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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及其保障
【英文标题】 The Voluntariness Doctrine of Guilty Plea and it Guarantee
【作者】 孔冠颖【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自愿性;明知性;律师辩护;撤回权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7)01-0020-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
【页码】 20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问题。做好试点工作,积极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慎重解决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律师辩护和被告人撤回权等问题。为确保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应明确自愿性和明知性的客观判定标准,以权利告知书和证据开示制度强化被告人知悉权,以律师参与及法院审查保障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对于律师辩护,应发挥现有值班律师制度的作用,明确值班律师以法律帮助人的身份协助被告人认罪认罚,设置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程序中提出错误建议导致被告人不利益的救济机制;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撤回权,应将其区分为自由撤回、限制撤回及例外撤回三类,并明确其行使程序等问题。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0613    
  
  2016年9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决定》),正式授权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城市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随后,“两高三部”又联合颁布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从宽试点工作的办法》。然而,对于如何推进试点工作,各界还存在一些争论。本文立足我国现有司法体制,结合《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围绕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下的律师辩护及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撤回权等问题展开理论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讨论制度构建,以期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顺利推行提供有益借鉴。
  一、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的核心与前提。然而,认罪的“自愿性”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被告人“认罪认罚”为条件,以审判机关“从宽”处理为结果。这个制度为被告人设定了一道必须回答的选择题:如果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他会得到“从宽”处理的结果;如果被告人选择不认罪认罚,他将无法享受“从宽”处理这一额外收益。从消极的角度而言,第一种选择以“从宽”为激励,第二种选择以“不得从宽”为强迫,因此,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并非绝对的自愿,而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制度化”的自愿。基于此前提,以何种标准判定被告人是否自愿以及采取哪些制度保障被告人的自愿,是本文探讨的首要问题。
  (一)自愿性的实体判定标准
  第一,自愿性标准。在我国语境下,“认罪”是提供有关犯罪细节的供述,不能仅是形式化的宣布认罪,因为供述比形式化的认罪宣告更容易反映犯罪人主观上的悔过态度。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认罪”意味着对被指控犯罪事实的承认和叙述,[1]其证据形式表现为被告人供述。《刑事诉讼法》为防止办案机关以非法方法获得被追诉人的口供,增设50条并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仔细研读此法条,可以发现其从反面为被告人认罪自愿性设定了客观判定标准。所谓“强迫”证实自己有罪正是“自愿”认罪的反面状态,而“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即是强迫的具体表现形式。将“自愿性”从对被告人主观意志的判定,转为对“刑讯逼供、威胁、引诱以及欺骗等非法方式”的客观行为的判定,问题则简化很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解释》)第95条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则将“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与“刑讯逼供”并列。
  据此,认罪自愿性的判断标准已然明晰客观。首先,追诉机关不能以刑讯、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身体强制方法逼迫被告人认罪。其次,追诉机关也不能以威胁等使被告人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其进行有罪供述。例如,追诉机关不能将不认罪等同于抗拒,并以“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对被追诉人施以精神压迫,威胁其作认罪认罚的选择。最后,对于何谓引诱和欺骗,笔者认为,如果追诉机关以“罪名减少或罪数减少或不符合规定的大幅度减免刑罚”为条件诱惑、欺骗被告人作认罪供述,即可界定为引诱和欺骗。
  第二,明知性标准。在实践中,我们常常可以听闻法律知识与信息匮乏的被告人自被追诉开始,就口口声声称认罪悔过。但事实上,他们往往并不知晓所认之罪是否与事实相符、是否有证据支持、是否构成犯罪。此种“自愿”虽然受自由意志支配,然而它仅仅是一种“虚假”的自愿,缺少最起码的信息基础和智力支持。而这两个条件,可被概括为明知性标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告人认罪认罚必须明确知道以下两项内容:一是被指控犯罪的性质,二是认罪之后的后果。
