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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刑事羁押期限制度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
【作者】 张玉清 顾莉君 唐开明【作者单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刑事羁押;期限;成因;对策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9)08-0156-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8
【页码】 156
【摘要】

刑事羁押是公安司法机关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刑事拘留及逮捕羁押措施。正确适用刑事羁押,对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起着重要作用。刑事羁押期限制度中存在案件流转时间过长、当事人及辩护人“申请延期审理”的权利被异化、适用精神病司法鉴定不规范等问题,需认真分析具体成因,进一步完薄湘关法律规定、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5818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羁押的条件、期限及适用程序作了严格规定。近年来,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纠正和防范超期羁押的刑事政策、司法解释和规章制度,各级政法机关依法纠正了一批超期羁押案件,各羁押场所明显违法的超期羁押现象已基本得到纠正。但从实践看,现行刑事羁押期限制度在根据法定事由办理不计入羁押期限或延长羁押期限的工作中仍不够规范,执行羁押期限不够严格,甚至出现了规避法律规定变相延长办案期限的情况,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一、刑事羁押期限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送达期间”的起讫点不明确,案件流转时间过长
  刑事诉讼一般分为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五个阶段。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还可以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随着诉讼的不断推进,案件须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之间流转。近年来,我们专门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间”、“送达”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依法变更刑事诉讼阶段时,办案单位之间移送案件所用时间较长,特别是检察院提起公诉到法院立案之间的时间过长,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不够完善。《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3款规定“法定期间不包括在路途上的时间”,却未对“路途时间”的起迄点作出界定。对此,各司法机关认识不一、标准各异。有的以交邮或交有关职能部门为截止日;有的以单位收到案件或以职能部门收到案件为起始之日;有的还常常将案件在机关内部流转的时间,甚至聘请翻译人员的时间也统统纳入“路途上的时间”,而不计入办案期限,导致“送达期间”远远超过案卷材料邮递的时间。
  第二,少数办案人员执法观念存在偏差。少数办案人员头脑里仍然存在“实体公正是硬指标,程序公正是软任务”的错误思想,单纯追求办案数量,而忽略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定办案期限届满仍不能办结案件时,不是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而是规避法律规定,采用一些合法的方式来变相延长办案时间。有的办案人员总怕承担办错案的责任,认为“放人就意味着办错案,就要追究责任”,不敢独立承担办案责任,不敢对案件提出自己的审查处理意见,而是将矛盾上交领导。案件内部请示逾期了,也不主动提醒,造成案件超审限,而承办人员却认为与己无关,不以为然。
  第三,办案作风存在拖拉现象。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办案人员的职责和权限界定日趋合理,但办案中责权不明晰、责权比例失衡等弊端尚未根本解决,承办人的主观能动性未能充分调动起来,按部就班的现象经常可见。于是,案件在移送、报送、审批、印发等流转过程中产生拖延。而这些滞留的时间全被作为“送达期间”予以处理。
  第四,因案件疑难复杂而导致久拖不决。实践中,案件久拖不决、犯罪嫌疑人被较长时间羁押的大多为经济类型犯罪,占长期羁押人员的三分之二。此类人员犯罪智能化程度普遍较高,如假借签订经济合同的形式或履行部分“合同”蒙骗对方,以取得信任,最终达到犯罪的目,而且到案后的规避法律和抗审能力强,客观上存在着侦查取证难、事实认定难、审理定性难等情况,导致诉讼办案时间不够,于是少数办案人员就采用一些“合理的”或是法律无明确规定的办法来延长法定办案期限。
  (二)对法院“立案审查”时间应否计入审限规定自相矛盾来自北大法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的期限计入人民法院的审理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决定是否受理,应当在7日内审查完毕,且审查的时间“计入审理期限”。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收到起诉书后,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其第8条规定:“案件的审理期限从立案次日起计算”。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地方法院受理公诉案件时将立案审查期限不计入审限。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案件审理流程管理办法》第4条、第7条就规定:“立案庭收到起诉书后,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审理期限从立案次日起计算”。为此,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这一现象:在不作任何延长的情况下,法院审理案件的期限除1个半月外,还有立案前审查的7日,即“45日+7日=52日”。但这又往往造成看守所和监所检察部门对在押人员羁押期限的计算与法院有所出入,进而对是否超期羁押被告人产生了分歧意见。
