考察对象,缕叙其发展变迁的历史,分析编辑和作者群体的分散聚合,并对其学术倾向及在民国后期构建法学民族主义的话语实践做一探讨。
  一、《中华法学杂志》略论
  《中华法学杂志》始创于1930年9月,由南京世界学院中华法学研究社编,北平研究院出版发行,谢冠生曾经担任主编,是当时具有一定影响的法学月刊,“自发刊后,风行全国,为法界人士称颂”{2}。经常撰稿者有王宠惠、黄右昌、胡文炳、查良鉴、张企泰、宝道等国内外法学家。杂志重在研讨法制、探究学理,对西方的法律规定、司法原则也非常关注,每期“译丛”栏目都利用很大篇幅翻译西方的法学著作和法律条文。1935年中华民国法学会成立后,因复兴中华法学之热忱与《中华法学杂志》刊名相表征,杂志遂被学会归并升格为法学会会刊,改由法学会编辑委员会(后改为出版事业委员会)编撰,但为纪念原杂志,原刊名卷数均被保留,另从新编第1卷第1号起编,仍取月刊形式。
  新编的《中华法学杂志》第1号1936年9月1日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作为法学会的会刊,杂志被视为学会“同人贡献心得及研讨之枢纽,并藉以与会外交换意见之媒介”,编辑思想体现了法学会纲领的精神,除确立“培养国人法律观念”、“充实法制”、“作法学之深邃研究”、“谋法治精神之奠定”的宗旨外,尤其强调“研究三民主义之法学原理”、“树立中华民国之新法系”的本位立场。{3}栏目设置有论说(阐明本会纲领并评论各项与法学有关之重要问题)、专著(专载法学有关之系统的研究文本)、译述(翻译各国有价值之法学论文或资料)、判例研究、专载、本国重要法学消息或国外法学消息、书报介绍、本会会报等。每期字数约二十万,前十万为论文,后十万专载司法及立法文件、国内外法学消息及书报介绍。编辑委员会由22人组成,杨幼炯任编辑主任,为保证各期稿源充足,规定了分组集稿办法,特别分公法组、私法组、法律哲学组、法制史组、判例研究组、专载组,各组都有编辑委员专人负责,并在会外聘请专家担任撰述和编审。杂志作者由编辑委员、学会内外法学家及有一定影响的知识分子组成,居正、王用宾、张知本、焦易堂、孙科、黄右昌、芮沐、吴祥麟、杨幼炯等都是杂志的撰稿人。1937年抗战爆发,杂志在出满10期后被迫停刊,这期间曾在1卷第5、 6号策划了“中国司法制度专号”。
  1938年9月1日,杂志在重庆复刊。由于原来的编辑委员大都没有到四川,为了编辑事务的正常进行,另外推选出新的负责人员,同时根据局势的变化,出版内容做了新的调整,“侧重抗战及抗战以后两时期的法律问题的研究”。{4}个别分栏标题更改,原来的“论说”改称“论著”、“专著”改为“专载”。法学会领导层对复刊后的杂志踌躇满志,欲“今后将以纯粹科学态度对法律学做更广义更深邃之研究”,{5}“一方面要在大处着眼,从整个法学学理上作综合的研究,求其理论根据,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小处着手,从个别法律条文上作分析的研究,求其效果适应于社会状态和生活”。{6}但是,因为稿件寥寥,加之印刷经费、时间等困难,复刊后的杂志出版六期后又再度停刊。
  1944年1月10日,杂志在重庆二次复刊,此后杂志运作渐入佳境,1946年重回南京编辑,到1948年10月,共出版5卷48期。这期间,在国际上,中国取消与英美的不平等条约,签订新约,确立新的国际关系;在国内,召开国民大会,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这种“司法史上的大变动”、“宪政建设的热烈气氛”使杂志发展获得了良好的环境。如何在新形势下“继长增高其地位”,是杂志发展面临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此,杂志在编委会人事安排、组稿、出版印刷等事项做了新的尝试。以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武汉大学、东吴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及立法司法部门任职者为依托组成新的编委会;增加稿费,由千字一百元提高为千字二百元至三百元;加强与投稿人沟通联络,培养了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体,他们踊跃投稿以致刊物资料,“愈见精彩新鲜,应乎潮流,切乎实际,瞻前顾后,只觉得欣欣然有蓬勃气象”;{7}重视与发行部门的接洽,聘请大东书局正副总编辑梅仲协、林纪东为编辑委员,与大东书局签订出版合同,为杂志编辑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编辑方针仍然注重“抗战建国期中法治精神之发扬与法治基础之确立,以及复员后一切法律问题之探讨”。{8}杂志还策划出版几次专号,3卷5期的“宪政问题专号”,4卷6、 7期“国际法和国际问题专号”,4卷10期“中国法治问题专号”,5卷2、 3期“宪法特辑”,5卷9、 10期“制宪专号”,主要是适应抗战后召开国民大会,建立民主国家的呼声,以及战后国际关系日益繁复,涉外问题尤其增多的情势。
  二、《中华法学杂志》的作者群
  编辑在学术刊物中扮演的是把关人的角色,他总要站在自己的立场和杂志的视角上,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作者群则是杂志生存发展的核心环节。编辑和核心作者群的结构及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刊物的学术水平和政治倾向。《中华法学杂志》升格为法学会会刊以后,在13年的发展历程中三易其地,两次停而复办,加之在不同时期发展策略有所不同,编辑、作者群几经分散聚合。
