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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国家责任与律师义务: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新审视
【副标题】 基于法援案件效果不彰的思考
【英文标题】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Lawyer Obligation: Review of Criminal Legal Aid System in China
【英文副标题】 Based on Analyzing the Ineffective of Legal Aid Cases
【作者】 刘小庆【作者单位】 成都高新区管理委员会经贸发展局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刑事法律援助;国家责任;律师义务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legal aid;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lawyer's obligation
【文章编码】 1671-5195(2017)03-0029-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3
【页码】 29
【摘要】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否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其制度设计往往都蕴含着一国对人权保障的尊重程度。在犯罪嫌疑人处于被追诉而无力聘请辩护律师的情况下,刑事法律援助就成为被告保障自身诉讼权益的唯一可能路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首先需对修法初衷的效果进行分析,然后对制度运行的现状进行考察并找准问题症结,最后需从体制机制上进行通盘考虑。为此,应当完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管理投入机制,明确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机制,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监测机制,畅通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多方联动机制,健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惩罚奖励机制。

【英文摘要】

The criminal legal aid system is perfect or not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index which measures a country's criminal litigation modernization level. The design of the criminal law system tends to reflect the degree of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country. If the criminal suspect is being prosecuted and cannot afford to hire a lawyer, criminal law aid has become the only possible path which defends their litigation rights. The revis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our country is based on accepting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of academic circles, and extend the scope of the recipient groups and ahead aid time, namely through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mensions to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Bu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s effect, criminal law aid has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id effectiveness, and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the system running status quo investigation system can find out the crux, and clear effect on the basis of the judicial value of ascension, and further to the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system consummation, the last to do system development prospec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2879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党中央从全局性的战略高度深刻阐释了完善社会主义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意义,并将法律援助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司法救助体系作为社会实现公正司法的主要抓手,为今后学界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指引,也为司法实践的积极探索提供了政策支撑。
  现阶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需求巨大。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的统计数据:“2014年共批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243075件,同比增长7.3%。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总数为240480件,增长了8.2%。其中通知辩护案件数为200949件;申请并获得批准案件数为38393件;强制医疗通知代理案件1138件。”{1}基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逐年激增的巨大需求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亟待提高的现状,笔者认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命题。
  一、修法初衷的效果分析
  为了对刑事法律制度加以完善,有必要考究其现状。
  目前,包含法律援助内容的法律共有10部,行政规范性文件中仅司法部发布的就有28部。司法部最早发布的文件是《关于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做好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司发通[1996]134号),此外,还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包含法律援助内容的司法解释文件。涉及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刑诉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以及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上述事实充分表明国家对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在众多的法律法规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时,在吸纳法律援助条例核心内容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进行了立法完善。
  刑事法律援助的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分水岭。新法实施以前,学界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国外立法成果,通过介绍域外法治国家的立法和实践经验,进而呼吁立法者从横向和纵向,即扩展援助对象和延伸援助阶段两个维度对刑事法律援助进行立法完善;同时,呼吁建立我国的公设辩护人制度或值班律师制度。这一时期的研究目的在于吸纳国外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同时借鉴或移植国外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归根结底,这一时期的研究可总结为“立法建议式”研究。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广泛吸纳了学界的研究成果,立法上扩展了援助范围,将援助时间延伸至侦查阶段。这表明立法者对学者研究的积极回应。
  新法实施后,关于刑事法律援助,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均掀起了一段小高潮,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尤其是在实证研究领域,学界对新法实施的效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细致的调研,根据调研的结果提出新法完善和细化的方向。简言之,这段时期的研究可归结为“批评完善式”研究。