  笔者认为,法院对公诉案件的立案审查时间应计入审理期限。有关立案审查不计入审理期限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意图相悖。1996年《刑事诉讼法》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相比,其一大进步即是对司法机关办案时间的规范和控制,亦即对在押人员羁押期限的规范和控制。而1979年《刑事诉讼法》就没有“立案前的审查不计入审理期限”的规定,更何况1996年《刑事诉讼法》呢?同时,这一规定本身与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不协调。对被告人在押的刑事案件,造成监管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计算羁押期限的方法不一致,对被告人是否被超期羁押产生意见分歧。通常情况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就将换押通知书送达看守所,看守所往往以此开始计算法院的审理期限,而法院实际上还需要进行立案前的审查,审查的时间又不计入审理期限,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就在无形中被延长了7日。
  (三)当事人、辩护人“申请延期审理”的权利被异化
  《刑事诉讼法》第159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该法第165条又规定,法庭同意上述申请的,可以延期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6条规定上述“延期审理的时间不得超过1个月,延期审理的时间不计入审限”。该法条及司法解释在实践适用中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未明确延期审理的次数;二是对多名被告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未明确可以申请延期的人数。于是,这项旨在保护当事人刑事诉讼权利的法律制度,在当前司法环境下有被异化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延期审理的次数过多,导致羁押期限过长。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参照《刑事诉讼法》第140条“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的规定,对当事人和辩护人申请延期的次数掌握在二次以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延期审理的情况较为普遍,其中还有个别律师应法官的要求而提出延期审理申请的案件,从而达到延长办案期限的目的。二是延期审理的人数过多,导致羁押期限过长。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往往有多名被告人的辩护人均提出延期审理的要求,法院在“不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情况下也只能作出同意的决定,而且对每次申请都得批准,因为后一名律师是否申请延期,常常取决于前一名律师在延期审理期间的工作成果如何,否则就有违反公平原则之嫌。如此这般,诉讼期限就会被拉得很长。如某案件有6名同案犯,因每名辩护人都申请了1次延期审理,导致所有被告人被关押长达2年零6个月,在押人员及其亲属对案件久拖不决意见很大。
  我们认为,上途“延期审理申请权”的不规范做法必须纠正,理由是:(1)公诉人和律师是相对应的两方,在同一案件中要求补充取证的机会也应该对等。既然法律限定公诉人申请延期审理不能超过二次,那么律师也不应该超过二次。(2)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将所有律师申请延期审理的总次数限定为二次也不会妨碍律师之间的公平,因为当法院批准一个律师的申请后,其他律师也可以利用这一延期审理的时间。(3)如果可以二次以上批准律师的延期审理申请,并借此变相地延长审理期限,那就意味着法院的办案期限将不受任何限制。
  (四)检察机关对二审案件的“阅卷时间”规定比较模糊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第二审开庭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必须在开庭10日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该条对检察机关二审阅卷的时间未作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7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开庭10日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查阅卷宗。自通知后第2日起,人民检察院查阅卷宗超过7日后的期限,不计入第二审审理期限”。据此,二审法院给予二审检察机关阅卷审查、准备出庭的时间是7日,如果超过7日,则不算在法定的审理期限内。但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是:二审检察机关到法院阅卷的时间往往很长,有的甚至达到数月。那么超过7日的检察机关阅卷时间如何看待,在押的被告人因此是否属于“超期羁押”?一种意见认为,不存在超期羁押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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