  1935年,国民政府第一次司法会议在南京召开,以会议代表为班底,成立中华民国法学会。编辑委员会是其下设的机构,编委为当然会员。第一届编委由22人组成,包括杨幼炯(主任委员)、高承元(副主任委员)、刘陆民(副主任委员)、王龄希、程沧波、杨公达、洪文澜、杨鹏、吴祥麟、阮毅成、彭清鹏、张国仁、洪钧培、萧文哲、张企泰、剪伯赞、熊材达、苏克友、林品石、马元放、梁立、胡庆育等,他们或为司法长官,或为法界先进、名流专家。杂志在南京时期共出版10卷,作者可以约略分为三类:首先编委中的一部分常常就是撰稿人,因为根据规定,委员会各委员有“担任撰述”的义务。据统计,22名委员中有12名在杂志发表过文章,其中比较活跃的有编辑主任杨幼炯发表4篇,副主任高承元、刘陆民分别发表3篇,委员中萧文哲、张企泰分别供稿4篇,杨鹏、吴祥麟、剪伯赞分别供稿2篇,此外还有王龄希、杨公达、阮毅成、洪钧培分别供稿1篇。其次,学会同人尤其是领导层对杂志的出版也非常重视,常常借此媒介阐扬学会的精神,在前10卷中,法学会第一届常任建事中就有居正、张知本、王用宾、覃振、洪阑友、谢冠生等6人给杂志供稿,理事长居正的名字更是出现了6次之多,可谓核心作者。第三部分撰稿人是社会上有所影响的法律界人士和部分不见经传的普通作者,这部分成员的结构比较复杂,人数较多且不稳定,有很多作者仅仅出现一次就销声匿迹了,详细考察这些作者的身份已不太可能,但我们可以把他们大致分为学者、在校学生、司法机关任职者及其他行业的知识分子等。
  1938年,杂志西迁重庆后,原有的编辑队伍和作者群都被打乱,为了编辑事务的正常进行,新组成了32人的编辑队伍,在新的作者群形成前,编委承担了更多的组稿写稿任务,在稿件不足的情况下,夏勤、章任堪、黄右昌、楼桐孙、梅汝、吴骐曾被指定撰稿以充篇幅。总体说,此阶段杂志的稿源非常紧张,这也是杂志出版六期后不得已停刊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32名编委中有16名曾经给杂志写稿,共29篇。另外还有法学会会员及社会上的作者共22人。
  1944年,杂志二次复刊,在之后的五年中,由于编委会正常换届,或临时增聘等缘故,编委会成员共调整三次,直到1945年才最终形成吴祥麟、杨幼炯、戴修瓒、杨兆龙、吴经熊、史尚宽、燕树棠、查良鉴等40人的固定队伍。新组成的编辑均是各领域的顶尖学者,代表了当时法学界最高水平。此阶段,随着期刊创办的深入,为谋投稿人之方便,编委会增进与作者之联系,并对除编委和特约专家的“外稿”也持欢迎态度,这促使作者群逐渐扩大,几乎每期都有新的作者加人进来,期刊面貌焕然一新,稿件日渐丰富。据统计,五年中给杂志供稿的作者共有175人。
  新的作者群体的形成依赖几个因素:(1)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一时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活动中心。这期间,有31所高校紧跟国民政府的步伐陆续西迁重庆,这其中就有法学教育素有声名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东吴大学、武汉大学等,于是在杂志的出版地就自然聚集了一个庞大的法学教授群,他们成为杂志潜在的撰稿人。比如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中央政治学校法律系教授梅仲协、李光夏、林纪东、周子亚、陈盛清,中央大学法律系教授张企泰、卢骏、陈应钿、吴传颐,东吴大学法律系主任盛振为、查良鉴、倪征噢、吴绂征、陈晓、刘应吕、刘家骥,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李浩培、教授吴学义、陈正受、陈安明,西南联大教授李士彤、徐恭典,朝阳学院教授漆竹生,厦门大学法律系教授陈文藻,湖南大学法学系主任李祖荫、丘日庆,贵州大学法律系主任刘仰之,中山大学教授刘燕谷等都曾为杂志写稿。(2)多方面因素缠绕、交织、共同作用。抗战建国顺利开展,中外缔结平等新约,如何处理涉外在华外人诉讼案件及法律问题,如何以三民主义法学融入世界潮流成为法学工作者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导言正论,昌明法制成为各行各业的法律工作者的责任,举凡法制史、法理学、法律教育、国际法及现行法规诸问题都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因此立法、司法、外交、教育各部门的实务工作者及专家学者都从自己的经验和专业兴趣出发做专题研究,比如在国内各大学任教有年,任立法院委员兼自治法规委员会召集委员的黄右昌,曾撰文介绍《新市组织法》的根本精神;中央大学法律教授林振镛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刘应吕对于国内外刑法研究有素,译有《美国刑法学纲要及与我国刑法之比较》一文;王建今是专攻刑法的学者与实务家,他所撰的《共犯之研究》,范围虽狭,但表现了研究的深到。总之,此阶段给杂志供稿的作者遍及法学研究和实践各领域,除前面所提的各大学法学院教授,还有司法院院长、参事,中央惩戒委员会委员,最高法院检查官、推事,司法行政部司长、编审,行政法院评事,立法院院长、立法院委员、秘书,外交部参事,教育部参事,考试院秘书长,宣传部部长,重庆实验地方法院推事,大东书局编辑和中央日报记者等等。当然,另外还有部分作者生平履历无法详知,说明杂志撰稿人不仅仅局限于几个声名卓著的大家,而是一个人员众多的开放性群体。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三、《中华法学杂志》的内容评价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风向标,法学期刊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国家政治法律生活的一面镜子,通过分析《中华法学杂志》刊载的文章,可以一窥民国后期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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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程燎原:《中国近代法政杂志的兴盛与宏旨》,《政法论坛》2006年第4期,第3—15页。

