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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传承创新六十载 载欣载奔八十年
【副标题】 中国法制史学60年暨张晋藩先生80华诞研讨会综述
【作者】 张明新【作者单位】 徐州师范大学
【分类】 法律信息【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1【页码】 15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2940    
  2010年10月16—17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主办的“传承与创新:中国法制史学六十年暨张晋藩先生八十华诞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隆重举行。来自中国两岸三地和国外从事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学者与教育工作者们200余人济济一堂,共商60年来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发展,共庆中国法制史学奠基人与开拓者张晋藩先生80华诞。
  一、中国法制史学六十载:在批判中继承,在传承中发展
  16日,“传承与创新:中国法制史学六十年与张晋藩先生执教六十周年”研讨会开幕式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中秋教授的主持下隆重举行。首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朱勇教授为开幕式致欢迎词。他指出,中国政法大学作为一所以法学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始终重视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与教学;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期致力于法律史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也得到了全国各高等学校法学院、法学研究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总结中国法制史学60年的发展经验,探讨今后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走向。{1}接着,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杨一凡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苏基朗教授、台湾空中大学那思陆教授也分别作了嘉宾致辞。
  在简短而又隆重的开幕式后,研讨会进入主题发言阶段。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张晋藩先生认为,中国法制史学作为一门学问,有着悠久而未曾中断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在先秦的典籍《尚书》、《周礼》中,便记载了法制历史事件、人物和丰富的资料。诸子百家中儒墨道法各个学派,又各以其学说丰富了法制史学的理论基础,开辟了法制史学研究的思路。自汉以来,正史《刑法志》中虽以断代法制史为主,但也含有法制通史与法律文化史的内容,至于《通典》、《通考》、《通志》等类的志书中,更集中地收录了典章法制史料。作为初唐盛世的《唐律疏议》,不仅具体反映了唐朝的典章法度,而且作为中华法系的表征而为周边国家所取法。由唐迄清历代法制不断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华法制文明特质的法律体系和各项制度,其完整性、系统性与典型性均为世界其他文明古国所少有。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使得中国传统的法制史学与法学教育都面临不变亦变的严峻形势,而且从西学中发现了创制新的法制史学的路径与方法,由此开始了中国法制史学研究近代化的历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法制史学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法制史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60年来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历程,是继往开来的60年。张先生将这60年分为研究“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前30年和真正走上“中国法制史”研究道路的后30年。虽然60年的研究历程里经历过早期模仿苏联、“文革”破坏法制等艰难时期,但是改革开放后各方学者就研究对象—即中国古代各时期的法律制度—达成了共识,中国法制史研究才走向了辉煌时期。张晋藩先生同时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法律史学面临向何处去的新挑战。我们还要深入探索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方法,充分挖掘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价值,科学总结借鉴历史,不断寻求中华法文化的发展动力,并实现传统法文化与当今法制改革的结合,培养更多踏实的研究者。{2}
  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的黄源盛教授对台湾法学院法史学相关的硕博士论文60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体回顾与评析,从时间、空间、事实三个角度,结合学科研究深度、广度和态度的“法律三度论”介绍了台湾学界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情况,认为法史学既属于法学,又属于史学;另一方面,在法学内,它是融合理论法学与经验法学于一门的学科。台湾地区从事法史学研究及教学者大致可分为三个学术社群:法学界、文史学界、社会学界。相较于文史及社会学界,台湾法学界在法史学研究与教学的起步较早,对于法史学的学科定位也相对明确,一般将之归类于“基础法学”的范畴。台湾法学界法史学硕、博士论文发展的分期,从指导论文数量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师资之更迭以及论文研究取向的变动情形来看,大致可区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至1978年的奠基期;1979年至1995年的传承期;近十五年来的转型期。台湾法学院学子对于法史学的研究,60年间共产生了126篇硕、博士论文,以土地及人口比率来说,研究成果尚属可观。难能可贵的是,在法律系学生多半将法史学视为冷僻、无用之物的情况下,仍能保有一脉香火,时而灵光一现,确属不易。唯深感遗憾者,在奠基期与传承期中,硕士论文的产量虽然不少,但因迫于出路或社会客观现实,大多数未能继续斯学。幸而步入转型期以后,似有摆脱低潮之姿。此一时期的硕博士论文无论在质与量方面,相较前两期有了大幅的进展,尤其硕士论文的品质,衡诸同时期日本、中国大陆甚至欧美,丝毫不见逊色,甚而有凌驾之势。令人感奋的是,在这些学子中,硕士毕业后继续研读博士学位者大有人在,此间所蓄积的学术传承能量,相信未来会有力道展现。尽管法史学的教学与研究至此已呈现“从黄昏到黎明”的欣欣气象,但是展望未来,仍有值得努力之处:其一,促进中国法史与台湾地区法史的研究交融;其二,持续强化不同学科间的科际整合;其三,注重法史基础理论人才的培养。与此同时,作为法史学源头与根基的思想史和上中古史却急速凋萎,不能不说是件缺憾之事。因此,未来在法学院中,也应积极鼓励培养相关领域的人才。日本中京学院石田琢智教授也在主题发言中介绍了日本学习和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情况。