  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后的效果,部分学者选取了试点区域进行实证研究,从调研的结果看,新法实施以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辩护效果方面不尽如人意。{2}新法实施前后,左卫民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刑事法律援助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和实体权利的救济基本平稳,试点地区法律援助辩护效果有限。{3}{4}笔者认为,新刑诉法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相关法条的完善就目前而言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当然,其效果可能尚需进一步的实践检验,但实践中的问题已不容学界忽视。对此,许多学者从宏观视角再次提出了修法建议。笔者认为,基于法律稳定性的需要,短时期内进行修法不太现实,司法解释所带来的效果亦不太明显。对此,研究的方向应当由宏观层面的立法建议式和批评完善式转向微观层面。诚然,刑事法律援助效果的好坏归根结底要落实在律师身上,律师这一群体的主观感受和客观需要才应当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通过研究援助律师执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律师案件的参与性和辩护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待援对象的合法权益,提升刑事法律援助的效果。
  二、制度运行的现状考察
  现阶段,虽然刑事诉讼法从法律文本层面进一步完善了刑事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但不容否认的是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律师面临着诸多有待考量和解决的制度性的问题。诸如调查难、取证难、会见难、办案补贴较少以及执业者人身风险性较高等。上述问题与我国以实体为导向的刑罚模式,刑事诉讼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线性结构以及普通公民将刑事辩护律师定位为“替坏人说话”的错误理念有关。具体而言,律师参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存在问题如下:
  (一)职业属性导致律师缺乏内生动力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根据2012年9月18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5条:“律师事务所可以由律师合伙设立、律师个人设立或者由国家出资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采用普通合伙或者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设立。”由此可知,我国律师事务所目前形成了国家设立、合伙设立、个人设立三分天下的基本格局。但究其而言,三种形式的律师事务所各自比例如何?由于资料收集的限制,尚未能提供全国性的数据。在此,笔者以四川省为例,分析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基本构成。根据2015年10月四川省司法厅发布的《2015年四川省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名录》{5},目前,四川全省通过考核的共有1078家律师事务所、14137名律师。笔者计算出其中合伙设立类型(包括普通合伙型和特殊合伙型)、个人设立型及国家出资型三种类型律师事务所分别为775家、195家、83家,另有25家律师事务所类型不详。合伙型占比为71.89%,个人设立型占比为18.09%,国资(国办)所占比为7.70%,前两种占比总计为89.98%。因此,合伙型和个人型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主流力量,其律师数量也具有压倒性优势。[1]从总体而言,市场经济趋利性和群体的组织特征决定了律师难以担负起刑事法律援助这一具有公共事务属性活动的重任。
  从立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和律师法颁布以后,律师职业和其他社会职业一样接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律师凭借自己的法律知识和职业技能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让渡自己的劳动获取相应的报酬,律师群体理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法制建设的服务者。从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出发,由于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和刑事法律服务的“稀缺性”导致了律师服务收费略高于其他社会工作者,这符合经济规律。律师职业的执业收费的“经济性”属性与刑事法律援助的低偿性慈善性以及义务强加型法律援助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职业属性导致律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缺乏内生的援助动力,尤其是在某些无偿案件中,律师参与案件的积极性就更加难以保证了。从观念层面而言,实践中存在将“援助”与“无偿”或者“低偿”划上等号的观念误区,忽略法律服务的经济属性,不少人理所应当地认为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就是出于崇高的道德义务和无私的法律义务而不应当收取任何费用或收取少量“办案补贴”。笔者认为,有必要破除观念上的误区,国家乃刑事法律援助的义务主体,律师是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而受援对象是接受服务的主体。
  (二)义务强加导致律师产生抵触情绪
  国家或者政府作为法律援助的义务主体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和中国学者的一致认同,但法律援助条例和律师法在明确国家作为法律援助责任主体的情况下,又规定了律师有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2]这让人感到费解和困惑。对于这项强加的义务,律师群体普遍存在抵触情绪。在刑事法律援助实践中这一问题更加凸显:一方面,从案件客观视角而言,法援案件律师介入案件时间较晚已成为不争事实。究其原因是由于缺乏刚性制裁机制[3]导致公检法怠于告知和通知,还是律师基于此类案件办理风险权衡和经济收益考虑而不愿接手。笔者认为上述因素都值得立法者充分考量。对于缺乏程序刚性制裁机制的问题,有学者建议将通知情况纳入办案机关执法检查、绩效考评范围。{6}另一方面,从律师主观角度看,“有的律师办案不尽职尽责,走过场,敷衍了事。有的甚至连过场都不走,办案不看卷‘不会见’不写辩护词,出庭辩护说几句套话‘空话’。”{7}实践中出现的上述问题究其根本在于客观方面法律规定的漏洞和不合理义务的强加。
  对于法律援助条例和律师法关于国家责任和律师义务的规定,存在这样的疑问:到底国家的责任和律师的义务之间是补充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国家和律师之间有没有先后顺序?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均语焉不详。从社会维度来看,刑事法律援助需要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公益性社会组织、律师介入多元力量的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任何单一力量均独木难支,国家理应发挥统领作用,不能随意摊派更不能推卸其法定义务。“强行摊派推行法律援助工作,无疑违背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本质要求。”{8}此外,从个案角度看,犯罪嫌疑人放弃委托辩护抑或放弃聘请律师,并非只关涉个案中被告自己诉讼权利的保障,更关涉法庭的公正审判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进而涉及整个国家的司法尊严。从这个意义上看,刑事法律援助是一项义不容辞的国家义务。国家为了援助对象的利益通过强加义务的方式来牺牲律师的利益,在这一增一减之中,就注定了援助效果不甚理想。
  (三)投入不足导致律师缺乏后续动力
  目前,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最大的瓶颈。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第一,国家财政投入不足。201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决算表显示,201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数为140370.03亿元,完成预算的100.6%,其中税收收入119175.31亿元,完成预算的99.2%。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1785.56亿元,完成预算的99.2%。{9}而2014年各级地方财政共投入法律援助经费为12.9亿余元,{10}2013年法律援助经费总额为162868.87万元,{11}两年相比,法律援助经费同比下降20.80%。2014年,法律援助经费总额占全年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仅为0.0085%。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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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司法部法律援助司.2014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二)[J].中国司法,2015(7):37.