{2}《本会启事》,《中华法学杂志》新编第1卷1号,1936年9月。

{3}洪阑友:《本刊之使命》,《中华法学杂志》新编第1卷1号,1936年9月,第1—4页。

{4}覃振:《复刊词二》,《中华法学杂志》复刊第1卷11期,1938年9月,第2页。

{5}居正:《复刊词一》,《中华法学杂志》复刊第1卷11期,1938年9月,第1页。

{6}覃振:《复刊词二》,《中华法学杂志》复刊第1卷11期,1938年9月,第2页。

{7}《编辑后记》,《中华法学杂志》复刊第3卷4期,1944年4月,第88页。

{8}《本杂志征稿办法简则》,《中华法学杂志》复刊第3卷1期,1944年1月,第85页。

{9}《中华民国法学会纲领》,《中华法学杂志》新编第1卷1号,1936年9月,第8页。

{10}《编辑后记》,《中华法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4年5月,第127页。

{11}《中华民国法学会宣言》,《中华法学杂志》第1卷1期,1936年9月,第1页。

{12}居正:《复刊词一》,《中华法学杂志》复刊第1卷第11期,1938年9月,第1页。爱法律,有未来

{13}覃振:《复刊词二》,《中华法学杂志》复刊第1卷第11期,1938年9月,第2页。

{14}陈顾远:《儒家法学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中华法学杂志》新编1卷3期,1936年11月,第1—11页。

{15}郭世佑、李在全:《“中华法系”话语在近代中国的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78—186页。

{16}蔡枢衡著:《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17}陈顾远:《儒家法学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中华法学杂志》新编第1卷第3期,1936年11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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