  会议主题发言后,研讨会分两个单元进行专题研讨。第一单元由吉林大学法学院霍存福教授主持,中山大学法学院徐忠明教授和河南大学法学院陈景良教授担任评议人,来自海峡两岸的四位学者作专题发言。中国政法大学徐世虹教授报告了清末民国时期汉律研究状况的部分成果,认为若将历史坐标定位于秦汉法律,便可发现它对唐律乃至此后的中华法系的影响是一脉相承、深刻而久远的。在法律形式、律篇构成、法定刑名、主要罪名、刑罚适用及立法精神上,秦汉律与唐律之间显现了不同程度的传承关系。秦汉法律研究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知唐律必先知秦汉律。以杜贵墀《汉律辑证》的成书之年(1897年)及敦煌汉简的首次发现之年(1907年)而计,秦汉法律研究已逾百年。对此百年若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为第一时期,主要研究特点为汉律辑佚考证。第二时期为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呈两个走向,一是借助先学的辑佚成果,秦汉律令体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二是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及考古成果的面世,此后逐步形成的秦汉法律研究融考古学、历史学为一体的学术传统肇端。第三时期为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是秦汉法律文献考古大发现时期,得益于数量众多的出土文献,秦汉法律的内容陡然丰富,学者的研究视角借此辐射于各个领域,成果极为丰硕。徐教授研讨的重点即在第一时期,认为这一时期的辑佚考证研究是奠基阶段,代表性成果有杜贵墀的《汉律辑证》(1897年)、张鹏一的《汉律类纂》(1907年)、沈家本的《汉律摭遗》(1912年)、程树德的《汉律考》(1918年)。日本学者的有浅井虎夫的《汉律令逸》(1911年)、小川茂树的《汉律略考》(1930年)。并对各家论著的优长与不足进行了客观允当的分析评价。中国政法大学李雪梅教授以会馆碑刻为中心,考察了清代工商行业规范与非正式法,认为清代碑刻法律史料存世较多,内容丰富;在反映中国传统法律多元格局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在清代与法律有关的碑文中,既可看到《大清律例》、皇帝钦颁圣旨、各部则例等正式法的细节,更可看到大量乡规民约、宗法族规、行业规则、寺观规范、书院规约等非正式法的全貌。就碑刻史料而言,在清代以前,乡规民约、宗法族规等非正式法占有较大的比重;而在清代,行业规则等非正式法的数量后来居上,增速明显。这与清代工商会馆的快速发展不无关系。工商会馆碑是清代行业规范的重要载体,而行业规范又是中国传统非正式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以百记的清代工商会馆碑刻,记载着行业公产保护、行业准入与自律自治、同业互助救济与应急救援事宜等规范内容。透过这些静态的碑文,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城市社会中非正式法的形成与运作机制,以及清代工商行业与社会、工商组织与业者个体、非正式法与正式法之间,相互依存、冲突、妥协的动态演进规律。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系陈惠馨教授以比较法观点探讨了清代法制史的研究取径,认为不管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或者新加坡,甚至日本或韩国等受到传统中国法制/法治深刻影响的法学研究者,都应该认识传统中国法制/法治。更重要的是我们非常急迫地需要组成中国法文化的研究团队,从跨领域与规范理论的角度,发展各种研究传统中国法制的研究方法,进行中国法制史或外国法制史的比较研究,最重要的研究者之间要尝试超越学科进行法制史研究的对话与讨论。传统中国法制强调的三纲五伦的生活价值观念并没有因为台湾现行法律的欧陆化或美国化而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价值判断。唯有当我们认真对待自己社会中传统的法律体制,我们才有可能在继受西方法律制度的同时,利用其优点设计适合我们自己需求的法律制度。目前有关清代法制史的研究取径,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清代法律体制的逻辑中分析清代法制;另外一种研究方向则是以西洋法律体制的结构与价值分析或评价传统中国法制。而清朝的法规范体系完整,法律的运作有效,是一套不同于欧陆也不同于英美的完整法律体系,恰当的研究路径是将法制史的研究结合当代法哲学、法理论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并认识清代法制。陈教授认为,未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重点之一可以集中在清代法制史的研究与近代西方法制发展史的比较上。中国政法大学李典蓉讲师对满文与清代司法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想要深入研究清史,就必须对清朝的另一个国语“满文”有所认识。能够运用清朝大量的满文文献,无疑等于在浩瀚的档案尘埃里挖掘数不清的宝玉,有裨于进一步了解清朝制度、社会、文化等的历史细节。满文档案,早期最著名者为清太祖、太宗朝的《满文老档》,《满文老档》即为当时满洲记注政事以及抄录往来文书的档册,夹杂着一部分与司法审判相关的档案。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盛京原档》是清人关前各部部院保存部分满文源文件以及其他方面杂档的总称,其中刑部72件档案,所占比重最大,保存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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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朱勇教授开幕式致辞,作者根据现场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参考张晋藩:《继往开来的中国法制史学六十年》(载《“传承与创新:中国法制史学六十年”与张晋藩先生执教六十年暨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文集》)暨张先生主题发言。以下转述各家观点均可参照其在此次研讨会“文集”中的文章,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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