  被告人对其被指控犯罪性质的明知,是正当程序首要且公认的一项要求,[2]在认罪答辩中亦应如此。然而被告人需要对其被指控犯罪的性质理解到何种程度才可以满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明知性的要求呢?被告人对所为事实的自愿供述或者对追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是停留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认罪,而所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则需要在刑法下进行价值判断。例如某被告人甲承认自己用石头砸被害人乙,导致乙死亡,此为基于“事实判断”的认罪供述。追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起诉被告人甲,此为“价值判断”的追诉。但是被告人却不一定认同此价值判断,因为杀人事实的背后存在着被告人正当防卫的可能,亦存在着主观过失的可能。因而,被告不仅要对所为事实进行认定,同时要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进行价值判定,从而选择是否认罪。这是否意味着被告人对所被指控犯罪的每一个构成要件都需要达至明知的程度呢?笔者认为没必要亦不现实。鉴于法律规定的专业性和繁复性,普通被告人很难全面了解自身行为的犯罪构成要件,但是必须保障被告人对关键构成要素的明知。例如,上述案例中必须对主观要件予以明确。而为了保障被告人的明知,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以及律师的参与必不可少。
  此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告人的自认不应仅停留在罪名指控方面,更应扩展至对“认罪后果”的认可方面。所谓“认罪后果”,既包括所认之罪在实体法上的刑罚后果,也包括程序法上的权利克减,即同意放弃适用普通程序审判的权利,转而适用简易程序或者速裁程序等。因此,被告人只有在全面获知以上信息的情况下,在权衡审判结果与认罪认罚结果之后,才能理智处分自己的权利并与追诉机关达成认罪协议。
  (二)自愿性的程序保障
  无论对犯罪指控性质的明知抑或是对认罪结果的明知,我们都难以准确判定被告人的主观意志,但我们可以通过对追诉机关课以告知义务并对法院课以审查义务,并尽可能保障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积极参与,来推定被告人的主观明知。因而,明确自愿性的实体判定标准只是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第一步,如何确保被告人在自愿、明知的情况下认罪认罚才是该制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快醒醒开学了
  1.明确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50条新增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表述,首次明确被告人享有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然而第118条却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此种冲突性规定带给我们的疑问是,在以认罪为前提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告人是否享有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呢?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保障的是被追诉者的沉默权,换言之,国家机关不得强制任何被告人作出自我归罪的供述。这可以分解为三个要素,一是适用于刑事追诉程序;二是有选择供述与否的自由;三是强制要素。[3]将此三要素对应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一是认罪认罚程序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程序;二是被告人在被追诉过程中应享有认罪与不认罪的自由;三是追诉机关不得以任何强制手段迫使被告人作认罪供述。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明确被告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是保障其自愿性的关键。只有首先享有不认罪的自由,进而才可以保障认罪的自愿性。
  2.完善被告人知悉权
  知悉权作为一项诉讼权利,通常指的是获知诉讼中与自己权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从而理性有效地行使或处分自己权益的权利。与这项权利相对应的是国家司法机关的告知义务。根据以上实体判定标准,被告人只有在明知其被指控行为的性质以及认罪后果的情况下所作的认罪答辩才符合自愿性的判定标准,而对追诉机关课以告知义务是保障知悉权的前提。在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中,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完善被告人的知悉权。
  其一,完善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建议追诉机关制作权利告知书,具体内容包括:(1)被告人享有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即认罪或不认罪的自由;(2)控方的具体指控及法定刑期;(3)指控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及法律规定;(4)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5)认罪认罚的实体后果——控方的量刑建议及其他宽免政策等;(6)认罪认罚的程序后果——适用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7)认罪认罚撤回权行使的时间及后果;(8)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认罪认罚程序以及是否要求律师提供帮助。在审查起诉期间,对有条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被告人出示并宣读权利告知书,由被告人选择是否认罪并签名或按压指纹。