{2}马静华.指定辩护律师作用之实证研究——以委托辩护为参照[J].现代法学,2010(6):178-179.

{3}左卫民,马静华.刑事法律援助改革试点之实证研究——基于D县试点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1):56-57.

{4}左卫民.都会区刑事法律援助:关于试点的实证研究与改革建言[J].法学评论,2014(6):171-174.

{5}四川省司法厅关于律所的公告[EB/OL].http:// www.scslsxh.com/system/20151118/000000492.html,201605-01.

{6}罗海敏.论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之弱势处境及改善——以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为视角[J].政法论坛,2014(6):119.

{7}顾永忠,杨剑炜.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现状与对策建言——基于2013年《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的考察与思考[J].法学杂志,2015(4):46.你怀了我的猴子

{8}王俊民,孔庆余.反思与超越:论法律援助之政府责任[J].政治与法律,2006(6).

{9}财政部公开2014年全国财政决算,公共财政实际支出15.18万亿元[EB/OL].http://news.xinhuanet.com/ fortune/2015-07/10/c_1115886520.htm.2016-05-01.

{10}司法部:五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总额达到70.4亿元[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5-09/17/ content_2933859.htm.2016-05-01.

{11}司法部法律援助司.2013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四)[J].中国司法,2014(9):74.

{12}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大陆总人口13.6亿[EB/OL].http://www.sc.xinhuanet.com/ content/2015-02/27/c_1114454558.htm.2016-05-01.

{13}2004年中国法律援助代表团考察加拿大情况报告[EB/OL].http://www.jsflyz.gov.cn/yjtt/hwlw/200611/ t20061105_5560.htm.2016-05-01.

{14}司法部法律援助司.2014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一)[J].中国司法,201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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