  其二,确立证据开示制度。我国目前虽然没有确立证据开示制度,但是《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已为我国构建证据开示制度提供了可能。首先,在侦查阶段,将辩护律师参与诉讼的时间提前,使得辩护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第6条规定,“案件有关情况”包括“已查明的该罪主要事实”。这表明在侦查阶段,在不影响侦查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向辩护律师开示一些证据;而辩护律师提出意见主要是指《刑事诉讼法》159条所规定的辩护律师在案件侦查终结前,有权要求侦查机关听取其意见。这一规定意味着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提供有关犯罪嫌疑人有无所涉嫌罪名和罪行轻重的证据材料,赋予了辩方主动开示证据的权利。其次,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诉讼法》38条规定辩方在此阶段的阅卷权及阅卷范围,可以理解为控方证据开示义务以及证据开示的范围。第37条第4款赋予辩护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的权利。依此规定,辩护律师有权向被告人一一展示从控方所获得的证据,从而实现被告人的证据知悉权。最后,第40条规定对于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不在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辩方负有及时向控方开示的义务,为构建双向证据开示制度奠定了基础。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下进行的,并且适用的时间节点在审查起诉阶段。此阶段,对于已经固定的确实充分的证据,控方有义务向辩方开示,尤其是对于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控方的证据开示是其获悉相关证据的唯一途径,也是明知且自愿选择认罪的基础性保障措施。
  3.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
  尽管控方负有告知义务,被告人亦可行使其知悉权,然而应然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并不尽然均可以实现于个案中,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是实现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关键。一方面,辩护律师独立调查取证并阅览案卷,能全面获取证据信息。如若发现有利于被告人减刑的证据,可以帮助被告人增加减刑的砝码;若发现控方证据的瑕疵,则很有可能扭转局势,转为无罪辩护。另一方面,辩护律师以其对被告人的忠实义务、专业的法律知识和获取的信息制衡控方,以弥补被告人在资源、知识以及心态上的劣势,寻求在认罪认罚中的平等协商并作出自愿且明智的选择。原则上,在认罪认罚制度下,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离不开律师的帮助。对于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律师辩护的具体问题,下文将予以详细论述。
  4.课以法院审查自愿性的义务
  对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法院对认罪认罚协议享有最终裁判权,而确定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是法官审查认罪认罚协议的首要问题。依据认罪认罚的实体标准,法院首先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审查:其一,被告人的认罪是否出于自愿;其二,被告人是否了解其被指控的犯罪、刑期及放弃权利的后果。对于自愿性认定标准的审查时间,笔者建议,以庭前会议阶段为宜。不同于追求形式真实的英美法系国家,我国追求实质真实,即被告人认罪,我们仍然保障其接受审判的权利,而非直接进入量刑阶段。而问题就在于,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在庭审阶段被判定为非自愿达成,那么判定认罪协议无效的法官是否和以普通程序开庭审理此案的法官为同一名法官?如果相同,那么如何防止法官的预断?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法院应在庭前会议进行审查,以确保自愿认罪认罚并防止庭审法官的预断。
  二、认罪认罚自愿性与律师辩护
  从国家层面而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4]因而,将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适用于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是提高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必然选择。从个人层面而言,无论认罪认罚后适用简易程序还是速裁程序,都意味着被告人权利的减损:实体方面,被告人认罪意味着放弃了无罪判决的机会,即使以“量刑减让”为结果,也必然遭遇自由、财产以及名誉等方面的不利益;程序方面,被告人认罪即意味着放弃相关程序权利,如放弃获得普通程序审判的权利和与证人对质的权利。因此,程序设计者必须将被告人权利的减损降到最低限度,即保证被告人在充分理解所面临的相关环境及可能结果的情况下自愿放弃相关权利。而赋予被告人律师帮助权,能够弥补被告人的身份弱势、资讯匮乏、法律知识欠缺,获得全面而准确的信息,理智权衡认罪与否的利弊,是保障被告人权利减损正当性的最重要方式。
  (一)强制辩护的引入问题
  推行强制辩护制度,对那些无力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一律指派法律援助律师进行辩护,[5]是保障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权利减损正当性的必然选择。然而,考虑到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及司法资源配置,设置强制辩护仍面临较大的制度障碍。
  1.我国缺乏引入强制辩护的立法基础
  强制辩护源于大陆法系国家,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国家有义务为某些特定案件中的被追诉者指定辩护人,否则无辩护人参与的诉讼活动将得到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6]
  《刑事诉讼法》34条第2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可见,我国确立了强制性法律援助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确立了强制辩护制度,两者区别明显:首先,强制性法律援助案件的适用是以特定被告人而非特定案件为区分;其次,强制法律援助的决定主体是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因此其适用阶段不仅仅局限于审判阶段,而是延伸到侦查、起诉阶段,并且指派律师的主体是法律援助机构而非法院;再次,被告人有选择是否接受强制辩护的权利,因此其强制力并不绝对。根据《刑诉解释》第45条第2款规定,在强制性法律援助的案件中,如果“被告人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法院应当查明原因。理由正当的,应当准许,但被告人须另行委托辩护人;被告人未另行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律师为其辩护”。对第二次拒绝法律援助如何处理,《刑诉解释》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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